文/特约记者 李 雷 彭 军

梁山：一一五师好汉们的饕餮盛宴

文/特约记者 李 雷 彭 军

1939年8月，第115师特务营等部在鲁西梁山南某高地伏击围歼日军300余人。这是我军阵地

司令员，心喜欢，集合同志把话言：

你说鬼子来干啥？他是给咱送子弹。

机枪、大炮交给咱，任么都不给咱要钱。

饼干咱要当点心，日本罐头咱也要尝尝鲜。

汽车砸烂咱没用，洋马先拣好的牵。

大家听罢齐鼓掌，便宜买卖咱干干。

司令马上下命令，胜利战果抢时间。

首先开动敢死队，后边紧跟挺进连。

大队人马齐出动，还有那自愿参加的游击队、模范班、妇救会、儿童团、青抗先……

——袁瑞章《打独山》（山东快书）

总司令的电报

海拔200米的梁山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座好手10分钟就可登顶的小山，就因为出过宋江、林冲等好汉，让中国人耳熟能详了几百年。梁山边上还有更小的龟山、凤凰山，它们中间的平地，就是今天的梁山县城。

梁山南面有一座独山，是一个孤立山头，只有30多米高，沿山脚绕一周，不过一刻钟。独山南侧峭岩壁立，被称为乱石岗。独山脚下是独山村，相较其他村，独山村的村民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即烧石灰。1939年8月2日，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在独山乱石岗、石灰窑及车马大店打了日军一个伏击，战斗打得漂亮，将一座标高30多米的小山打进了历史。今天，无论翻看《中国抗日战争史》还是《民国军事史》，都能看到独山远远超过其自身海拔和体量的光辉。

独山战斗是那次梁山战斗的高潮，独山战斗结束，就是整个战斗的结束。之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曾于8月7日致电向蒋介石汇报梁山战斗，这封题为《朱德、彭德怀报告八路军在鲁西歼敌战况战绩电谕委员长蒋嵩密（加表）》的电报，现收录于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五）编号5405。该电记录了此战的经过，原文如下（转引自《梁山县志》）：

据陈代师长未江（8月3日）午电报称：敌人大举“扫荡”鲁西计划，截止上月中旬止，基本上被我粉碎后，鲁西战局暂告稳定。我乘机分向津浦路及济宁至东阿公路不断破坏，迭获成绩，敌人防不胜防。敌为保障该路安全，驱逐我军，计于上月30日（应为31日，日俘的记载亦为31日——作者注）由济宁、汶上抽出沃池、长田两部共约步炮四百余，东（1）日由汶上西北进占靳家口（东平湖西岸），与我杨勇团一部接触。我为诱敌深入计，东（1）日该敌继续西犯。10时，进抵梁山任庄村附近（独山村），我即以师直属特务营与敌正面保持接触。杨勇团一部绕敌后与特务营夹攻该敌，激战一昼夜，战况甚烈，直至凌晨始将敌大部歼灭，少数向汶上脱逃。毙敌三百余，俘日军官兵二十四人。是后，计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七五小炮两门，轻机关枪十余挺，步枪百五十余支，掷弹筒三个，小型电发报机兼无线电话一装之电台一架，有线电话兼收发报机两架，战刀十余。并缴获炮弹五百余发，骡马五十余匹，军用品、文件甚多，等情。除饬速详讯俘敌口供、清查文件具报并分报外，谨闻。朱德、彭德怀叩。虞未（7日13时至15时）印。

之所以要将整个电报都转引过来，是笔者认为这封电报是这次战斗最权威的记录，虽然它很简单。

客观地说，梁山战斗规模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战果十分突出，大炮骡马这些装备还在其次，甚至“毙敌三百余”也还在其次，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战果是“俘日军官兵二十四人”。这24人是否后来都被八路军改造成了“反战士兵”？笔者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其中二人却留下了较多踪迹：其一为水野靖夫，其一为佐藤猛夫。

两个战俘

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水野靖夫的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在这本仅200页的小册子中，水野回忆了自己从出征到回国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写清了自己思想变化的经过——从一个被军国主义思想绑架的好战学生，转变为一个反战人士的经过。在参加“日本人觉醒联盟”后，他感到：“不论对日本这个国家，还是对每一个日本士兵的生命，我们这些觉醒了的日本人都是理所当然地负有责任。思想上建立了组织，反过来组织又强化了我们的思想……”水野靖夫不仅参加了战前喊话，还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教八路军干部日文，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心理战等“软杀伤”战术。

《环球人物》杂志2006年还刊登了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殷占堂的文章，介绍其在日本期间，所了解到的被日本媒体称作“小泉的最大敌人”的一些日本老人。作者说：“原来，‘小泉的最大敌人’就是日本‘八四会’的成员。‘八四会’也称‘椰子实会’，成立于1958年，会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人。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目前在世的只剩10余人，而且大都已年过八旬……他们不仅对日本，对中国也是一笔财富。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亲历日本侵华暴行、能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提供最有力证据的日本人。”作者采访了当时已86岁高龄的水野靖夫：“他对笔者说，一看到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有种‘喊话’的冲动。”所谓“喊话”，就是水野当年追随八路军向碉堡炮楼里的日本兵进行的阵前喊话。水野在80多岁高龄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阻止战争的使命，向日本政客、日本社会“喊话”呼吁和平。

佐藤猛夫1910年生，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人。1937年4月毕业于东京帝大医学部。1938年5月，在结婚仅十来天后换上卫生二等兵的制服进入日本军国主义军队。“9月开始了为培养军医的短期军医志愿兵的训练……每半个月晋升一次军衔，到12月晋升为中尉军医。”1939年5月来到中国。梁山战斗中被俘后，到八路军野战总预备医院当医生。开始一度想要逃跑，后来发高烧昏迷三天三夜，经八路军医生精心治疗后康复，从此获得“新生”，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八路军的医疗服务中，直到战后归国。当时，为了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对俘虏士兵家属的迫害，八路军总部规定凡被俘日军士兵都要改一个新的名字，佐藤猛夫就改名为山田一郎。特别要提到的是，佐藤猛夫于1942年申请加入了共产党，1943年被批准为正式党员，1945年曾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日本后，他创办了由日共直接领导的代代木总医院，长期担任院长。

简单了解水野靖夫和佐藤猛夫的故事后，相信很多人已经认同了笔者的观点：他们这样的战俘才是梁山战斗最重要的战果——中国的古诗早就说过：“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然而，作战，总是要消灭敌人的，虽然八路是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并不仅仅是要消灭敌人。但是战争就是战争，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

伊藤猛夫《幸运的人》

双方兵力

据日方战史资料，在独山被歼灭的日军长田大队，正式番号是：第32师团步兵第212联队第1大队。第32师团，是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向长期化、持久化发展，日军以维持占领地的“治安”和“警备”为目的，于1939年2月7日新设立的师团（日方称“中国治安师团”）之一，驻山东兖州地区。

佐藤猛夫在其回忆录里记录的日军兵力是：“第一大队（大队长长田少佐）的讨伐队率本部要员和步兵、机关枪、大队炮、野战炮各一小队约200人。”水野靖夫在其回忆录里称：“7月31日，我们的部队突然接到了护送野尻炮小队的出发命令……于是急急忙忙地从长田部队直属队的各中队中分别选出几十个人，编成了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护送队。”

天涯社区有人发帖，称佐藤猛夫回忆录关于日军兵力的详细记载是：

一、步兵第212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长田敏江步兵少佐，计177人，分别是：第1大队本部30人；第2中队第1小队46人；第4中队第3小队47人；第1机枪中队第3小队39人；第1大队大队炮分队15人）；

二、野尻炮小队（小队长野尻博炮兵少尉，计52人）；

三、汶上伪警备队（队长肖方代，计50余人）；

四、其他还有一些中国苦力等（约50人）；

以上共计约329人，其中日军为229人。

这一详细数字，笔者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佐藤猛夫回忆录《幸运的人》中并未发现，只看到上述“约200人”的记录。

但对照水野靖夫的记录，应该可以确定：

日军方面，日本军人200左右，中国伪军及劳工100左右。这与朱德、彭德怀所报告的400余人（《中国抗日战争史》使用的亦是此一数字——作者注）略有出入。考虑当时作战紧张，口供等方面难免有误，所以应该是可信的。有些资料，如《民国军事史》记当时日军方面有600多人，显然过于夸大了。

八路军方面，朱德、彭德怀的报告提到两个番号，即杨勇团一部和师直特务营。梁山抗日纪念馆将前者具体为第686团第3营，《民国军事史》也记为第686团。但也有一些资料将其番号记为独立旅第3营。据《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记载，梁山作战的8月2日前一天，即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致电第115师，要求把第686团调往鲁南，第686团根据师部命令，立即从鲁西出发，于9月初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

那么，究竟是哪支部队呢？

笔者在梁山县人武部走访查阅史料时发现，由该部编写且即将出版的《梁山县军事志》记载：“1939年7月1日，东进支队第686团第3营扩建成八路军第115师独立旅。”

686团的团长当时就是杨勇。所以，朱总司令的报告没有错。8月1日686团去鲁南的时候，是没有第3营的，这一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有明确记载，所以去鲁南的记载也没有错。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打仗的部队就是原第686团第3营，只不过当时已经成了独立旅（杨勇任旅长）的第3营。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部队扩张过快，一些番号还未及向上报备，所以对上仍称原番号或部队首长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为简洁，本文在叙述中也在此战斗中沿用686团的番号。

梁山战斗示意图

战斗经过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华北地区大部沦陷，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战争阶段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逐渐展开。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及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转战于晋、察、冀、豫等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日军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大举进攻山东，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望风而逃，日军如入无人之地，在齐鲁大地上侵城占地，涂炭人民。1939年第115师师部在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率领下，穿越平汉铁路，横渡黄河，东进鲁西，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扩大抗日武装。第115师挺进鲁西南后，首战郓城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毙伤敌200余人、俘敌300余人，继之摧毁了潘庄鲁西汉奸总部，此后又不断拔除运河岸上的一些日伪据点。八路军的作战行动大大震动了山东日军。

1939年8月1日，驻军梁山的第115师师部及师直属队在位于虎头峰下的孟家林（梁山南侧）准备召开庆祝建军节大会时，得到敌情报告：有敌军步兵、炮兵及伪军各一部已西渡运河，正向梁山进犯。陈光、罗荣桓决定立即投入战斗，并将庆祝会改为战斗动员会。

在中方的资料记载中，多将日军的此次出动定义为“扫荡”，原因是：日军长田敏江大队长是日本天皇的亲戚（一说是皇叔，一说是天皇的外甥——作者注），长田在出发前曾受到天皇的接见和勉励，因而到中国后急欲立功，不断地带兵四处活动。但水野靖夫在回忆中记述，此次出动主要是护送野尻的炮兵小队增援友军。考虑到水野当时的身份较低，只是上等兵，所以他有可能并不完全知情，也许野尻炮兵小队是配属其行动也未可知。因为在佐藤猛夫的回忆里，说的就是长田“率”野战炮小队，还将此次出兵定义为“出动”，且明确表示是出去“剿匪”（讨伐八路军）。佐藤回忆，“在汶上县驻屯的两个半月中，总共出动三次、每次三四天……前两次都没有遭遇八路军”，“据不太准确的情报，在位于山东省西部、兖州东南的梁山一带，有相当数量的八路军出没”。但是在二人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长田的皇亲身份。

长田大队出来“扫荡”是在7月31日，当天渡过黄河，宿营在梁山东部的馆驿村。8月1日继续西进，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已被八路军发现。虽然各处记载略有出入，但可信的行程为：日军1日拂晓启程，待早上8点多钟行至梁山东侧15公里处的王府集时，被第115师担负监视和袭扰任务的小分队在村西突袭。

小分队打完就撤，日军继续前进，上午9时进入梁山脚下（南侧）的马振杨村。在马振杨村，日军进行了抢掠，然后就毫无戒备地休息。第115师师直特务营第2、4连和骑兵连对其进行了第二次袭扰，毙敌40余人。

马振杨村北面是梁山，南面是独山，独山南面有几座石灰窑，窑附近有两处车马店大院。日军从马振杨村出来，不敢上山，躲进石灰窑、车马店及附近的几所房子里。入夜后，第115师686团及特务营向敌发动攻击。按梁山县政协文史科当年采访的记录，战斗情况具体为：特务营骑兵连从独山西北角冲进村子，第686团第3营第10连从山西南方向冲锋，并迅速占领乱石岗有利地形，第3营第12连则直冲石灰窑及日军驻扎的其他院落。战斗激烈，于8月2日凌晨2时进入高潮，拂晓进入白热化，天亮时结束。

梁山歼灭战中，我军缴获的两门日军野炮

第二次袭扰

在《梁山文史资料第二辑》，收录有一篇题为《梁山抗日歼灭战前后》的回忆文章（口述者李风歧、刘清云，整理者刘炳礼）。文章记载，1939年农历六月十七上午（据查万年历，8月1日应为农历六月十六——作者注），当日军进至前集（马振杨村附近）东南约3.5公里时，正在操练的杨勇部才停止训练，开始隐蔽。“……大约吸袋烟的工夫，日军便来到了前集村的南场，把马拉炮车上的大炮支好，首先向正北、正东发炮。当时我八路军有一小分队隐蔽在前集东头戏楼附近，鬼子打炮时，伤我八路军战士一名，其余战斗顺着海壕和山坡向西转移……这段路线，一直由前集村农民孟广坤担任向导。此刻，鬼子穷追紧逼，抓住前集村民刘海青为其带路。当行至马振杨村的王家大坑时，鬼子热得受不了，便跳进坑里洗起澡来……刘海青乘机逃脱。这时，已有周密部署的我八路军在独山山头故意鸣枪，目的在于把鬼子引向独山脚下……”

但是作者叙述到此，就戛然而止，急转直下开始讲述晚上的战斗，但主要是他们听到的枪声之类。可见，是由于见证人都脱离了现场的原故。按梁山政协文史科的记载，这应该是对日军的第二次袭扰，而非是为把鬼子吸引到独山脚下。八路军方面出动的应是特务营，而非“杨勇部”——一般老百姓往往很难记住部队的番号，而习惯于把部队与名人挂钩，杨勇在此战之前已在山东多地作战，名声响亮，所以安在了他的名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袭扰应该是确凿的，水野靖夫后来的记录是：

这时骄阳似火，田野间寂静无声，好像我方在唱独角戏，一点也没有实战的感觉。当散兵线快接近山麓二百米左右的地方，才看到了有两个敌人在山腰一带活动……可是，不大工夫，就从山里哒哒地响起了机枪声。这是捷克式机枪的声音。毫无疑问，我们碰上了正规军。当时，我担任步兵炮的观测手，立即拼命寻找机枪的所在。先发射了两三发试射，可是捷克机枪的声音并没有停止，相反地，却向我方瞄射过来，在我附近的两三个战友一个个应声倒下……事到如今，大队长只好带着指挥小队先撤退了，接着就下达了全军退却的命令……有时被绊倒，定睛一看就会发现到处都躺着尸体……时间刚过六点，夜幕就笼罩了平原。经过清点人数，才知道部队已折兵过半，还有几个小队几乎被全歼。

梁山政协文史科的记载，第二次袭扰只毙敌40余人。一般来说，毙敌人数与伤敌人数相比，伤敌人数可能会更大，所以水野“折兵过半”的意思应该是说伤亡过半（佐藤猛夫在回忆录也表示伤亡很大，但没有具体数字——作者注）。总之，以日军为主体的日伪军300来人的队伍中大约有150人还有完整的战斗力，另外的伤员部分也应该有一些人具有战斗力——佐藤回忆，当晚“暮色降临，四周昏暗下来。救治伤员也告一段落……”应该可以推测，伤员中的重伤员并不是很多。

八路军第115师独立旅旅长杨勇

第115师挺进山东作战行动要图

那一夜

关于8月1日至8月2日那一夜的战斗，现有的史料多缺少细节。在梁山政协文史科的记录中，虽然也有日军大队长长田敏江负伤，我军班长曹大顺夺炮、三营长刘阳初攀梯上房等记录，但都是一句带过。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魏碧海，在其所著《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纪实》中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还原。按书中所述，夜幕降临之后，战斗就开始，这和佐藤猛夫等人的回忆都十分吻合。

书中记述第686团第3营第11连

（梁山政协文史科的记录是第12连——作者注）首先冲进独山村。当时长田敏江正在石灰窑边指挥战斗，因为手榴弹炸起的石灰搞得他灰头灰脸的，当时懵了，不知所措；士兵们转移到车马店，野尻的炮手们也跟着躲了，大炮就丢在车马店的院门外。之后野尻十分震怒，驱赶士兵推炮设立炮阵地。很快，长田敏江也恢复了冷静，进入院子指挥士兵从院子里四处突围，并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双方僵持，且时有白刃战，4个小时后，八路军略略后撤，但仍将院子围得铁桶一样。午夜之后，长田敏江再次指挥部队猛攻，举手挥动军刀时，被八路军战士一枪打中胳膊，军刀落地。八路军很快与日军对大院展开争夺战。关于这些细节的真实性，笔者是倾向于认可的。水野靖夫在其回忆录里曾记录：“转眼间，八路军已经来到跟前，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嘁嘁喳喳的声音就在二三十米左右。”同时，他还记录，“经过约四小的近战，结果是我方的惨败。”

野尻在炮阵地上向独山发炮，待八路军占领大院后，他又命令将炮管摇低，平射被八路军占领的房子。三班长（上级部队番号不详——作者注）曹大顺率其他五人匍匐前进，先消灭敌石灰窑处一机枪手，然后进入敌炮阵地背后，先以大刀砍杀敌炮手，夺得大炮一门。之后，曹大顺发现还有一门炮只有一个人在控制，就跑过去猛地卡住那个人的脖子，那人下蹲逃脱，却被跟上来的战士用枪托击中太阳穴，后证实此人即野尻。同时，班里的战士李占山夺得第三门大炮。

从前面的记录中可以看到，白刃战似乎是那一夜的主要作战方式。但事实上，细心的人应该已经发现，八路军的火力相当猛，有机枪和手榴弹。在佐藤猛夫的记录里，这一夜的手榴弹就让他印象深刻：

手榴弹已经扔到了我的附近，滴溜转着滚到眼前。还有0.5秒或许1秒就要爆炸。冒死抓起来扔回对方。接着又滚过来一颗。正准备扑过去，身后的卫生兵抢先一步拾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爆炸了。卫生兵全身中满了弹片，倒下了。而我却奇迹般地没受一点伤。

战斗结束

一夜过后，枪声已完全停止。显然大队长已经战死（中方的多处记录里，长田敏江的尸体被发现时都是胳膊受伤剖腹而死。但佐藤猛夫的回忆里记载的是大腿受了贯通枪伤后，剖腹自杀。但佐藤是否有可能在乱哄哄的战场上，在最后关头见到长田实有疑问——作者注）。指挥系统已经完全丧失。士兵们这里两个人、那里三个人地躲在隐蔽处，等待着八路军的撤退……我和另外几个战友幸而没被打死，并得以藏到大队部占据的农户家放东西的小房里。

正因为是大队部占据的地方，同时就更意味着几乎不可能从这里逃脱出去。我们透过隙缝往外一看，院子是由五十米左右的四方土墙围起来的，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浑身是血的战友和一些军马尸体。还能听到已经气息奄奄的战友们要水喝的微弱呼声。有时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但接着就是一排集中射击声，这说明又有人倒下了。但是，到了上午时分，枪声已经完全停止。我们几个瓮中之鳖，简直是一筹莫展……快到中午的时候，听到墙外有人走路的声音。接着就像有几个人走进了大门，似乎在一起议论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就喊起话来。我们侧着耳朵悄悄地听着……他的喊话重复了五六次。过了一会儿，又重复起来。这次好像是换了人，他喊话的意思也渐渐弄明白了。

“喂，日本的士兵们！”

“我们不杀你们！”

“不要抵抗了！”

以上是水野靖夫对8月2日白天经历的回忆。不错，后来他也加入了喊话的队伍，告诉日军官兵：“我们不杀你们。”

与水野困在屋里不同，佐藤逃出了房屋，他和一等兵小林逃出了村庄。“前面是刚收割后的麦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远处是一块一块的还没有收割的玉米地。一眼望去，出现的却是我军士兵正在朝那里逃跑的身影——怎么搞的！大家不是都在逃跑吗？”他也要连夜外逃。

……正想再往前跑的时候，突然吊带裤的背带断了。裤子耷拉下来，这样就是想跑也跑不动了。

“快用刺刀给我割断！”

我拼命冲小林一等兵叫着。本想脱掉裤子，然而，刺刀是用来刺杀敌人的，在切割上却完全不起作用。小林在子弹横飞的田地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割不断。过了几分钟，小林扔下我跑了。我绝望地坐了下来，心想管它去呢，中弹就中了，我先绑下绑腿，再脱下系带皮鞋，只剩下肚兜和缠腰……

佐藤只穿着一块遮羞布，又向汶上方向跑了二三公里，天空泛白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打算换了农民的衣服继续前行。

“正要擦肩而过，我用枪顶住了他的肚子，打着手势，让他脱衣服。他一脸惊恐，摇了摇头。看来是没弄懂。我一手用枪顶着，一手刚要去扒他的上衣，猛然间我的手腕被拧住了。两人翻滚着扭打到田里。

“难分难解之中，我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肩膀，扣动了扳机。‘咔嚓’响了一声。接着又扣动了第二下、第三下。但子弹早已经打光了。”

这个农民抢了佐藤的枪但是没有去追他，他跑一阵歇一阵，结果前面出现了三个手持木棒的人。佐藤没有说明拦住他的是什么人，是八路军、当地民兵还是普通老百姓。从其所述来看，普通老百姓的可能性比较大。据梁山政协文史科的记载，“天发亮时……有的被参战的群众从青纱帐里扭出，交送部队”。《梁山文史资料第七辑》中署名李开元、李福华的文章《梁山战斗歼敌拾遗》中也记载，当时的战斗结束后，村民在庄稼地里发现溃逃出来的日本兵并合力与之搏斗的情形。

梁山战斗是八路军正规军的战斗，但共产党军队无论在哪作战，打的都是人民战争。共产党的敌人，最终总是要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更何况，水泊梁山本来就是个出好汉的地方。

梁山战斗纪念馆的造型是上了刺刀的步枪

战斗之后还是战斗

侵华日军的一大特点是：报复。如果失败，就一定要到战败的地方去“扫荡”报复。梁山战败之后也一样。

《梁山文史资料第四辑》刘炳礼的文章《梁山战斗后日本鬼子的多次报复》记载，战斗后第三天，即1939年旧历六月二十，日军就出动了100余辆汽车、装甲车，兵分多路，对梁山周围的村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刘文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备有马匹和炮车的一路日军，直朝我梁山东面的丁堂村（距独山八里）赶来。鬼子恐遭我军的埋伏，便远远地停在村南，支起炮架，向独山发炮。这时，石头园村王建成的母亲正从家中向东出走逃难，行至本村东头树林子里，鬼子的一发炮弹正击中老人，随着一声巨响，老人的身躯炸成肉丝飞向高空，悬挂在高大的杨树梢上，落在地面上的只是两条血淋淋的腿，惨状目不忍睹。鬼子兵在村庄四周围搜人时，发现丁堂西洼谷地里孟庄村逃难出来的徐振武（小名黑小）叔侄二人，将其围住，一个鬼子举起明晃晃腰刀将振武的头砍掉，另一个鬼子拔出刺刀插进振武侄儿的心脏……

进入前集、孟庄村的一路日军更是坏事做绝……鬼子来到孟庄村孟昭泮的大门前，见门用石头镶着，便气急败坏地拿来了钢钎子别掉石块，露出了一副油漆发亮的新大门，用钢钎子撬不开，就用小钢炮炸开了。鬼子进院后听到堂屋里有人骂声连天，便一脚跺开屋门，这时孟昭泮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正端坐在那里怒视敌人。鬼子兽性发作，将汽油泼在老人的银发上，燃着火柴扔到老人的头上……老人痛不欲生之时，爬向屋门，被鬼子一脚踢进屋中……

进入独山村的一部日军……他们疯狗般地四处搜人，将留在村内未能出走的群众王清安、王清常、王会干等人用刺刀挑开腹部致死，活活烧死王清门。他们还开枪打死了馍台村来独山住亲戚的张慎瑞，用刺刀杀死了张坊村（来独山）的张贯月、张和纹、张贯油、小贵等九人。独山村的房屋这次被日军烧掉90%……

刘文的记述还有很多，被害者都有名有姓，应该是当年经过走访调查后所得，言之不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也记载：8月4日（农历六月十九，与上面刘炳礼的记录差一天——作者注），日军调集5000人，汽车100余辆，坦克30多辆，自济南、滋阳分路对运西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寻找第115师部队决战。第115师部队利用青纱帐与之周旋。日伪军疲于奔走，被迫于月底分路撤回。“梁山战斗的胜利，使第115师在鲁西乃至整个山东的影响空前扩大，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抗战热情更加高涨，仅梁山周围和东平湖畔就有3000多名群众报名参加八路军”。

《梁山文史资料第七辑》蒋先灵的《梁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固》也记录了日军的这次报复性“扫荡”，但详细说明：“杨勇率独立旅坚持游击战争，并在8月8日设伏雪山，毙敌百余人。第二天又在茶庄消灭伪军一部。中旬在寿张集与敌激战，炸毁敌汽车7辆，毙敌100余人。之后，攻打斑鸠店伪军据点，俘敌40余人。”《梁山文史资料第五辑》马克顺的文章《梁山—小皇山战斗》也记载，8月23日，杨勇曾率部在梁山北面的馍台村、小皇山等地伏击敌人“毙伤日寇250多人”的记录。而在此之后，梁山当地的文史资料、县志等也都有很多关于打击日军的战斗记录。

总之，梁山战斗不是一个孤立的战斗。它是中国人民反奴役反侵略作战中的一环，无数这样的战斗环环相扣，将成为打击侵略者的天罗地网，也成为重塑中国人精神的铁血骨骼。

作者李雷（左）、彭军（右）在独山战场，背后远山为梁山

补记

采访一场发生在76年前的战斗，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物是人非。但是在梁山，你总会感觉到有那么一种气氛：不管是在出租车上，还是进入村里人家，人们都还知道那次战斗，虽然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具体细节，但每个人都为先辈的胜利而自豪。在闲聊似的采访中，没有人对泛指的日本人抱有仇恨，当然，他们仍对当年的侵华日军暴行耿耿于怀——显然，他们知道那些暴行是靠家中或者村里的长辈口口相传。

他们不相信历史会重演。笔者采访的都是普通村民，他们辛勤劳动，自足中又对前景抱有新的、更大的希望。

不忘历史，更要正视历史。正视历史上的每个人，正视他何以战斗。采访越深入，尤其是对史料的“采访”越深入，笔者越觉得重现一场战斗中的每一个人物是多么的不可能——八路军方面，官兵们戎马倥偬，转战晋、察、冀、豫、鲁，甚至更广大的地方，梁山之战于他们也许并不特殊，留下的资料有限。虽然当地文史人员有抢救性记录，但时过境迁，大部队走了，按当年的通信交通能力，采访当事人应该相当困难（参战者有多少在别处牺牲？）；而日军方面，大部分都战死了，俘虏数量虽多，但能记下当年战斗的又有几人？而且很多人都处在战场一隅，很难看清全局。

对史料的“采访”，让笔者发现：作战双方的大多数往往只能处在一隅甚至边缘、外围（我愿意称那些无辜卷入战争的普通中国百姓为作战者——作者注），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打心眼里，都不愿意作战。两个日军战俘如此，他们大多数的战友亦应如此——他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挟持的。中国人更不用说了。战争由几个野心家发动，却要由全世界来承担灾难。

梁山战斗的胜利者应该骄傲，但旁观者也应看到其悲怆之处；梁山战斗的失败方应该感到耻辱，可耻的不是战斗能力而是战斗缘由。★

责任编辑：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