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作家徐志明的长篇小说新作《宁波商人》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发行，并于2014年春夏间在《新民晚报》和当地的《今日镇海》这两家报纸上节选连载，颇受好评。

小说以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为背景，用文学的形象展现了两代宁波商人在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碰撞的晚清时期在上海和汉口创业的经历。

当年宁波镇海的三名少年离开家乡到上海滩闯荡。几年后，章承德凭借其诚信品德，赢得了英商彼得罗先生的青睐，在彼得罗先生的帮助下，他跻身洋行买办，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了上海五金巨商和实业家。梁忠祥到上海以后，在沙船上当了水手，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果断召集了一帮宁波人，创办了自己的轮船股份公司，最终成了航运业巨头。郑天敏到上海后进了学堂读书，后来留学西洋，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工程师。

章承德与郑天敏合伙办了一家火柴厂，受到日本商人大岛田挤轧。大岛田利用卑劣手段，企图挤垮他们的火柴厂，在情况非常紧急的关口，旅沪宁波商人伸出援手，粉碎了大岛田的阴谋。此时，梁忠祥的轮船公司也迅速扩张，为了打破西洋人垄断申甬客运航线局面，梁忠祥和章承德联手，建立了客运轮船公司，在激烈的申甬航线客票价格竞争中，宁波人齐心协力，迫使西洋人向宁波人妥协，最终才形成了公平有序的航运业态。

作为宁波商人后起之秀的赵默涵，从小天资聪慧，勤于学习，在章承德等的提携下，他西行到汉口发展事业，在与晚清官府的交往中，得到了张之洞等朝廷大员的支持，成功创办了汉口水电公司，终成汉口首屈一指的巨商。

小说塑造了早期宁波帮代表人物的形象，再现了一群宁波实业家为振兴民族经济，实业兴邦的艰辛历史。展示了宁波商人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不折不挠精神。表现了中国实业家在这个特定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风貌。

小说还穿插了中法镇海口之役、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甬申客运航线竞争等历史事件，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嬗变，力图还原该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

作者徐志明是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宁波的本土作家，他1968年初中毕业于上海市大同中学，同年返回故乡宁波农村投亲插队，1978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记者、县区党报总编辑、机关干部等职。他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三十余年，《宁波商人》是他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他的前三部作品（《磨难岁月》《知青富豪》和《涛声依旧》），就是得益于他下乡后进社办企业跑供销以及后来做县区机关干部的生活积累，因而有着浓厚的宁波地域特色。特别是《磨难岁月》《知青富豪》这两部姊妹篇力作，反映了宁波地区“自插知青”在下乡时和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沉浮，为“知青文学”之林增添了一株根植于浙东大地的“苦楝树”，别具江南风姿。

徐志明早就有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来反映宁波帮创业历程的念头，但这是一段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为此他做了多年的准备，直到那些人物渐次鲜活起来并且一个个呼之欲出时，他才开始动笔。最后他把小说定名为“宁波商人”，就是旨在用文学形象来挖掘诠释这块土地涵养滋长起来的商帮文化的精髓。因此，宁波商帮的地域性特色是否鲜明，也就成为这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为此，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地域性特色对《宁波商人》的创作得失做一些探讨。

一般说来，地域是从空间上划分的一个地理概念。不过说到文学的地域性，却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指向一个文化概念，即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地域文化因素以及由此在作品风格、审美内涵等方面形成的诸种变化。因而地域性成为人们评论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也被认为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地域性对文学的影响有时隐蔽、有时显著，总体上说是非常深刻的：在影响甚至潜在决定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特征，以及作品内容、风格、叙述方式的基础上，甚至孕育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

地域性甚至还与重大的文学现象有关系，譬如，五四以来，浙江籍的著名作家如群星毕现，很多人还领袖群伦，成为一个方面的代表：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开出现代美文之路；茅盾创办文学研究会，成为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创造社的健将，自传体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从这里切入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可能会深化研究的视角。人们常说，中国的就是世界的；那么也可以说，地域的就是中国的。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世界级的中国大文豪鲁迅，首先是绍兴的，他的小说、散文一看就是绍兴人写的。同样，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京都，赵树理之于三晋，张爱玲之于上海，柳青、陈忠实之于三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于东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说到《宁波商人》这部书写商帮先驱创业史的长篇小说，这由一个宁波本土作家首先推出，其地域性特色应该是最引人注目的。小说在开篇中介绍三位去上海闯荡的少年的家乡时，这样写道——

章家桥是宁波北乡甬江边上的一个集镇，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甬江支流章河从这里流入甬江，在这里形成了丁字形水道。章家桥集镇就横跨在章河两岸。章家桥历史悠久，汉代，这里就形成了集镇。2000年过去，当年汉代江塘经历了风吹雨打，在这里留有断断续续的痕迹。

章家桥是浙东水陆码头的集散地。四明山出产的竹木制品，笋干蘑菇药材等山货，经由章河的木船运到镇上，然后装上了海运沙船，出甬江口运送到苏鲁闽粤各个沿海码头。而苏鲁闽粤沿海各地的诸类商品，也在这里卸船，通过各种运载工具运送到浙江腹地。

章家桥每逢农历三、六、十集市，其中以逢三的集市最为热闹。每次逢三集市的早上，各地的沙船、渔船纷纷靠拢章家桥码头，渔船上卸下的水产，引得宁波余姚等地方的行贩前来行货，而四里八乡农民挑上来的各种地作货，又是渔民争相采购的食品。那些沙船，虽然未必一定是早上靠岸，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在上午到船。所以，一个上午，买卖水产地作货的，来这里做生意的来来往往，集市非常热闹，被人称作“小宁波”。

章家桥最实惠的是每日晚市，虽然不如集市日热闹，却是当地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场所。每日黄昏，海边渔民把刚刚捕上的“涨网货”拿到这里。“涨网货”是一种近海海涂上的小海鲜，每次涨潮前，渔民把网具张开在海涂上，潮水上来，鱼虾蟹随潮水涨到海涂上，退潮，那些个鱼虾蟹就被网兜住，成了渔民的捕获物。捞上鱼虾蟹的渔民，趁着那些小海鲜还活蹦乱跳就送到章家桥集市出卖，所以，当地居民吃海鲜，常常是晚市到集市上采买。

熟悉宁波地理的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章家桥就是以著名侨乡庄市作为参照系的，而后面提到的那座廊桥，则是从作家的故乡鄞江桥移植于此的。这几段环境描写让本地的读者倍感亲切，使外地的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浙东水乡的独特风土人情。小说写到章承德两次返乡省亲时，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写，真实还原了19世纪末叶宁波农村的生活场景。特别是阴历年底做年糕搡块的场面，让人如身历其境，据说其中就有徐志明下乡时曾亲历过的生活体验。

小说还较注重对餐饮风俗的展示，如咸菜黄鱼、冰糖甲鱼、缸鸭狗猪油汤团、君踏羹等宁波菜肴点心的文字描绘，深得其色香味的神韵；而用白描手法展示上海老城厢特别是小东门一带的市井生活以及申城酒馆的特色，也如数家珍。这些反映当时宁波上海风土人情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沪甬地域特色，可以看出，这是得力于作家由自己的生活积累所生发的丰富想象。

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就是说，地域性对人的个性的形成和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它几乎是一种源头般的力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打上了地域的印记。有的人一辈子都带着这种“地方习气”的印记。

地域性之于文学形象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地域性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它不仅决定了一方区域的气韵格调，也决定了一方风物人性的情趣。只要一个地方有它自己的文化体系，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比如自成一体的风俗人情、共同践行的乡规民约、从小体认的处世准则、世代传承的家教礼数等等；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受时风势雨的侵蚀解构就会相对减弱，他们的为人处事风格往往就会留有故乡或出生地的地域印记。

应该说，宁波帮诚实、守信、务实、求变的特质，与浙东乡村淳朴、向善、勤俭的民风的长期浸淫不无关联。小说中承德阿姆和原配妻子淑媜这两个女性形象，就是代表着这种民风家教的传承，虽着墨不多，但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比如，母亲希望他赚了钱给家乡办一所学堂，这与浙东城乡历来尊师重教、致富后造桥铺路做好事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许多宁波商人都是从小学生意出身。其间，他们除了学业务，大都十分注重学珠算、书法和记账，还上夜校读书学文化，包括学外语。因此，宁波商人都较有文化，商人家中多有藏书，平时有空就爱读书。赵默涵的好学善思，便是这种书卷气的体现。还有小说中宁波商人所秉持的“铜钿银子大家赚”的原则，就是出自宁波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民谚。小说中写到郑天敏给自己的同乡职工们发较高的薪酬和奖金，哪怕自己少赚些，这样才心安理得，这完全符合宁波商人的做派。

《宁波商人》的地域性特色，还在于作家善于以当时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来塑造人物。小说除了侧面穿插描写了中法镇海口之役之外，还正面描写了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甬申客运航线竞争等历史事件，使小说中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更具有厚重的历史现场感。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是以叶澄衷、虞洽卿，以及稍后的宋炜臣为原型，但又不是完全拘泥于人物的真实事迹，作家“贴着人物来写”，通过想象虚构，使文学形象更加生动饱满。

说到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四明公所，这是旅沪宁波帮的精神家园。法国殖民者一直视其为眼中钉，借口修筑马路，先后在1873年、1898年两次派兵强占，屠杀无辜平民，酿成血案。小说涉及的第二次事件中，旅沪三十万宁波人群情激愤，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并从法租界延伸到公共租界。甬籍洗衣工、车夫、佣人、娘姨等也纷纷罢工、怠工或辞职不干，连外轮上的甬籍海员也加入罢工队伍。小说艺术地再现了那些洋人们面临困境，一个个急得不知所措的场景，最终使法租界当局不得不从四明公所撤兵，再次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表示今后永不侵占。史学家称之为“上海乃至全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胜利”。小说着力描述的这一情节，对人物的塑造无疑是重要一笔，展示了这些上海宁波帮代表人物的家国情怀。

在与英法商人争夺航运权的价格战中，他们那种抱团抗争的精神历来流淌在甬人的血液中。沪甬航线原先被英法公司垄断，任意欺压乘客，抬高票价，梁忠祥和章承德联手，建立了客运轮船公司，不惜血本大打价格战，与英法轮船公司争夺航运权，最终在甬商和宁波乘客的协力支持下，迫使外商低头，签订和解协议。这是发生在1908年的真实事件，被史家称为“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当时《申报》上刊登过数十个甬商社团宁肯多花钱、不坐外商船的声明，“后援会”还筹集了十多万两白银补贴公司亏损。当时宁波帮的真实表现，甚至比小说中的细节更精彩。

此外，《宁波商人》在语言方面，采用了能够为非吴越方言区读者接受的部分宁波和上海方言，力求让人物的性格和地域特色更加鲜明。方言是在一个地域流行的一方之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汉民族人多地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封闭的小农经济使得各地人民之间很少交往，语言上也渐渐有了隔阂，形成了汉语中的一个个方言。方言出现在小说中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存在于今天必然有其合理性。不能忽略方言对小说凸显地域文化色彩和民间性特色的作用，那么，方言在小说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就需要作家在创作中大胆进行探索。

通过宏观的观照，我们可以发现地域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只是地域性的表现不应该简单化和表面化，而是需要使之深入到生活背后，在人物和语言当中自然而深刻地呈现出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地域性与文学的关系面临着较大的变化。近年来，由于一些作家表示出对地域性的批判和拒绝，使一些文学作品在地域性特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缺陷。

前两年，宁波曾推出一部反映近代宁波商帮传奇的电视连续剧，当时颇受好评，但也有些本地的观众指出：演员满口北方腔，缺了点宁波味。也有的认为剧中人物少了点书卷气，却多了点江湖气。当时宁波人多结拜弟兄、讲义气是事实，但他们重智谋、讲互助，鲜有流氓动武那一套。记得导演对应这种批评曾提出，为了好看，尽量做到普泛和大众，超越地域性才能更大气。对此说法，笔者却不敢苟同。也许影视作品有其独特性，加上导演和演员都来自北方，不必对此苛求，但既然标明是宁波商帮的传奇，就必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否则就会难以凸显其地域性价值和自然展现的个性特色，而使甬商形象雷同于其他地域的商帮。

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经过经年累月的生活浸润，没有一种由衷的地域认同，没有文化归属的责任与使命感，那么，因为文化差异或生存差异所带来的地域性呈现，或者只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所谓地域性言说，依然是浮泛的、似是而非的。我们可以说，只要一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学符号，有自己的文学形象作为文化的代言人，那么这个地方的文化形态就会比较清晰，就容易被指认，就不至于面目模糊，就不会在所谓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中被轻易淹没。新时期以来有较大成就的小说家，大多是以一方水土作为创作资源和文化支撑，从而彰显其作品的地域性特色。比如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刘醒龙的大别山、池莉的武汉等等。

所以，文学地域性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家对地域性特色的持守和传承任重而道远，需要更深入地认识文学精神的意义，关注地域的内在文化精神，从而在更深层面上持守文学地域性的独特底蕴。我们要塑造出独特的文学形象，使之成为地域性的文学符号和文化的代言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因而徐志明的《宁波商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