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越　楼世洲

公共领域：民国民间教育团体的生存样态——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个案解读

□陈梦越楼世洲

西方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时，发现近代中国社会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但大多研究局限于政治经济等领域，对教育领域研究不足。按照“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对民国时期在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教育团体的生存样态进行探究，以存在时间最长且一直发挥作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个案，从其公共群体、公共结构、公共活动三方面探讨其“公共性”，认清它的生存样态，为当前的民间教育社团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思考路径。

民国民间教育团体；公共领域；中华职业教育社；生存样态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1］。民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教育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蜕变，进而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教育团体在推动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创立并先后存在过的教育社团有236个［2］，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对于这些民间教育团体，现有的研究多是从其对教育近代化的贡献着手，而忽视了其本身存在的生存样态。本文以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个案进行解读，旨在加深对民国民间教育团体的认识，并为现今的教育改革提供思考路径。

一、公共领域：一种研究范式

罗威廉、兰金、大为·斯特朗德等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个案时发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存在着某些与市民社会相关联 （但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他们将其称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3］。这是国外学者根据他们的经验框架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得出的结论。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也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积极地将这一分析范式运用到近代史研究的诸课题之中，得出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但也产生了较多的争论。

有学者认为，国内史学界对于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条路线：一是文化思辨，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二是商会研究，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研究，这也是目前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有关“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分析范式是在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那么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则是西方的文化体系，如果我们以化约的心态作简单的理论比附将无助于历史研究的深化。在目前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大都注重商会或其他自治性的组织，研究点聚焦在经济或是社会系统中的某些个案上，这样就使得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化，从而不能将近代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一庞大的体系全部囊括。特别是商会研究，已然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区域，这也就使学者忽视了其他领域，已有学者已经对这种研究趋势提出批评，认为“不能因为对商会的研究而忽视市民社会其他环节的研究，要避免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商会中心主义’倾向”［4］，这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所作的结论，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商会，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也要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近代社会的全貌。通过考察近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流变趋势，我们发现，“公共领域”这一研究范式对于我们研究近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章开沅先生曾经说道：“‘第三领域’也好，‘公共领域’也好，无非是探索这块不算大也不算小的空间，探索在这块空间中活动的人和事。”［5］

根据章开沅先生的思想，我们将这块空间细化为民国民间教育团体，以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个案，研究这一民间教育社团组织在近代社会中的生存样态，具体从公共群体、公共结构、公共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加深我们对民间教育团体的认识，并为现今的教育改革提供路径。

二、公共群体：社员概况

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其建立的基本条件首先是有一群矢志于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的人员存在。这里对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及赞成人进行了具体分析，如表1［6］。

表1　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员类别、人数及比例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官员人数最多，占40.9%，其次是学校工作人员或是教育工作者，占27.3%，商人占20.5%，其他为11.3%，非政府官员占比为59.1%，表明在这一群体中，非政府官员占据主体地位。

作为一个民间性的教育团体，其特征之一就是“民间性”，从其创办群体中，我们便可以看出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民间性质，即非政府主办主管的机构。虽然在这一群体中存在着政府官员，但他们都对时下的教育有着很深的感触，并且是作为教育研究者或是实践者存在于该团体中，因而对其性质并无影响，而且在创办群体中存在银行行长、公司总经理、医生、杂志社社员、大学教授等，这都是一些在思想上开明进步的群体，对于教育与社会衔接的问题，深有体会或认识。

表2　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年社员统计表（二十一年十一月调制）［8］

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分为普通社员、特别社员与永久社员，凡是符合办理职业教育者、有志于研究职业教育者和热心提倡职业教育者三项之一的，经由两位社员以上介绍，都可以成为职教社的社员。普通社员每年交纳两元会费，特别社员每年交纳二十元，并且规定“凡一次纳特别捐二百元以上者，为永久特别社员；其一次纳二千元以上者，并赠以永久特别社员金质徽章”，［7］据统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年有普通个人社员545人，特别个人社员204人，永久个人社员37人，总计人数786人，这就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资金支持，而且职教社的社员在十五年来总体上也呈增长态势，详见表2。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职教社在过去十六年间社员的人数变化情况，基本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且社员不仅有个人加入，还有以团体形式加入，这就扩展了职教社社员的来源，充实了职教社的人员组成成分，也增加了职教社的力量，进而促进了职教社的发展。

公共群体的存在是构成公共空间的基本要素之一。作为一个近代职业教育领域的公共空间，必定会存在着一批如张謇、宋汉章、蔡元培、陆费逵、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等关心教育、热衷于职业教育的群体。他们是这一公共空间的创建者，也是活动的实践者，他们积极地撰写有关职业教育的著作或是论文，宣传职业教育，如朱元善译述《职业教育真义》、庄泽宣著《职业教育概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通论》，何清儒著《职业教育学》，黄炎培著《职业教育丛刊》等。正是有着这样一群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的群体存在着，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公共结构：组织架构

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共团体，必定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之所以能够在职业教育领域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离不开一个较为完备的组织结构，即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公共结构。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之时，将社分为董事部、议事部和办事部，分别管理相应的事务。董事部董事均为名誉职，从永久社员中相互举荐，名额定为九人，任期为四年，负责管理本社的资产，核定本社大政方针以及聘任办事部主任人员等；议事部分为议事员和基金管理员；办事部分为义务干事、主任、总书记、书记、庶务书记和学校主任六部分，除义务干事外，其他五部分都是分担互助，共同协助工作。议事部的议事员由特别社员相互举荐，任期三年，为名誉职，可连任，议事部的职权分为公举本社主任、公举基金管理员、审核预算决算和议决本年度办事方针四条。办事部设有主任和书记各一人，其余的各部分及办事员名额，根据各项事业的兴办来选定。办事部的主任从特别社员中选出，总书记以下的各办事员，由主任聘任，总书记负责协助主任的工作事宜。议事部议事细则和办事部的办事细则都由各部自行商定之，而且对于各部的会议也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如办事部的会议细则规定“本会议以办事部全体及基金管理员组织之，本会议由办事部主任召集，以办事部主任为主席，主席因事故缺席时，总书记代理，并在书记中指定一人，做会议时的记录，会议议决的议案，由主席签字，交职员执行，细则有未尽事宜，得于会议时提出修正”，［9］从这简短的办事部会议细则中可以看出，办事部对于会议的要求较为严谨周密，而且这些规定都是由办事员在会议上共同商定出来，体现了作为一个公共团体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

另外，职教社还设附设各种委员会，并且聘请专家担任，有关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系统图，如图1。

图1　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系统图（1933年）［10］

从图中可以看出，职教社的组织结构分为董事部、评议部和办事部三大部分，在董事部下又细分为百年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资产管理委员会，办事部和资产管理委员会又细分为总会计部、总务股、研究股、设计股、推行股、编辑股、农村服务部和补习教育部八个委员会，这样可以将组织的工作具体化，提高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推动职教社正常地运作。

合理的组织结构是一个社团进行运作的前提条件，一个合理完善的组织架构，能够发挥社员的积极性，推动社团稳定的发展。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发展过程中，以社团成员的共同吁求来建立其组织结构，其合理性在于建立适合社团实际需要的部门，其公共性在于部门的设立不是以某一人的喜好而设，而是通过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并进行议决后设立。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合理性与公共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社团，愿意在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可以说，有一个好的公共结构是职教社不断发展的基石。

四、公共活动：运作样式

每一个团体在成立之后，都会进行着相关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是在团体成员共同努力下进行的，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其成立之后，便着手进行有关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如召集会议、进行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探讨、编辑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创设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交流的“平台”、组织讲演、宣传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等，具体的活动如创办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研究、改革农业教育、试办职业指导、举办展览会、组织研究会、参与修订“新学制”等。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努力地实践着，以期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促进教育与社会衔接，促进社会发展。这里，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会议做一些简要分析。

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之时，便意识到“学术团体之使命，在时常聚焦讨论，以谋常理之发现及实业之进展。”［11］这样，开展会议便成为职教社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之一。职教社的章程中规定：“会集研究或通信研究，此为关于各类各项事业所以构成本社意思之总机关。”［12］对于会议的举办，职教社异常重视，精心筹划，有关职教社举办过的会议，大致为年会、专家会议、职业学校成绩品展览会、职业学校联合会等。这些会议的开展，为大家探讨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只要是有关对职业教育的看法，都可以在会议上发言，供大家商讨，以此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曾对职教社成立后十年间的集会进行了统计，如表3。

表3　中华职业教育社过去十年间集会统计［13］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后的十年间，每年都会举行大会，也即是年会，在所有的会议中办事员会最多，共计236次，表明职教社对实践活动的重视。总体看，职教社在十年中，开展的各类会议共计339次，平均每年约有34次会议，会议次数之多，说明职教社成员对于职业教育问题的关注。

职教社的第一届年会到第六届年会，是以“全体大会”的形式来开展职教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而从第七届年会开始，在“全体会议”之外又开设了“分组会议”，对职业教育领域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专门的讨论，“全体会议”与“分组会议”相结合，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探究职业教育领域的问题，得出更切实际的措施，促使职业教育发展。

会议是将社团的社员召集在一起，共同探讨某一问题的平台，它是进行思想交流与措施生成的场域。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众多会议，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域；同时参加会议，也是职教社成员的一项公共活动，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域——会议，进行着职业教育研究讨论的公共活动，这是职教社这一公共团体的生存活动。当然，会议只是其一项公共活动，如职教社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也是一项公共活动，报刊能够为公共团体的活动提供一个 “对话场所”，《教育与职业》杂志给关注职业教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隐形的“对话空间”，只要是对职业教育有自己想法的人都可以投稿，这也是一种对职业教育的探讨，同样能够促进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步。

公共活动是一个民间团体的生存表征，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团体的价值性与方向性。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得以生存，就在于其活动主体的“非政府”，活动对象的“民间性”、“社会性”，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研究与探索活动，其主体是这个社团的社员，而对象则是社会上的职业教育问题，是一群拥有共同意识的先进群体，有志于教育改革，而从事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活动。

五、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一大特征，有关“公共性”的讨论，吉泽氏认为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不同立场、意见的并存为前提进行讨论的场合；二是以社会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的理念。［14］小滨正子在其《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公共性的结构与问题点在于，它是‘以社会一元化的共同意识、一体感为前提，谋求社会全体的利益’，自发与强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在廓清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之前，应首先了解到“公共领域”这一研究范式是西方学者在西方国家历史文化背景中研究得出的，因而西方学者对于“公共性”更加侧重于吉泽氏认为的第一条内容，而其第二条内容，则是兰金、罗尔等在运用“公共领域”这一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中所做出的不同发现，是更加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实际的。这里对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公共性”从吉泽氏所作的两方面内容进行简要分析。

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民间教育社团。所谓社团，从本源上来说，是以成员间具有的某种共识为基础形成的，存在着具有伙伴意识的共同性。［15］这种解释符合西方学者运用“公共领域”这一研究范式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阐释，也符合吉泽氏对“公共性”的一种认识。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是由于当时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离，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十分严重，在黄炎培、蔡元培、张謇、穆藕初等教育界实业界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吁求下而成立的。职教社章程的第一条便规定“本社成立，同人鉴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故于本社之立，矢愿相与终始之”［16］，表明当时职教社同人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来挽救国家挽救社会，这一群体有着救国救社会的共同意识，也即是他们在“职教救国”这一共同思想的主导下，来谋求全中国全体社会的利益，这也是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根本的价值取向之所在，可以说是职教社这一民间团体“公共性”的表现之一。

有关吉泽氏认为的“公共性”的另一条内容，即存在以不同立场、意见的并存为前提进行讨论的场合。这一点与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要素是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以其对立物而缓慢出现相对应的，其强调的是允许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不同于国家的声音存在，重点是在政治领域。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一个以研究实验推广职业教育的学术团体和试验机构，因而其所处的领域主要是文化教育领域，这就与西方“公共领域”的产生有着本质不同，西方的“公共领域”是伴随着与国家对抗而逐渐形成的，而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体制中，是无法孕育出这种领域的。但是，作为中国近代教育领域的 “公共领域”，可以分析其在教育领域的 “公共性”，前面我们已经对职教社的公共活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会议，它是一种以不同立场、意见的并存为前提进行讨论的场合，还有《教育与职业》杂志也为持有不同的职业教育观点或看法的人员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场合。虽然这些场合只是职教社公共活动的具体形式，与吉泽氏所认为的西方的“公共性”不同，但是从公共空间的内部形态看，这种公共活动场合的存在也能体现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公共性”。

由此，不管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整体上是以救国救社会的共同意识为前提，来谋求全社会的利益，还是在社团的内部存在着提供发出不同意见或思想的场合，来促进社会发展，这些都体现出近代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公共性”。

民国时期的民间教育团体，在“公共领域”这一空间内，不断地实践着自身的教育改革诉求，不管改革成功或是失败，都可以从它们的生存形态中，获取有益的东西，为当前困境重重的教育改革提供思考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些问题面前，教育部门已感到自己力量之不足，因而民间教育公益团体便应运而生，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等民间性的教育团体，这些团体不断地研究当前的教育状况，为当前的教育改革建言献策，这可以看作是对民国时期民间教育团体的一种学习。因而推动当前民间教育团体的发展是推进教育改革的一项有效措施，这不仅需要民间教育团体健全自身的组织结构与运作形式，也需要国家采取有效的政策行动，改善民间教育团体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此推动民间教育团体的教育改革实践，打破当前的教育改革困境。

［1］［2］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

［3］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Stanford，1989）；MaryBRankin，EliteActivismandPolitical 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1865—1911（Stanford，1986）；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1920s China（Berkeley，1990）.

［4］张志东.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J］.近代史研究，1998（2）：304.

［5］转引自刘家峰，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J］.历史研究，1998（8）：190.

［6］数据来源：朱有瓛，戚名秀，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50-452.

［7］朱有瓛，戚名秀，钱曼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54.

［8］［10］江恒源.十六年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10-11，13.

［9］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J］.教育与职业，1917（1）：3-4.

［11］杨卫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8）：69.

［12］［16］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J］.教育与职业，1917（1）：1.

［13］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十年小史［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7，附表四.

［14］［15］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5.

责任编辑肖称萍

陈梦越（1989-），男，湖北荆门人，浙江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职业教育史；楼世洲（1957-），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育经济与管理、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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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518（2015）25-00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