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建国

乡下一年
——中锋王大保系列之三

文/肖建国

肖建国

湖南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现居广州

1968年岁末，大保下放回了烟溪村。

烟溪村是他的老家。烟溪村还有父亲留下的祖屋。

大保家在烟溪村的祖屋紧靠村头，是一座独立的小堂屋。村子不大，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百十来口人。村里人都姓王，是一个祖公发下来的，都沾点亲，村人见面，都以伯叔或兄姐相称。村子在一个山坡上，是一个狭长形。祖屋左边，是朝门。大保后来才知道，一个村子的风水，都集中在朝门上。朝门也是全村人的主要进出通道，后来好多次看到村里人讨媳妇，花担都要在朝门口停一停；或是村里有人“老”了，棺材也要在朝门口歇一歇，点三炷香，放挂鞭炮。他于是明白父亲一直留着这栋祖屋的意图了。跨过朝门，一条石板小道往上延伸过去，两旁错落着一栋栋青砖瓦屋。这些青砖瓦屋都有年头了。已经老旧，但不显委顿。村子里看不到一间草屋。大保也是后来才知道，这里的人特别看重生和死，生要住青砖瓦屋，死要睡重漆杉木棺材。祖屋门前有那条烟溪河淌过，河宽也有丈余，深不过膝，十分清亮。祖屋右边墙上，用石灰水写了几个浓白大字：农业学大寨。上去点还有一行大字：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很远就能看到。

小河对面是一片田峒。收割后的田里都蓄起了水，可以清晰地看到阡陌纵横，田水连畴，水光潋滟。然后就是连绵的山峦，山上堆集着油茶树和松树、杉树、柏树、樟树，满目苍翠。

大保的祖屋同他家在县城的房屋格局一样，只是祖屋要小很多。当年他父亲就是依照祖屋模式在县城南门建的房子。屋里天井、堂屋、东西厢房、杂屋、灶屋，都有，还有神龛。神龛上供着祖宗牌位，前头的铜香炉里插满残香棍子。床铺，八仙桌、谷厫、炉灶、水缸，也都齐全。天井边上卧了块很大的磨刀石，天井里头的苔藓积起有寸把厚了。

烟溪村现在是石羔公社辖制下的烟溪生产队。

大保回乡那天，刚一进村，队长和生产队会计就在朝门口等着了。打开大门的牛尾锁，队长站在朝门口吼了一声，就有很多人像鱼一样地游进了这栋祖屋里。后生子、老爹爹、老婆婆、大嫂子、年轻妹子、小把戏，差不多全村的人都来了。有的人还抱了木柴，拿了扫把、抹布。队长又吼了几声，人们就分头动手，只一阵工夫，堂屋里外都打扫得清清楚楚，光亮新炽。灶膛里的柴火也烧起来了，劈劈啪啪地炸起火星。几个小把戏将篮球解下来，在堂屋里砰砰地拍着。大保心里热热的，有点不知所措。他感觉是回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坐在火炉凳上喝茶的时候，大保才记住了队长叫王六富，会计叫王庆生。队长比他高一辈，他该称六富叔；会计矮他一辈，但比他大两岁，他该叫庆生哥。这都是村里的规矩。

一些婆婆子守在灶屋里不肯散去，她们上上下下地打量大保，惊叹孝德的崽竟长得这样高大。她们简短而细碎地用本地土话交谈，不明白孝德出去几十年了，现在还要把儿子打发回来。大保听了，在心里苦涩地一笑。

第二天是公社墟场赶墟的日子，庆生陪大保去了一转墟场。买了锄头、镢头、柴刀、菜刀，买了盐、豆油、煤油、火柴，买了蓑衣、斗笠、套鞋、草鞋，还砍了一斤肉、买了几个大萝卜和一把青菜，都作一担挑了。东西都是庆生挑的，也是庆生出的钱。国家给每个知青都发了安置费，下乡的两百一十块，回乡的一百五十。大保的安置费由庆生代管，每次买东西去找他支取。庆生很仔细，买的东西都拿个小本子记下了，买的什么、单价好多、实价好多，一笔一笔都很清楚。大保听别的知青说过，安置费都是发放到个人的，他也很想这笔钱由自己掌握，可是看到庆生如此认真，也就不好意思提出了。

这次买东西总共花去十七块八角五，余额还有一百三十二块一角五分。大保点点头，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数字。

大保请庆生在墟边的小摊上吃了碗肉丝面。

大保第一次出工是挖山。烟溪村周边都是油茶山，每到冬季，就要把油茶山挖一遍。这个事不难，没有技术，只要力气。大保有的是力气。队长只讲一遍，他就都懂了。他混在男女老少中间，从山下开始往山上挖。他身大力沉，一镢头下去，就翻起来好大一砣土。他一镢头一镢头沉着地挖下去，很快超越了一些人，接着又慢慢超越了一些人。到中午时分，他紧跟着队长六富叔差不多同时挖到了山顶。一下子从茶树林里钻出来，站在高坡上，任北风吹拂，大保心里滚烫得不得了。六富叔摸出烟荷包来，一边挖出一抹烟丝卷着，一边夸赞地说：“是个好劳力哩！”然后又说：“其实哪个劳力都不差，就看每个人是不是有私心。”

大保正在捉摸队长的话，就见社员们一个个从茶树底下钻出来了，他们手里都夹着一捆杂树蔸子。这些树蔸阴干了，是最好的烧柴。挖一冬天茶山，年前年后的烧柴就有了。队长眨了眨眼，吧一口烟，解释说：“这就叫公私兼顾，也是件顺手的事情。”

大保也眨眨眼，还是不大明白。他觉得在给队上出工的时候怎么可以顺带做私活。

下午收工很早。吃过晚饭，庆生来喊大保去队屋开会。队屋里每天晚上都要召开社员大会，统计出勤，记录工分，有时也读读报纸，或集中听广播。这天晚上还多一个内容：给大保评出底分，队里每个社员都要有底分。

走在路上，庆生先给他透了底：队委会商量了，给他定的底分是6分。大保一听就站住了，之前他已经知道，队里最高底分是12分。当然那是身体强壮、技术全面的全劳力，他不能跟人家比。可是几个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却也有8分，即使是那些瘦弱的女崽，也都是7分。他竟然都不如他们么？庆生拉一拉他，继续往前走，又告诉他，这个底分是队长六富叔提议的，其他队委都同意。这也是队上的规矩，每个刚参加劳动的劳动力一开始都是这个底分，以后时间长了，掌握了更多的劳动技能，比如插田啊、犁田啊、耙田啊，底分就会加上去的。庆生劝他不要想不通。

大保倒也没有那样想不通，只是心里有点憋屈，不服气。他大步地走着，没作声。

队屋在村子上头的高坡上，是一栋独立的大屋，门前有一块土坪。早先这里是王家祠堂，解放后改作了村公所，成立公社后就又作了生产队的公用屋场，两边厢房是保管室，社员集会都在正厅里。时近初冬，外头的风割得手脸生痛，队屋里头却是热蓬蓬的。一架柴火在屋中间烧得正旺，火苗子燎起好高，照耀得神龛上的毛主席像红扑扑的。队屋里已经拥了好多人，营营嗡嗡，像蜂巢一样热闹。大保在后头一根大柱子的阴影里坐下，把后脑勺懒懒地顶在砖壁上，半眯起了眼睛。

他听到庆生挨个地喊着名字，接着就有操着各种嗓门的人回答：“10分……”“12分……”“8分……”他都还不认识这些人，只是听到一个名字，就在心里问一声：这个人比我强么？他凭声音就能断定：自己比这些人都不会差。他在心里涌起一股力量，绷紧膀子左右晃了晃。他觉得这膀子是有力量的，觉得一双腿把子更是紧扎的。他只是有点迷茫，自己就将在这里和这些人一直过下去了么？

他忽然听到庆生在大声地喊自己的名字：王大保。他冲口答道：6分！

队屋里的人似乎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静了一霎，轰地笑起来。散了会，大保跟着前面的麻杆火一直走到石板路的尽头。他没有点灯，摸着黑，关门落栓。他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喝了，一阵汹涌的水流把五脏六腑都浸透了，脑壳冷却下来。他躺上床去，扯过被子把头蒙起来，心想：我一定会很快把犁田、耙田一套工夫都学会的。

他很快睡着了。

睡着了的烟溪村十分安静。

农活其实不难学。

插田。大保在学校里参加学农活动的时候就做过，一学就会。他觉得这是件很带诗意的农活。春天雨多，山上的雨水尤其多。烟雨迷濛中，他们都穿戴上蓑衣斗笠下到水田里，左手分秧、右手鸡啄米一样叼起秧苗一下一下往泥里戳。人往后退，绿往前推。飞快地，一条条一块块绿色就在水光中洇润起来。大保年轻，脚长手快，只做一天就快赶上全劳力的速度了。可他总还是比全劳力慢那么一篾片。原因是山里水田蚂蟥多，不知怎么的，大保特别怕蚂蟥。说起来也是那么大的一坯粗人，却一看到蚂蟥就心里发虚，脚下打飘，恶心得要吐。每次下田，脚上总要巴住几条蚂蟥，他一看见，即刻会狂奔上田。开始时没有经验，只知道拿手去摘。后来别人告诉他，只须提脚在地上一跺，蚂蟥自然就都抖落了。别人还告诉他，蚂蟥是打不死的，即使碎尸万段，砸成齑粉，还能复生。只有拿细棍子将蚂蟥的肠子翻转过来，才能让一条蚂蟥的命彻底结束。大保每次都会咬牙切齿地找出细棍子，呲牙裂嘴地翻转蚂蟥的肠子，让这吸血鬼永世不得翻身。他翻过了无数条蚂蟥的肠子，那种恶心的感觉才淡了很多。插田过后是踩田。这是一件简单的劳动。负责任的人会弯腰下去拿十指在田里抓挠，抓到杂草或小石头随手就甩到田岩上去了；如果要图松活，只须站直了腰身，使脚在泥土里游走，也无人指责。大保初干农活，处处小心，生怕触断了禾苗的根须，或是哪处做不到功，所以他都是弯腰用手去踩田。不经意间，禾苗就扬花抽穗了，这时候虫子也随之而起，杀虫也就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杀虫是很苦的，苦，且脏。队里这类农活，往常都是指派“四类分子”去做。“四类分子”是当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统称。烟溪村二十多户人家，没有地主，只有一个富农。往常年景，虫害很轻，有这个富农分子往田里打一遍农药，差不多就够了。可是那一年虫害特别严重，一个人忙不过来。大保觉得这正是表现自己的时候，就跟队长要求让他也去。他不怕吃苦，就怕给人看不起。但他没有想到杀虫会那样苦。那时正是六月伏天，日头像火炭一样厉害，整个山坳里没有一丝风，稻田里的虫子天生狡诈无比，平时藏得很深。只在日头当顶、热不可挡的时候，才会出来为害稻禾。它们常常能在一阵子就将一片稻田毁了。那真是一场虫口夺粮的紧张战斗。那时候社员们都回家歇憇了，连狗都吐着舌头躲在阴凉地方睡着了，大保却要穿上长袖衣裤，戴起草帽，捂紧口鼻罩，脖子里围一条毛巾，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下到田里，一边摇动喷雾器，一边大步往前走。淡黄色的“六六六”粉末喷射而出，像一条条黄龙掠过稻田，铺洒开来，一些药粉粘附在了稻禾上，也有一些粉末扬上天去，在空中凝结不动，把太阳都遮暗了。田水滚烫，空气刺鼻。大保干得兴奋起来，在心里不住地念叨：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英雄。

大保最喜欢的是扮禾，上手就会。一大把稻禾攥紧在手里，高高扬起，猛然拍在禾桶上，“砰”地一声炸响，谷子便纷纷撒落桶底。他喜欢听这“砰砰”的响声，喜欢稻禾拍在禾桶板上一刹那时的感觉，喜欢看着稻谷像雨一样洒落禾桶，他更喜欢跟队里的后生们比赛扛禾桶。禾桶有一人多长、一人多宽、半个人高，份量不重，可是体积庞大，一般都是四个人各抓一角抬着走。大保却一个人就扛在了背上，两手伸长兜住禾桶两边。不摇不晃，稳稳当当，一路小跑。那时候的感觉比什么时候都好。

还有犁田耙田，这是能不能成为全劳力的标志。不少人务一辈子农，却不会犁田，耙田也耙不好，人一站到耙上就往下栽。大保一到队里就决心学会这门农活。他知道队长六富叔犁田又直又平又匀，在队上数第一。他看过六富叔犁田，一手扶犁把，一手挥竹鞭，轻轻吆一声，牛就缓缓走动起来，湿黑的泥土就像书页一样给犁刀抄翻上来，整齐地晾晒在太阳底下。那一刻他发现做农活做到了极致也会给人一种艺术欣赏的愉悦。队里不会给任何人拿出专门时间教练，大保也不例外。六富叔有心，在他犁田的日子，就叫大保跟在身边打杂，修修垠头，锄锄草，将大团的泥土打碎，先让他瞟学。大保是个灵泛人，心里会意，一边打杂，一边只管拿眼睛去看六富叔犁田。如何扶犁，如何吆牛，拐弯时如何使巧劲“哗”一声提起犁头重新起行。这样看得几日，自觉看得熟了，心痒痒地躁动，直想上去操练一把。六富叔也看出他的心思，但他不会直接就喊他过去抓犁把，借口自己累了，要到垠头上坐下吃根烟。看到大保飞一样地趟着泥水奔跑过来接过犁把，却不走开，也不说话，只把他的手校正了一下，拍拍牛屁股继续往前走。大保也随着牛屁股往前走。一身的劲都聚到了手膀子上，手下的犁头一时深了，一时又浅了，走得趔趔趄趄。六富叔站在后头看了一会，起嗓喊道：“把手膀子塌下来！”又喊：“眼睛看到前头！”又喊：“手板不要太用力，平起抓到。平起——”大保在一声一声的断喝下，镇定下来，从容起来，手下的犁头竟有了点小小的自如。等他从田的尽头拐弯过来，发现六富叔已经坐在垠头上，眯眼卷着纸烟。

学习耙田却没有那么顺当。大保万没想到一向引为自傲的高大身躯在这件事上给他带来了问题。耙田需要的是有人站在木耙上面，形成平衡，再驱牛前行的。队里劳力，个头相差不大，轻重差别也就在十几斤，站上木耙，正好压住泥面，一路耙过去，平平展展，顺顺当当。大保却比他们高出一个头，躯体庞大，且骨紧肉实，重量多出很多，站在上面一下就将木耙压得陷到了泥土下头。牛是老牛，有经验，有灵性，耙不对头它是吆不动的。大保上去下来，下来上去，如是几次，牛只打着响鼻，站立不动。大保不敢霸蛮。他知道硬要打牛拖耙，会要搞出麻烦来，只好作罢，等以后再说吧。

还有浸种、育秧、种红薯、种烤烟、种包谷、出牛栏淤、摘油茶籽……

大保还到油榨坊去打过几天下手。

油榨坊在村子外头的溪边上，孤零零一栋青砖房，门前有道石板桥，还有一轮好旧的水车。油榨房很宽敞，窗户开得很大，有哗哗的流水的声音吵进耳朵。茶籽榨油也有几道工序：碾碎、蒸熟、再压成脸盆大小厚约三寸的枯饼，再上榨榨油。榨油的场面真是很壮观，很激动人心。开榨的时间是在半夜过后。榨坊里不点灯，只在四周烧起几堆大火，轰轰灿灿，一派热气蒸腾，人一走动，就有巨大的身影巴上墙去。榨油的师傅还是六富叔，他指挥着后生们抱起枯饼一个个排放在巨大的木榨里。放满了，又把几块木楔子楔进去。然后，六富叔斜倚在窗户边，卷一根粗大的喇叭筒，捡根柴火点燃了。六富叔将喇叭筒咬在嘴里，细眯了眼，神情凝重。到喇叭筒将尽未尽时，啐一口吐到火堆里，猛然将衣服一摔，裸着上身，一步跳到油锤前头。油锤是用两条粗绳吊住的一截木头，又粗又长。六富叔单手掌住油锤，站好了桩子。三个后生同大保随后跟过去，一边两人站好了，皆赤脚赤膊，抿嘴拧眉，将腿把子打得绷紧。就听六富叔喝一声：“架势！”油锤在九条手臂的托举下，悠了起来。悠着悠着，突然起势，“嗨——”一声，重重地撞击过去。接着，再悠起，再撞。只一根烟的工夫，哗——金黄金黄的茶油就从木栓塞下面流出来了。茶油从木槽里汇流到篓子里，看着看着往上涨，就有人搬过铁锅架上火堆，将刚出榨的茶油倒一满锅，等油一开，再把糯米糍粑、肉丸子、红薯片、豆腐等一堆东西倾倒进去。不一刻，熟了，浮满一锅。六富叔抓过一把大捞箕，兜住锅底捞起来，拍在米筛子上，给后生抢食。他自己则舀出一铜瓢滚油，放凉了，咕——低脖喝下去。大保是头一回看到有人把油当水喝，好久都没有想明白。

榨过油的枯饼可以作肥皂用，女子家拿了洗头发，尤其黑亮。枯饼捣碎了放到田里，可以闹泥鳅。枯饼闹上来的泥鳅，清水一煮，不用放油，香味就很浓，大保一下搬了两块枯饼回家，用了一年。

大保的底分涨到九分了。那次收完晚稻队里评分，小后生们涨了一分，大保却一下跳了三分，底分一下就拉平了。这让大保有点得意，心想照这样下去，他还有可能超越他们。

他觉得在农村生活也不错，并不见得有好苦。

每天清早，天还黑着，喊工员就在村巷那头吹响了哨子。喊工员是六富叔的老婆，叫翠英，村里人都叫她翠英婶。她快五十岁年纪了，精神却好得很，宽脸肥臀，腰子同腿子都粗，大嗓门，大脚板，常常哈哈喧天。翠英婶沿着街巷走下来，吹一声哨子，唱一遍山歌：“太阳一出晒北坡，金花银花滚下河。天上有跌（掉）要起早，地下有捡要赶黑。——出早工的人家哎，要起身了啰！”声音破空而来，有一种欢快，有一种亲热，不像喊工，倒像是催人约会，不由得一下兴奋起来，神清气爽。

队上规定，妇女和单身汉是不用出早工的，理由是这些人早晨要在家里煮早饭、剁猪菜、熬猪潲、喂鸡喂狗，有的还要照顾小把戏，大保亦属此列，但他每天还是照出早工。他只做一个人的饭菜，简单至极，要得了多少工夫呢。他没养鸡养猪养狗，没有小把戏，完全不用劳神。他不想白白耽误早晨的时光。每天大保起得很早，还在翠英婶吹响第一声哨子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淘米，烧火，他把柴火烧得很大。等到翠英婶一路唱到朝门口，米饭就已经在鼎锅里开得啵啵的了。这工夫他已经把菜洗净、切好了。撤下鼎锅，坐上菜锅，一顿翻炒，转眼间就熟了。他把柴火抽出来，埋进灰堆里，再把菜盛好关进鼎锅，壅在火灰上。火灰的余烬还会燃很久，到他出完早工回来，饭菜都还是热喷喷的。一个人吃完了饭，然后就悠悠地抽一支烟。

大保是到村里不久后学会抽烟的，开始他是在田里抽。出工时大家聚在一起做事，做了一阵，当然会要休息一下，可是领头的不叫“休息”，是喊：“吃筒烟啰！”领头的也不是固定一个人，有时队长，有时副队长，有时会计，有时出纳，有几次还就是一般的社员，可是每个人的口气都是一样。于是大保明白了：“抽烟”就是“休息”的代名词。而他不明白的是，怎么那么多人都会抽烟。他看到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听到喊声就纷纷走上垠头，找地方坐下，摸出烟包来。那时候没有人抽纸烟，都是卷喇叭筒。他不抽烟，不好意思跟过去，就继续做事，田里常常就只剩他一个人待在那里。这样有几次以后，有人过意不去了，叫他也上去歇下憩。他很听招呼，听到领头的叫赶紧就上了垠头（他实在也有点累了）。看到他坐在垠头上百无聊赖的样子，就有社员递过烟荷包来，说：“卷根烟耍一耍？”大保迟疑一霎，到底还是接过烟包，抽起了耍烟。如此几次后，大保不好意思了，他不能总是这样抽伸手牌的耍烟。于是托人买来几把烟叶，在地下晾软了，放床板下面压成饼，切成细丝，找只塑料袋作烟包；又将旧课本裁成半个手板大小的卷烟纸，随身兜起。出工到了歇憩的时候，领头的一声吆喝，他也拔脚就上了岸，拣一块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了，摸出烟包，拈出一张烟纸，抓一撮烟丝摊上去，细细地摊匀，再卷拢来，顺势到唇边一抹，使口水粘牢了。课本纸和烟丝燃烧的气味很呛人，他常常抽一口烟就要咳嗽一声，喉咙呛得难受。但慢慢就好了，劳累一阵坐下来，抽一口烟感觉是种很大的享受。队里出工每次歇憩都要抽上三五筒烟，过足了瘾才继续做事。

大保抽烟有点上瘾了，中午、晚上，独自一个人时也会卷根烟抽起。乡里的日子单调而悠长，中午、晚上的时间尤其难捱。中午歇憩的时间很长，搞饭吃了，眯一觉醒来，还要好久才会出工。大保有时就坐在屋里抽烟，有时会踱到外面的朝门口，看那些小把戏踢毽子、跳绳、下五子棋，或者挨着几位老者在石板上呆坐一阵。老者们一个比一个老，手指枯得像乌爪子，无事就喜欢到朝门口呆坐。大保把烟一根一根卷好，送到他们手里，给他们点上火。这时他们就会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起烟溪村的掌故，讲起大保的父亲一辈、祖父一辈好多旧事。大保慢慢地就知道了自己的祖上是怎样找到这块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营造家园的；也知道了父亲小时候是如何调皮，又如何赌气出走，硬是在外头闯出一番天地的。他觉得在这块地方生活的乡亲们不容易，走出去的人生活也多有艰难，他开始明白人生来就是多苦多难的了。

队里的后生经常来找大保玩。这些人都读过小学、中学，有点文化，兴趣爱好广泛，军棋、象棋，都会，吹、拉、弹、唱也略通，比如庆生就还担任过公社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很见过点世面的。这些人都很随便，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一样，推门就进，进来就自己动手烧水泡茶。然后，坐的坐，站的站，喝茶念空话。兴起时会一齐撕起喉咙吼一阵歌。他们肚子里的歌曲十分有限，反来复去就是那样几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打靶归来”、“东方红”、“我是一个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奇怪的是他们天天吼唱，歌词却记不全，不是这里丢一句，就是那里接不上。接不上没关系，哼哼着就滑过去了。又不是表演，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大保只在心里跟着哼唱，他还不习惯这样扯起喉咙吼。吼过一阵，就开始下军棋。七八个人围在棋盘周围，七八个脑壳同时出主意，一个要走团长，另一个要出旅长，还一个坚持上连长就行了，常常动一个子要争半天，又常常是不欢而散。他们还常常在堂屋里摆开战场，比赛掰手腕、纠扁担、举石锁、挑担子、打抱箍子架。久不久地，会一起打场平伙。打平伙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吃、喝。这些后生崽特别喜欢打平伙，谁打到了一只野兔，或是捉了一条蛇、捡了几条泥鳅，都是打平伙的由头。实在一段时间没有收获，从自留地里摘个南瓜，也要喝一顿。打平伙是每人都要凑份子的，他们都没有钱，只能偷偷从家里带出米、油、酒、柴，搬到大保家里。他们好多次是把米磨成粉，炸成油糍粑拿来下酒。那里的人家，都会做酒，家家的神台背后都有几口酒坛子，糯米酒、红薯酒、包谷烧、南瓜酒、金缨子酒，常年不干。除了糯米酒，那几种酒大保以前都没有喝过，都是酒精度不高但很冲的酒，俗称打脑壳酒。头几次喝，大保感觉像在吞刀子，直割喉咙。但看到后生们个个兴致勃发，喝得好有兴头，也就硬起颈根喝下去。喝过几次，也就喝顺了。他后来常常想起老家烟溪村的红薯酒、包谷烧、南瓜酒、金缨子酒，喉咙还有点发痒，舌下生津。

生产队收工往往很迟，要到日头下山一阵，天都黑了才吹哨回家。但有两种人例外，一种是妇人家，一种是单身汉。这两种人都需要提早点回家做饭。每天收了工，大保并不急着归屋，一个人拐上大塘去泡一阵。大塘在对门茶山的山腰上，早先只是一口小山塘，大跃进时在山口上筑起一道石头坝，蓄满水，就成了一座水库。村里人却还是习惯叫大塘。大塘修起，下面百多亩地都不再怕天旱，有时还能惠及更下头的村子。大塘水面不宽，但水很深，碧绿碧绿的。大保脱光衣服，岩头一样砸下塘里，傍着土岸游一阵狗爬式，又静静地泡一阵，等四肢关节都泡酥了，这才上岸穿衣，一步一步走回家去。

大保在村里接触最多的人有三个：一个是会计庆生，一个是队长六富叔，还有一个是富农分子王六顺。这几个人在村里的地位都很特殊，都是人物。

庆生差不多每天都要来大保家一转，有时中午，有时晚上。来了，就往火炉凳上一坐，上身同时就歪在了墙壁上，一副很疲惫、很颓唐的样子。大保不明白庆生为什么会那样疲惫、又有什么好颓唐的。庆生只比大保大两岁，还不到二十的年纪，一双手白白净净，腰杆子也很细，挑个八十斤的担子就出气不赢，犁田、耙田也都不会，底分却和队里的全劳力一样，原因就因为他是队里的会计。他这个会计也真是潇洒，很少看到他跟社员们一起出工，田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每天晚上的社员大会，他倒是到得最早，顶个小分头，披着外衣，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在小方桌前顿直地坐着。那是他最忙的时候，也是他最得瑟的时候，他依着名册上一个一个地喊着社员的名字，再把每个人报上来的底分记下。那时候他的一张脸上都泛着油彩，光焰四射，同大保在自己家里看到的庆生形同两人。

庆生的口味很重，喜欢喝酽茶。每次来了，第一件事是抓一撮茶叶添进茶壶里，推进火堆啵啵地炼一阵。炼过一阵的茶汁滗到碗里，黑墨墨的如同中药。大保尝过一口，苦得他哇一下就喷到了灰堆里。庆生却喜欢得很，端起碗深深地抿一口，再悠悠地哈出一口长气，像是喝下了什么灵水妙药，一身都松快了。庆生心里瘀积着无边的怨艾。

他怨艾自己生错了人家，怎么会投生在跷脚岭这么远这么偏僻鸟都过不来的地方。他怨艾生不逢时，本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机会，他都组织起一支学生造反队伍了，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杀进县城，就给解散了。他怨艾生产队会计的起点太低，生产队上去是大队，大队上去是公社，公社上去是县……一级一级地拱，什么时候才拱得上去啊！他怨艾家里早早就给他定了亲。对象的家比烟溪村更偏远。妹子家长得乖有什么用呢？两家农业户成了亲，这世人就更莫想走得出去了。他宁可讨城里头的老母猪做老婆，也不肯采跷脚岭上的一枝花。他怨艾队长六富叔是个死脑壳，只晓得抓生产，成天到晚琢磨的是田里如何提高产量、油茶树如何多结果，连不考虑青年人的出路。他还怨艾队里怎么只有一个富农，当年土改的时候怎么不多划几个地主分子出来……

“多几个地主分子对你有什么好处？”

有一次大保忍不住，终于问了他一声。

庆生说：“对我没有好处，但是可能多一些机会。”

“地主分子能给你什么机会？”

“这个都悟不到？”

大保凝神想了一会，摇头说：“悟不到。”

“你是城里人，当然悟不到啦。”

“这种事情未必跟是不是乡里人有关系？”

“我们想法不同。”

这话就更玄了。大保又凝神想了一会，还是一派迷茫，就怔怔地望住庆生。

庆生“啐”地冷笑一声，说：“我问你，地主分子是不是属于外部阶级，是不是我们的敌人？”

大保点头，接着又“唔”了一声。

庆生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课文里头说了的，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总想着变天复辟，搞破坏活动，对吧？”

大保说：“对。我们都学过这课文。”

庆生忽然兴奋起来，比划着说：“我的眼睛是雪亮的，地主分子要搞破坏，肯定逃不过我的眼睛，我肯定头一个冲上去，一个扫膛腿，把他打倒在地，再上去踏上一只脚，这样子我就能成为英雄，我就出名了。”

庆生接着又说：“出了名，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却即时又黑下脸怨道：“村里连个地主分子都没得，哪里捕得到机会呢？”

大保总算是跟住他的思路了。他真是没有想到庆生脑壳里会是这样一种想法。他心里陡然翻出两个字：可怕。

大保提起茶壶给庆生斟茶。壶嘴一时对不准茶杯，都滗到灰堆上去了，激起一片烟雾。

大保不明白庆生为什么要同他说这些。是把他当朋友？好像他们之间的情分还没有到那一功。而且，这种心思总不是那么磊落，怎么好拿出到口里说呢？那么，就是在心里瘀积得太狠，不吐不快了。不知怎么的，大保跟他接触那么频密，心里却总没有那种融洽、心心相印的感觉，总有点隔。他还会常常想起，你还有一百三十二块一角五分钱的安家费没有给我哩。庆生却好像忘记了，从来不提。

大保还感觉到，庆生总在跟他较着劲，什么事情都要搞赢他。下军棋、下象棋、下跳子棋，他一定要赢。掰手腕、绞扁担，是大保的强项，队里无人能敌，他就专挑大保比赛。虽屡战屡败，但他绝不服输，输了再来，输了再来，直到大保让他一次为止。连喝酒这样的事情也不放过，大保拿杯，他拿杯；大保拿碗，他拿碗；大保用壶，他用壶。哪怕喝到昏然大醉，最后他还要坚持比大保多喝下一口，这才罢休。有时候两人坐在茶子山上，良久无话，庆生忽然一跃而起，掏出下面的鸡鸡，要同大保比赛撒尿。两根尿柱同时射向下面的火土灰上，激起两蓬灰雾。尽管庆生抿嘴努臀，他的尿线还是比大保短了一截。他敲着鸡鸡，沮丧地说：“连屙尿都比你不赢，我还有什么用。”大保看到他的鸡鸡黑黑的细细的像根柴棍子。有一次他们一帮后生跟随大保到林场打篮球，分边之前他就声明，他不跟大保打一边。这个声明让同伴们十分奇怪，他们都知道大保篮球打得好，在县队都是打主力的，都希望跟强者分在一边，那样能有成就感。庆生却偏偏额外一条筋，不肯跟大保做队友。庆生自有庆生的想法，谁都不明白，一开球庆生就盯住了大保，把他防得死死的。他张开两条长臂，像老鹰一样贴身挡在大保前面，随时使出下三滥的动作，又拉又扯又打手，有几次还抱住大保，让他动不开步。气得大保顿脚说道：“你这是犯规动作！”庆生笑笑说：“谁说这是犯规动作？”大保说：“要有裁判，早就吹你了。”庆生说：“裁判呢？裁判在哪里？”大保说：“有不有裁判你这都是犯规。”庆生说：“没有裁判我这就不是犯规。”大保知道跟他无法理喻，只好自认输了。

大保时常跟随队长六富叔出工。

六富叔是个很细心的人。大保到烟溪村的那天，六富叔吆起社员们帮他把家安顿好后，返回家又打发翠英婶送了一筐瓜菜过来，顺带还拿了几包蔬菜种子，并告诉他，队里已经给他划了一块自留土，等落点雨后，就把蔬菜种子撒到土里，再往上头盖一层草木灰。送来的这筐菜正好可以接到自留土里的新菜出来。

没几天，土里的菜秧子就长起了二、三寸高。萝卜菜、大头菜、大芥菜、条羹白菜，葱、蒜，每样都一点，移栽到土里。翠英婶见天来教大保淋次肥。头一次要淡，一勺尿兑三勺水；第二次稍浓，一勺尿兑两勺水；以后再浓点，一勺尿兑一勺水，隔两天淋一次。自留土里的蔬菜很快就长密了，青葱一片。大保吃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菜，心里对六富叔和翠英婶充满了感激。

六富叔一般很少跟大队伍一起出工，单独行动的时候多。他是队长，管着队里一百多号人、一百多亩田、几十亩土和几片山林，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每天清早，翠英婶开始扯起喉咙喊工时，他也同时出了门。他揹着一把锄头，经朝门口出去，过小桥，慢慢走，很快陷没在田野里了。六富叔穿一身黑色棉布衣服，腰里扎一条白布帕子，赤着脚，裤脚永远是卷在膝盖上头的。他在垠头上慢慢走着，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把路上的牛粪或狗屎铲起来抛进田里，把塌了的垠头补一补，除掉杂草。把倒伏了的禾苗扶一扶，把不知是谁丢弃的柴棍子竹鞭子捡开去。他常常还要补漏。山里黄鳝很多，泥蛇也多，夜里出来活动，常常把垠头钻穿一个洞，害得上丘田的水都漏到了下丘田。他一看洞口，就知道这是黄鳝坏的事，还是泥蛇作的孽。是黄鳝，他只拿两根手指探进去，不一刻，就夹住鳝鱼脑壳揪出来了；是泥蛇，他只须看准一个地方，一锄头挖下去，就把断作两截的泥蛇翻了上来。然后，再去挖开吉口，把上丘田的水放满，让下丘田的水泄掉。稻田里总是有杂草和稗子随时长出来，他看到了，立即会一脚踩到田里，扯起杂草或稗子，远远地甩到大路上去。他常常走到水田中间，小心地看一看禾苗、禾穗，把手探进根部，摸摸泥土的温度。凭经验，他只要这样一看、一摸，就知道这丘田是要退水还是要进水、是不是要施肥，或是该得杀虫了。他这样走走停停，田里土里的情况了然于胸，同时第二天的派工也就谋划好了。六富叔每天都要在田峒里兜两圈，早晨一圈，傍黑边子一圈，风雨无阻。常常地，大保吃过晚饭，坐在家门口歇饭憇了，才看到他揹着锄头，顶一头夜色，踽踽过来，心里不由一阵感动。

六富叔对农活当然是十分精通的，不然他也当不了生产队长。那时的生产队长都是全能型的，浸种、育秧、犁田、耙田、扮禾，点豆子、棉花育苗、红薯育苗、砍杉树、榨油，无所不能。他插田又快又整齐，横看成行，竖看成行，斜看还成行。他耙的田一坦平，扮过禾的地方扮桶外面看不到几粒谷。他能把一担堆得溜尖的湿谷子一肩挑回保管室，大气不喘。他还会箍桶、烧砖、砌墙、破篾、剃头、打红薯窖、沤火屎（外地叫烧木炭）、做酒、做油漆。乡里人该会的事情，他样样插得上手。

大保同他接触很多的原因是他常常喊大保跟随一起去出工。六富叔是队长，出工不用人派，都是自己定，常常独往独来。浸谷种、育秧、犁田、耙田、看水、榨油，他做的都是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大保下放到烟溪村以后，久不久六富叔就喊起他一同去，跟着打下手。打下手都有拜师傅的意思，六富叔却并不教他，只管自己一个人做，让他在旁边看，他是在考他的悟性。六富叔话语不多，嘴巴里像含了金子，撬口不开。做事的时候没有话，歇憇抽烟的时候也没有话，就那样呆坐着。偶尔说出一句两句，大多都是谚语。六富叔说：“种田无法宝，节气要抓好。”六富叔说：“作田不选种，只把自己哄。”六富叔说：“崽女平日教，种子隔年留。”六富叔说：“作田没巧，三年两斢。”六富叔说：“麻婆崽好，麻禾谷多。”六富叔说：“东赚钱，西赚钱，不如灌水就犁田。”六富叔说：“不怕田瘦，就怕田漏。”六富叔说：“耕得深，耙得细，一亩要当两亩地。”六富叔说：“扯秧莫扯灯盏窝，插秧莫插狗爪禾。”六富叔说：“插田嫁女，不避风雨。”六富叔说：“做官凭印，种田靠粪；写字要纸，作田要屎。”六富叔说：“插田水平掌，踩田水平腰。”六富叔说：“禾过三道脚，米都不缺角。”六富叔说：“人怕老来病，禾怕老来虫。”六富叔说：“割禾要轻，扮禾要稳。“六富叔说：“雨种豆子晴种棉，种菜最好在阴天。”六富叔说：“岭南三尺雪，米稻十年丰。”……日久天长，大保学农活学得有个边了，六富叔说过的农谚，他都记在了心里，比他读过的课文记得还牢，后来几十年都没忘。

大保不得不跟富农分子王六顺经常在一起。

王六顺也是单身。他其实有两个崽，也有老婆的。崽都成了家，另外开火；老婆没有离婚，但是同他分开过的，一栋堂屋劈作两半，互相没有来往。王六顺既为单身，按规矩就是不用出早工的，他又不养鸡不养猪，自留土都是两个媳妇帮他打理了，家里杂事很少，他就可以舒舒坦坦地睡个早觉。他大约是起床很晏的，每天吃过早饭，要出上午工了，才看到他最后一个匆匆忙忙出门，脸都没洗，眼屎巴沙的。庆生常常当面骂他：“这个万恶的阶级敌人，真是晓得享福。”

据说王六顺犁田、耙田的工夫很好，作田也很有一套，解放前他家田里的收成总是比别人家要好。但现在队里不可能再让他去犁田、耙田了，浸种、育秧那类事情更不能让他拢边，只安排做些粗活、脏活。他经常做的是出牛栏淤、出猪栏淤、打农药、烧草皮灰，这些事情很多人都不太甘愿去做。队里干脆就指派他去，算是对四类分子的一种惩罚。然而这类事情又常常一个劳力是不够的，以前队里都是临时派人，轮流地去。临时派的人能有优惠，做一天算一天半的工。大保来了，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一到需要临时派人，第一个就是他顶上去，这让他十分恼丧。他不怕吃苦，也不是怕邋遢，是受不了歧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变得跟富农分子一样待遇了呢？！（好久以后，他才知道这是自己的一种误解。）

大保心里恼火，都怪到王六顺身上。两个人做事的时候，他从不跟他挨在一起。王六顺在东边田里喷农药，他就到西边田里去喷；王六顺山这边烧草皮灰，他就在山那边铲草皮；同在一间牛栏里出淤肥，他也是跟他各站一头，自己干自己的。歇憇的时候，他会走得远远的，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抽烟。王六顺的后半辈子是太不顺了，从里到外都透着卑微，见了谁都是巴结地一笑，大保看到他笑，赶紧就把头掉过去了。王六顺在人前很少看到他说话，可是同大保在一起时，却总想找他搭腔。他问大保：“你父亲老人家身体好么？”他问大保：“在乡里生活惯不惯？”他问大保：“粮食够不够吃？”……大保从不接话，绷着脸，眼睛望着远处，心想：我睬你？失我的格哩！

后来有两件事，让大保的心思有了松动。

有天朱慧琴忽然来了。朱慧琴下放在跷脚岭林场的知青点，离烟溪村有十几里路。路不算远，可是上山下山，曲里拐弯，红日当头，走得也很辛苦。那天大保正和王六顺在田里打农药，朱慧琴就找到田里来了。先碰到的是王六顺，王六顺即刻领她到了大保那里。同学突然光临，在这空敞敞的田峒里，大保一时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该如何接待她。王六顺笑笑，说：“外头晒，转屋里去吧。”本来大保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话给王六顺说出来，他又不想那样做了。他摸着脑壳，抬眼望着远处犹豫。王六顺就又催了：“去吧去吧！”又嘱他到上面大塘洗个澡，把身上的农药味洗掉。还问他家里有不有菜，说是自己家里还有块干腊肉。大保不想同他啰嗦，抬脚往大路上走。走出一段路了，朱慧琴问他：“刚才这个老人家是谁呀？”大保说：“队上的富农分子。”朱慧琴“哦”一声，回了回头，说：“这是富农分子？”又自言自语说：“我看到怎么不像呢？”大保硬硬地问：“怎么不像？”朱慧琴说：“我跟他打听你在哪里作事，他先是手一指，说就在那边。跟着又要带我过来。我说不消带，我自己找得到。他说大保的客人来了，不带起过去没有礼性。走上岸来，喷雾器都没有解就带我过来了。”大保脚下顿了顿，没有搭腔。

大保还是把朱慧琴带回到了家里。两个人坐在堂屋里说话，大门敞着，不时有热风闯进来溜一溜，打个转身又出去了。朱慧琴搬动脑壳，把堂屋上下看了一遍。她看到墙上挂着蓑衣、斗笠、柴刀、鱼网、鱼篓子，还有一把烤烟叶；她看到堂屋边上靠着锄头、镢头、二齿耙、四齿耙，一担箩筐叠放着，箩筐边上勾着一把镰刀；地下散乱着几根柴棍。再一抬头，天井的瓦檐下巴着一个燕子窝，有燕声呢喃。朱慧琴抿嘴笑笑，说：“社员家里怕都是这样吧？”大保点头，说：“一点不走样。”朱慧琴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比我们做得好。”大保说：“到了这样的环境里，只能这样。我就是要让他们晓得，即使当农民，也不得比别个差。”朱慧琴说：“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股劲头。我们知青点有二十多个人，一半是男同学，没有一个似你这样的。出工就磨洋工，挖土还没有我们女同学挖得快，种的树不是歪的就是倒的，扯常打返工。下了工就是一起打牌、喝酒。没有下酒菜就到附近的农村里偷鸡摸狗，扯常有农民追到知青点来打架子。带队干部都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大保说：“我若是在那里，也会同他们一样。”朱慧琴睁眼望着他，问道：“真的？”大保说：“当然！”朱慧琴笑一笑说：“我也相信是真的。”又说：“不过那些人横是横，遇到事情也讲义气哩。”她就说起有一次接到家里电话，父亲病了。守电话的人跑到知青点去报的信，她刚刚下工，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就跑到马路边去等过路车。那时候，已是晚边子，过路的货车本来就少，好容易等到一部，还没等她招手，呼一下就冲过去了。又等了一阵，还是没有拦住车，急得她眼泪水都快出来了。这时候那帮男同学来了，他们不是站在马路边上，是横挡在马路中间。这样子有过路车就不得不停下来了。车一停，那个野名叫灰毛砣的李本义一下跳到驾驶室旁边的踏板上，他一手举着一把刀，一手举着一条狗腿（他们下午刚刚搞到一条狗），对司机说：“你自己选，肯要哪一样？”司机吓得直往里头躲，问他：“兄弟把话再说清楚点。”李本义指着朱慧琴说：“我们这位知青姐妹有点急事，想搭顺路车回县城。你若是答应哩，回到家里有焖狗肉下酒，若是不肯哩，就把这个（刀子）给你。”司机说：“不答应你未必还敢杀人？”李本义说：“杀人犯法，我没有那样蠢。但是我把你汽车的四个轮胎放走气不犯法。”司机赶紧说：“喊她上车！”

大保眼睛望着门外，用心地听着，听到最后，哈地笑道：“灰毛砣是我们篮球队的朋友。”朱慧琴说：“我晓得。他投篮比你还准。”大保说：“你相不相信，我若是在那里，我也会那样做。”朱慧琴说：“我当然相信。”顿了顿，又说：“你相不相信，你若是在那里，我就会喊你送我回去。”

大保心里“砰咚”一响，不自然地动了动身子，把竹椅子压得吱吱地叫。他想：你若是真的喊我送，我就真的会送。

两人又念了一阵空话，看看天井里的阳光已经拉直，到晌午边子了，就起火做饭。趁大保做饭炒菜的工夫，朱慧琴给他把泡在脚盆里的衣服洗干净，晾在门口的竹篙上，顺便又把堂屋扫了扫。她揑了揑搭在篙子上的洗脸毛巾，粘滑的，知道是好久没有搓洗了的，就又拿到门口溪水边，打上香皂，搓了一阵。吃着饭，两人又念起了一些同学，首先念到的自然是海脑壳钟海仁。朱慧琴知道大保同他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他跟家里一起下放回了长沙的老家，知道他们一直有联系。朱慧琴问：“钟海仁有信来么？”大保说：“有哩，昨天还接到一封。”说着就放下筷子，起身到睡房里拿了封信来。朱慧琴看着信封，说：“钟海仁的字写得好欢气哩。”大保说：“比我的字欢气。”朱慧琴说：“都欢气。”大保说：“你真会说话。”朱慧琴斜他一眼，抽出信，飞快地看过，然后叹一声说：“钟海仁遭孽哩！斢个地方，日子还是那么难过。”大保说：“他家里出身不好，到哪里都是遭孽，这是没有办法的。”朱慧琴说：“他还是不应该跟父母亲回老家。”大保说：“不回老家，又能去哪里呢？”朱慧琴说：“可以像我们一样集体下放呀。假如在我们那里，起码不得那样受歧视。”大保说：“我看未必。”朱慧琴说：“真的，我们知青点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也没有人歧视她们。”大保问：“男的女的？”朱慧琴说：“女的。”大保说：“可能她们比较乖巧吧？”朱慧琴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她们是很乖巧，很本份。做事都好发狠的，从来不多话，一收了工就缩在宿舍里打毛绳子衣，睡觉以前都给我们一个一个打好了洗脚水，还扯常帮男生那边的人洗衣服、洗被窝。我们那里每个人一个月可以请三天假，我们都嫌假少，下来几个月了，她们还一天假都没有请过。”大保问：“她们也不回家看看父母亲？”朱慧琴说：“她们讲起家里就好恨，不想回家。”大保说：“这样要不得。自己的娘爷，无论如何要记着敬着，毕竟是他们生了我们养了我们，是骨肉至亲。海脑壳就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怪怨过一句家里。”朱慧琴说：“钟海仁是让人服含哩，你看他在信里写到受了那样多苦，也不见得有好悲哀，相反地还感觉到一种豪气。”大保说：“海脑壳人聪明，有抱负，如果不是出身不好，如果不是碰到文化大革命，他是一定能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学，一路读上去的。”朱慧琴说：“要依学习成绩，我们三个都是能读上去的。”大保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完全可能！”说完又轻轻叹了声气。

这餐饭吃了很久。吃完饭，不觉日头已经偏西，朱慧琴要回知青点去了。

大保送朱慧琴，到了离村很远的山口上，看着她消失在山那边的树林里，这才匆匆打转。他心里隐隐地兴奋着，一身都绷着劲。太阳光已经很弱了，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想，今晚上反正是睡不着的，打点晚工，把中午耽误的工夫赶出来。他知道杀虫这事情是一天都耽误不得的。

转回田峒，张眼一望，心里忽然登地跳了一下。他看到王六顺在禾田那头飞快地走着，背上的喷雾器吐出一条灰龙，由近而远不断地横扫过去。田峒上空板结着一团灰色的云。王六顺已经把这一块禾田喷洒得差不多了。

大保跑到王六顺对面的垠头，大声喊道：“你这个四类分子，干什么把我的事都做完了？”

王六顺停止了喷洒，把口罩扯下来，慢慢走上岸，一屁股塌坐在泥地上。他看来是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以前把这片田峒的虫杀完，他没有回去吃中饭，没有歇一下憇，独自干着。他是很累了，坐下好久才积聚起了一点说话的力气。他巴结地笑了笑，说：“还只剩下半坵田了，辛苦你做完它？”

大保没有理他，赌气一样，套上长衣长裤，围好脖子，戴上草帽和口罩，背起喷雾器，一脚踩下田去。

王六顺在背后问了声：“那是你女同学吧？”

过一会，他又抬高声气说了句：“你那女同学好欢气啊！”

大保没有回头，忽然大声说道：“是的哩！”

他一下把喷雾器搅得飞快。

这件事让大保对王六顺生出了一点感慨，觉得这个人心思还不拐；后来又看到一件事，这种感慨就又浓了一点。

那天是两个人在对门岭上烧草皮灰。这个活除了要体力，还稍稍要有点技巧，技巧就在如何堆垒草皮上。一坯一坯的草皮层层堆垒上去，中间要留下恰到好处的空隙，让柴火都能烧到。空隙大了，容易起明火；空隙紧了，容易熄火，烧不透。烧不透的草木灰达不到预想的肥力，撒到田里，功效减半。草皮灰是要拿暗火沤着烧的。沤着烧一天一夜，那才是好肥料。大保的动作很快，一锄头下去，一坯草皮就翻转过来了，连不费力气，半天工夫，就在岭脚的荒地上拱起了八个草皮堆，——左边四个是大保堆的，右边四个是王六顺垒的。给草皮堆点着了火，大保就坐在一处高坡上卷烟抽，王六顺远远地坐在草皮堆旁边。

大保把一支烟卷好了，抽到一半了，就看到八个草皮堆尖上也冒了烟。开始那烟只像筷子粗细，怕丑一样的，扭扭揑揑往上长。还没长得筷子高哩，就给风吹散了。可是很快就从草皮堆的各处往外吐烟，一出来就纠合在一起，像瀑布一样往上飘升。飘升到一间房子高时，又像听到什么号令一样往一堆积聚，眨眼间就积聚成一团，慢慢抬升着往高处、远处飘移。大保的眼睛也追随着往高处、远处飘移，心里头真是无比的松快。

可是这种好心情很快就给一股明火破坏掉了。明火是从中间一个草皮堆上突然而起的。王六顺离得近，等大保看见时，他已经走过去，搬起一坯草皮，用力拍在上面，一下就把明火拍黑了。只见几股浓烟奔突而出，再没有明火。烧草皮灰出明火，经常会有，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谁知这次恰好给路过这里的庆生撞见了。一场灾难就落在王六顺头上。

“好，你搞破坏！”庆生冲过来，一把就揪住了王六顺的后衣领。大保看到，王六顺满脸惊惶，马上就变了色，身子直往下塌。

“没有，我没有哩！”他哀哀地说。

“你还敢狡辩？”

庆生捡起一根柴棍，左一下右一下地扑在王六顺身上。王六顺没有躲让，只拿双手护住脑壳，还是哀哀地叫着说：

“没有，我没有哩！”

突然而至的扑打也让大保惊呆了。等他反应过来，看了看草皮堆，忙飞跑过去，拉住庆生的手，说：“这个草皮堆是我垒的。”

庆生没有理他，气狠狠地说：“不可能！”

大保说：“这是摆明摆白的事，哪，左边四堆是我垒的，右边四堆才是他垒的。”

庆生仍然不看他，说：“我讲是他搞的就是他搞的，任何人来洗白都没得用。”又拿柴棍抵住王六顺的后脑壳问道：“你自己讲，是不是你？”

王六顺含混不清地应着，口里呜呜啊啊，好像说“是”，又像说“不是”，这就勾起了庆生更大的邪火。他又朝王六顺抽打起来。打一棍，骂一声：“你为什么不老实。”再打一棍，再骂一声：“你为什么不搞破坏！”打得王六顺直往地下垮，口里像狗一样地低嗥。

大保心里的火气也无可遏制地冲起来了。他看不得这样打人，也看不得如此不讲道理，他一把抢过庆生手里的柴棍子，说：“我告诉你了，是我出的错，你还要打他做什么？”

庆生恼他一眼，仍然气咻咻地说：“我看到他心里就有气。”一脚踢飞柴棍子，走了。

王六顺一直趴在地下低嗥，等庆生走远了，他才翻身坐起来，他的脸上也挨了柴棍子，打破出血了。他抓了撮火灰巴在伤口上。

大保说：“一开始你就应该告诉他，那是我做的。”

王六顺苦着脸说：“我敢讲么？”

大保说：“那你就是活该！”

这是句气话，也有点不近人情了。大保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一下就冲出来这样一句。

从那以后，大保就同庆生生分了许多。庆生还是经常到他家里头，他也一样接待，遇酒喝酒，遇茶吃茶，格外周到，但他心里却冰冰凉，探不到一点热汽。

大保又长高一些了，脸也晒黑，站在朝门口像煞了门神。他同社员们一样地出工，一样地穿草鞋箍大帕，一样地卷喇叭筒烟，一样地烧柴火做饭，一样地挑起尿桶去淋自留地，一样地收工进门前先在烟溪河里洗干净手脚，一样地在社员会上拿土话大声争吵。他的杂屋里也添了腌菜坛子。村里有了红白喜事，主家也会给他下一份帖子。乡里土俗，谁家办大事都要把村里人家请到，（王六顺除外。）一到日子，每户人家派一个人去坐席。大保也同人家一样随上五角钱的礼，然后大大方方地坐到席上，海吃一顿。那里的人不兴敬酒，也不兴划拳，只是同席的人不断举杯，不停吃菜，直到把主家的酒坛子喝到见底，把桌上的八荤八素吃得精光，才会散场。大保已经融进了村里的生活之流中，每天忙碌，日子过得很快。他好像也没有了多少念想，一日三餐都能把肚子塞饱就不错了。他的油水也还可以，脑门上总是泛着一种光彩，他一天都是乐乐呵呵的，只有到了晚边子，收工回到家里，扒开灶灰，拿麻杆掰散引燃柴火，把鼎锅坐在火上时，才会有一种孤独感漫上心头。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饭菜都做好了，村巷里有妇人扯起嗓子喊小把戏们回家“种肚子”（吃饭）了。大保却才是刚刚点燃灶上的火，锅里还没有冒热汽。他没有点灯，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一根一根地往灶上续着柴。灶火在他脸上一闪一闪地舔着，无边的寂寞包裹着他，把他的心搓皱又抚平，抚平又搓皱，好难捱，好难耐。那是他一天里头最难过的时候。

他还有一件难耐的事情是——打篮球。

下乡时朱慧琴送给他的篮球，就挂在床后头的帐杆上，人一躺下，就能看到。每天晚上他都要盯住篮球看一阵，才酣然入睡。篮球常常让他想起早年间的那段辉煌时日，犹自激动不已。有时想得痴了，半夜醒来，朦胧中就会听到篮球发出一种嘈嘈切切的声音。在暗夜中辨听良久，就能听出那是一种艾怨的诉说。篮球哀哀地诉说道：“大保啊大保，你还记得篮球场是什么样子么？你还记得勾手上篮的感觉么？……”

大保当然记得篮球场的样子，更记得勾手上篮的那种快感。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篮球。他会常常请假到跷脚岭林场的球场上过一阵球瘾。

生产队里也有假。十天一假。到了放假那天，社员们都有很多私事要做，上山捡柴，挖自留土，出猪栏淤，请人捡漏，走走亲戚，或是到公社的墟场上赶一天墟，都是忙不赢的。大保单身，杂事不多，平时搭个手也就做了，遇到放假，他就抱起篮球，奔林场去了。林场距村有十多里路，在跷脚岭的半腰。球场紧挨在办公楼一侧，一般是不对外人开放、也不准在上班时间打球的。可是大保例外，原因是场长也是球迷，看过大保打球，知道他曾是县队的主力中锋，于是格外开恩，让大保随时可以去玩，还免费供他开水。大保到了球场上，就像蚂蟥听到水响，精神抖擞，一身的骨头都发乍。那球场是太陋秽了，还极其粗糙。就一块平地（倒是极其阔大），连石头瓦砖都没有清理干净，凹凸不平，球架是自制的，篮板和篮圈一看就不标准。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摸着篮球在球场上奔跑上篮的那种感觉，没有同伴，没有人喝彩，大保独自一人在球坪上跑着。他就是一直在跑哎。他运球。从这边篮一直运到那边篮。上了篮，接住球接着又往这边运。他来回地跑，一直跑到脚抽筋，没有一点力气了，才停下来，走到办公楼的会议室，倒一杯开水，坐着慢慢地喝。一边喝，一边有一下没一下地看墙上挂着的“林场职工守则”、“林场职工奖惩条例”、“林场防火须知”。都看过一遍了，身上的汗也收了，体力恢复过来，就又返转球场上跑一阵，投一阵篮。中午了，就交一角五分钱、半斤粮票在林场的职工食堂搭一份餐（这也是场长关照的）。林场的职工食堂是有公家补贴的，交那么点钱，却有一大缽子饭、一个回锅肉、一份青菜，还有一碗酸菜汤，有荤有素，他觉得这是给自己打牙祭了。吃过饭，他又还会在球场勾留一阵，直到完全过足球瘾了，这才慢拖拖地回家去。队上的社员都知道大保请假跑十几里路去玩篮球的事，都不明白，这是何苦来的。有几次翠英婶都跑到屋里来跟他说：“那样劳神费力做什么，又没得工分记，你是发癫了吧？”大保笑笑，在心里说：“同你讲不清场，鸡又哪里晓得鸭的事。”

打了一天球，大保已经十分疲困，天一断黑，他就睡了。摊手摊脚，打着很粗重的猪婆鼾，一觉睡到大天光。

门口田峒里的禾苗绿了又黄了，早稻进仓了。社员家家都分到了新谷。按照政策，知青们下放第一年有安置费，按月发给粮票，是没有分配的。但队里照顾，还是给他分了五十斤新谷。他挑着新谷到队里的碾米机上碾了回来，拿柴火细细地焖了一锅米饭。

米饭熟了，满屋子飘起了饭香。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门外头的石拱桥那边起了一阵人声，接着就看到门口有人一个一个地跑过去，便也跟着往那头跑。到了跟前一看，围在人群里头的那人他认识，是灰毛砣李本义。

原来是，李本义偷鸡偷到烟溪村来了，他看准了正在一堆牛栏淤旁边觅食的一只老鸡婆，双手抄起一捧田泥，慢慢走拢去。村里的鸡婆跟人都是亲的，见有人来，并不回避，还扬起脑壳，炫耀它嘴巴里刚刚叼住的一条虫子。李本义火速起手，将一团烂泥巴一下砸在鸡婆身上。李本义本就是投篮高手，从好远投篮都又稳又准，对这只近在身旁的老鸡婆自然是不在话下，可怜那只老母鸡连叫都没有叫得出一声，就给一坨烂泥巴结结实实闷住了。谁知这一幕正好给翠英婶看见，一声嘶喊，李本义抱着鸡婆还没跑出几步，就给闻声跑来的社员围住了。烟溪村人讲仁义是远近了出了名的，好多年了，村里没有出过偷窃事情，连地下掉根针都要捡起还给人家的，却有人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偷到村里来了，这让社员们十分气愤，几个后生架住李本义就要捶他。这时他一眼看到大保，赶紧喊道：“大保大保。”

大保也认清人了，说一声：“咦，灰毛砣，怎么是你呀！”就怔在了那里，心里恼火这人怎么偷鸡偷到这里来了，却又担心他会挨打。他知道那些后生气愤之中下手是很重的。

好在这时队长六富叔来了。六富叔喝住了后生们，喊他们松开手，又问大保：“你认识他？”

大保说：“认识。我们一起打球的老朋友了。”

“那他也是下放知青啰？”

大保点头说：“他在林场的知青点。”

六富叔就嗬嗬地笑响了说：“你这样一讲我心里就清白了，他们的名气蛮响咧。”

六富叔问清楚了鸡婆是上屋里灶良婆婆家的，就交待翠英婶说：“你即时转去屋里，选只鸡婆赔给灶良婆婆。”翠英婶气恨地问：“事情就这样算了？”六富叔说：“不这样算了还要哪样？你看看人家知青是好大年纪的人哪？小小年纪就离开爷娘，下放到我们这山里头来，轻易么？”又对大保说：“还企在这里做什么？老朋友来了，还不赶紧接到屋里去。既然到了我们村里，你的客也是我们的客，这只鸡婆就算是我拿来待客的菜。你们先回去做好了，吃饭的时候我过来陪客，好好饮一壶。”就叫众人散了。

大保把鸡捧起，同灰毛砣相跟着回到家，才告诉他刚才那人是队长六富叔，又责怪了他几句，灰毛砣不断地点头认错。两人就开始烧鸡。大保没有烧过这种鸡，就听着灰毛砣指点，撤下鼎锅，烧起细火，把鸡婆连泥巴一起架在火上烧。烧一阵，翻过边来，再烧，然后，再转边，再烧。不过一个钟头，就有一股奇香飘溢出来。撤下来丢在地上晾一晾，接着拿手剥去泥块。泥块都是粘住鸡毛的，泥块剥光，鸡毛也干净了。抠掉鸡肚子里的内脏撒点盐，再放回火上稍许蒸一会，就好了，满屋子的鸡肉香味。大保又到自留土里摘了一篮菜回来。苦瓜、丝瓜、茄子、辣椒、豆角、红苋菜，做了满满一桌。菜刚上桌，六富叔就提着一壶红薯烧酒进门来了。灰毛砣十分恭敬地请他在上席坐下，还没筛酒，先就将鸡头连脖子撧下来敬到了他的碗里。六富叔撕下一砣鸡肉吃了吃，欢喜地说：“这肉真是香得新鲜，我还在门口好远就闻到香味了。你是怎样做出来的呢？”灰毛砣讪笑着说：“我是乱搅的，乱搅的。”又忍不住得意地说：“这鸡的做法也是有名头的，喊作‘叫化鸡’。我从书上学到的。”六富叔夸他说：“后生崽一看就是个灵泛相，书读得不少吧？”灰毛砣连忙说：“前辈面前，哪里敢显灵泛。”六富叔就正色道：“后生崽灵泛点是好事哩，只是一定要学好！”灰毛砣默了默，又笑上脸来，说：“前辈的话，我懂了！”

六富叔扯头喝干一杯酒，又说：“你搭大保是老朋友，要不要听我说句直套话？”

“你说。我都听到的哩。”

“你们知识青年到农村里来，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发了话，我们都要听。我们都欢迎你们来，不过你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搞得自己丑了名声。你悟一悟，农村里的人跟鸡狗是最亲的，养鸡是要生蛋拿到墟上换油盐钱的，养狗是给来守屋的，你们偷起去吃了，这是造孽哩，人家不卵根子抽，恨死你们了啊！你若真是大保的朋友哩，就听我一句劝，以后再不能做这样的事了！”

“好，我听前辈的！”

“这就对了。我们喝酒！”

“我先敬你一杯！”

“一杯不行，三杯才是有诚意！”

“好，三杯！”

“大保一起陪。”

“我当然要陪。”

于是一齐端杯。三杯酒喝下去，都还没有感觉；再三杯酒下肚，头上开始冒热气了；又三杯，鼻尖上就一粒一粒地爆汗珠了。六富叔和灰毛砣竟都是一个德性，酒喝到堂，话就多了。两个人的颈根都胀起好粗，话语像跷脚岭上的泉水，咕咕地往外冒，岩头都堵不住。两个人一句顶一句地说着，密不容针，其实话头又互不搭界，只是自说自话。灰毛砣说他们知青点的事，六富叔说队里的事。大保插不进裆，就只能喝酒、吃菜，睁着眼睛听。语句含混，但意思都很清楚，他知道了灰毛砣他们劳动辛苦，生活无聊，尤其是心里极其苦闷，感觉到前途渺茫，心里好厚的滞淤总想找地方发泄。他惊奇地发现队长六富叔还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心里给烟溪村设计了一幅远景规划。他想着要把对门岭一座山头都开发起来，办一个木材厂、一个养猪场，一个铸造厂，赚了钱以后就在烟溪河上头修一个水电站，在村里办一个幼儿园、一个敬老院。他要让村里人不光吃得饱饭，还要天天有肉吃，年年有新衣服穿，过上好日子。六富叔很兴奋，不断地抹着鼻尖上的汗珠。他对大保说：我晓得你对倒炉头（铸造）很内行，跟你爷爷老子学的，等把铸造厂办起来了，请你到厂里当师傅。大保也很兴奋，但他头脑还清醒，赶紧说：师傅不敢当，打下手还可以。六富叔握住酒杯一顿，说：师傅，我讲要你当师傅就当师傅。大保往他手指缝里筛着酒，笑着说：好，当师傅就当师傅，灰毛砣也帮腔说：就是，当师傅就当师傅，我们这些人生来就是当师傅的料。将来大保还要当大师傅！

说着，三个人一齐大笑。

三个人都有点醉了。

这餐酒真是喝得痛快。叫化鸡好吃，新米焖饭好吃，新鲜瓜菜放的是猪板油，特别可口。三个人喝光了一茶壶烧酒，把一只鸡吃了，连骨头都嚼烂吞了下去（骨头都烤酥了），把一锅米饭吃了（那锅巴尤其香、脆），还把一桌瓜菜扫得精光。最后，六富叔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大保一双腿也重得站不起来，灰毛砣是独自歪歪倒倒走回去的。

后来，大保再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鸡，也再没吃到过那么喷香的米饭。

日子沉重而滞缓地过着。大保手上结起了新茧，新茧又硬化成了老茧，大保的底分涨到十分了。生活证明了他一点不比别个差。队里收成不错，十分工能值到八角钱。那时的物价，八角钱能砍一斤多肉，能买一担红薯，能买四十合火柴，不少了。大保有时发傻了就会生起一点想法：假如以后在乡里讨个老婆，能有双份底分，再养点鸡，喂头猪，侍弄好自留土，日子也能过得下去的。他的心思安定了很多。

然而生活总是不会按照个人的意愿前行。那次六富叔酒后说过的话，并非虚言。这年晚稻归仓，田里普遍撒下红花草籽以后，队里果然在对门岭上辟出一块场地，着手筹建铸造厂。六富叔亲自登门，邀约大保出马。六富叔真的是要大保当师傅，这让大保为了难。大保父亲是倒炉头的老师傅，手艺精湛，在那个行业中颇有口碑，读书时大保常给他打下手，但都是做的杂活，并没有学到技术。倒炉头需要技术，也需要经验，大保一样不样，心里不免怯火。六富叔说：“不怕，起码你比我懂。不瞒你说，我也跑了几个地方，访了几个老师傅。想请他们过来掌蔸。可是政策不允许个人外出，他们都吃过苦头，再不敢出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指望你了。你现在就回家一转，能请动你爷老子过来，最好；若来不了，你就守在家里跟你爷老子现学，十天就十天，半个月就半个月，总而言之务必要把真经学到手再返回来。我这里给你每天记双份工分。“

大保很着神，回家半月，大门都没有出一次，天天跟在父亲身边学手艺。大保主动回来讨教倒炉头，父亲也很高兴。他早就有心要将自己的全套工夫传给儿子，中国民间好多身怀绝技的匠人、艺人，到老了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下一代男丁，这是家族里的一件秘事，也是一件大事。父亲悄悄请出炉头祖师的神像，拂拭干净了，敬了三炷香，父子俩吃过拜师酒，这才正式开教。因为时间紧促，父亲也没有按常规的程序教他了，直接要他当师傅，自己做下手。鞍前马后，随时点拨。倒炉头其实并不难学，关键要看是什么人教，又怎样教。和泥、踩泥，做内模、做外模，大保以前都做过，只要父亲稍加指点，很快就熟练了。浇铁水也好掌握。最难学、最难把握的是火候。好多人倒了一辈子炉头，还学不到家。煤层和木柴如何叠放，大模子和小模子如何参差错落，都有讲究。诀窍却又在窑温的掌控。那时候大小出火口都在喷吐火苗，有的红，有的黄，有的蓝，有的冒黑烟，就得随时估测着窑内的温度退柴或添柴，稍有差池，出窑就成残次品，所以特别需要好眼力，还要特别经心。最后松模就简单了，先松外模再松内模，只须按着套路去做，不要太多功夫。打蛇打七寸，大保集中精力学习察看火候，白天晚上守候在窑炉旁边，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牢出火口，分析火苗的变化。十几天下来，两只眼睛熬得血红身上瘦脱十斤肉。半个月过后，父亲让他单独烧了一窑犁头，脱模出来，无不合格。父亲把十二个犁头摆成一圈，逐个端详一遍，高兴得大笑，说：“好，你这世人不怕寻不到饭吃了！”

母亲这时也松了口气，心里直喊菩萨保佑。儿子回家，她天天担心给居委会发现。她知道政策有规定，知青回家，都是要带上有公社盖章的请假条到居委会报到的，假期最多不能超过三天。她还听说了北门口的大小腿袁志偷偷回城住了几天，后来是给押送回去的。她担心大保给人发现，害怕自己的儿子也会给人在屁股后头戳着长枪押送出城，就天天搬把竹凳子坐在大门口。儿子学成，她的心才放回去。

大保连夜回到烟溪村。六富叔已经睡过一觉醒来了，一见大保，赶紧倒碗冷茶给他喝了，责怪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死板，讲十五天就十五天打了转身？”

大保说：“我不能不守信用。”

六富叔问：“学成了？”

大保点点头，说：“不过我还只学会倒犁头和犁嘴，其它的实在来不及学了。”

六富叔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们乡下用得最多的就是犁头犁嘴，磨损也快，一架犁一年换得好几副，做出来就卖得脱。够了够了！”

大保说：“那就好！”

第二天清早，六富叔就喊起大保到了对门岭上。铸造厂已经拉起了架子，掩藏在一片松树林里，两座窑炉一东一西，遥遥相对，一为熔炉，一为煅模窑。空坪里码着黄泥、禾草、木柴、块煤和铁锭。木柴都是松树柴，油黄油黄的。看了场地，大保很满意，当天中午，就举行了开张仪式。仪式是悄悄举行的，除了铸造厂职工，六富叔只喊了队干部来参加。窑口上供起炉头祖师神像，师公子身着红袍，焚香、燃烛、化纸、祭酒、杀鸡公，把鸡公血淋在窑炉上，又引领众人跪拜过了窑神。仪式做得庄重而不张扬。

按例是由师傅点燃第一把火。六富叔将火柴递给大保，大保“嚓”一下就划燃了。松柴真好，火头只在上面一晃，立即腾起了一片亮火。大保看着轰轰烧起的柴火，心里也有一片火光在闪烁。他想，我就要以这里为起点，发狠做些事情出来。

窑火把所有人的脸都映红了。

万没想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靠近。当天晚边子，一支由县中队、公安、民兵组成的队伍围住烟溪村，从一张张擂开的门洞里抓出人来。抓起的人都拿箩索勒住喉咙反背了手捆得绑紧，连夜押送到县城，关进看守所。

那天晚上烟溪村里的狗叫了一夜。

大保生平头一次给人绳捆索绑，恶语喝斥，背后还有枪杆子冷冷地顶住，一时吓懵了。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在暗夜中虚一脚实一脚地跟着往前头走。走完山路，上了一部大卡车，卡车中间已经蹲起好几个人，一律脑壳低垂，大保从后脑勺上认出都是村里的队干部。他看到队长六富叔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嘴里像咬了东西，不停地在动。卡车四周站了一圈荷枪的人，枪口朝天直凳着，枪管上闪着凶狠的寒光。那晚的月亮很好，大保却感觉到一片乌黑。

大保的一双脚一直在抖。

好久以后，大保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陷进了一桩反革命案。

大保在看守所给关了两年。

又过了十年，他才平了反，罪名一概洗清。

那时他还不满三十岁，头上却有了好多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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