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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与启蒙

2015-11-14周瑟瑟

天津诗人 2015年3期
关键词:现代诗新诗命名

周瑟瑟

一 命名

做为一名诗人,坐下来面对诗歌这一文体时,尤其是面对不同的命名时,我似乎被自己所写的文体弄糊涂了。我们写下的诗歌,在不同的语境或讨论环境下,会被称为“新诗”、“现代诗”、“当代诗”、“汉诗”、“中文诗歌”,还有以诗歌出现的历史时期或写作特征、写作人群来命名的“先锋诗”、“朦胧诗”、“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口语诗”等等,诗歌发展至今,我们并不会在意这些命名的意义,觉得只要我写下我心中的好诗即可。

总体上的情形是这样的,讨论这些命名属于诗学范畴的事情,与诗歌写作本身关系到底有多大,值得评估。说命名与写作之间毫无关系,肯定是一种懒得动脑子的埋头写作的想法。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关系大得很,汉字的强大在于细微的差别。 命名更是诗歌发展历史的产物,有它的诗学价值与意义。

“新诗”是通常的说法,与“古诗”形成字面上的对应,重庆有一本刊物就叫《新诗》,“新诗”的说法博大而广泛,这是最早的命名,与“白话诗”同时诞生,现在说“我写的是白话诗”的人基本没有了。原“非非主义”诗人朱鹰曾搞过“白话竹林”的诗歌写作,这是我这十几年来惟一见到过的自胡适后提“白话”的诗人,他后与我一起提出“卡丘主义”,我把他的“白话竹林”消灭掉了。现在我们写的都是伟大的“新诗”。

当然,说“现代诗”更加准确,在全球化现代性诗歌语境下,“现代诗”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现代诗”显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性”诗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现代性”诗歌历程,包含了对“传统诗歌”的持续革命。

“当代诗”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指向“当代”,这一点与“当代艺术”有点类似。 由孙文波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诗歌丛书《当代诗》,这里面肯定还有孙文波他们那一波“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所要表达的诗学主张。

多年在海外漂泊的诗人杨炼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则一直有“中文诗歌”的概念, 他既不强调“汉诗”,又不说“现代诗”,他所提到的“中文诗歌”除了在国际上交流时与其它语种有了显明的区别外,一定有与之对应的理论,暂且放下不表,他好像从不认为自己写过“朦胧诗”,在我看来“中文诗歌”至少是海外语境下写作的命名。如果杨炼提“汉诗”与他海外写作者的身份也相符,在外国人面前说他写“现代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说“我写汉诗”或“我写中文诗”,一眼就能分别你来自哪里,以什么语种写作,也方便。

“白话诗”以来的新诗至今百年,我们对于诗歌的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写作者那里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其实不必争论,更不必达成一致的认识。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汉诗”或“汉诗精神”,“汉诗”从字面上指向了“汉语”, 这是一个精神与语言的双重源头。什么是“汉诗”或“汉诗精神”?可不可以笨拙地指向“汉语诗歌”或“汉语诗歌精神”?“汉语”对应于“汉民族”,中华民族的统称。

诗人刘洁岷曾主编过一本民刊《新汉诗》,从这个刊名来看,他好像强调“汉诗”的“新”与“旧”的区别。诗人张执浩主编《汉诗》丛刊,并没有明确的关于“汉诗”的理论主张,显然他并不想对命名做什么阐释,或许仅是一本刊物的名字而已, 与一个人的名字一样,一个指代,一个符号。但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我想象此处的“汉诗”首先是诗的纯正品质,其次是端正的态度。

对于“汉诗”我们可以试着从本土性与现代性上来分析,即从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来看“汉诗”或“汉诗精神”。“汉诗”或“汉诗精神”就是本土性写作与现代性诗歌精神。

在此我引用一下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为何我不喜欢西方文明》一文开篇的观点:“当我直言不讳地说不喜欢当代西方文明时,如是说部分原因是为了戏弄我的西方同胞。采取这样的立场多少有点玩笑的性质,但也是严肃的。”

我想从汤因比的观点引申到“汉诗”或“汉诗精神”,对于百年历史所构成的中国新诗文明,有太多的“不喜欢”。

新诗甚至在社会的剧烈转型中被边缘化,被嘲笑,被指责,被谩骂,现代诗歌被这个社会“戏弄”。古诗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高峰之一,在白话文运动中寿终正寢,虽然现在写古诗的大有人在,暂且不谈。自“朦胧诗”之后,我们的新诗发展突飞猛进,经历了多次大的起伏,我们在艰难中写作,遭人白眼,诗人是所有文体写作者中最没有商业利润的人,纯粹写诗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比古代诗人的待遇要差,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十多年,但我们还是自顾自玩,并且越玩越有劲,越玩越高级了。保持诗的尊严,坚守诗的清贫,时来运转,互联网时代,诗歌又回到生活中来了。 诗的价值与意义如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喧哗的时代,诗歌成为精神的象 征。

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的“诗歌文明”,它的毛病纵然再多,毕竟被它的光芒掩盖了。“不喜欢”已经不重要了,“不喜欢”没有意义,因为“诗歌文明”渗透进了人的精神,改变了文明的历史。

二 汉诗

“汉诗”正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生存感受而存在的写作,它的命名本真、朴素,与语言相关。诗歌在语言中获得最大的自由,语言,包括方言所赐予我们的自由大过任何权利。

“汉诗精神”所承载的是本土精神与现代性文明的双重责任。没有责任何以写作?与本土精神与现代性文明息息相关的诗歌写作,会是怎样的写作?

我们每天都讲话,不用方言,就用从方言中翻译过来的普通话,用外语的机率较少,写作如此,从母语中发生的写作,除了语言本身的精神属性,更多的是来源于生活与历史,生活是写作的第一现场,历史是写作的第一背景,生活现场与历史背景构成了“汉诗”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母语包含了生命的最初情感经验与对世界的认知,是我们的文化记忆与真实状态。我不清楚其他诗人是如何对待母语与“汉诗”写作的。写作是个人的创造,更是观念的表达。在全球化移动互联网时代,“汉诗”不是孤独的,它是我们的审美经验的传达,它像美好的气味渗透进了文明的肉身。“汉诗”之美与写作它的人相关。我们写下的无非是美的诗与不美的诗,但在传统文化里我们强调得最多的是审美,而不是审丑。审丑只是在审美疲惫之后才想起来,原来还有审丑。

“汉诗”之美由来已久,这条美的历史从古典到现代,“汉诗”构成了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中的文明。我认为“汉诗”本质上是历史的写作,这是一个由时间绵延而来的写作,如果把古代诗歌也统称为“汉诗”,就可以整体来看考察中国诗歌文明的重量。从古代经典到现代经典,从《唐诗三百首》到百年中国新诗经典,“汉诗”精神性力量推动着中国诗歌文明往前发展,面向未来的中国新诗,在“汉诗”艰难的写作中留下一条美的历程。

长城之内皆园林,中国文化养育的古老“汉诗”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记忆,并且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三 启蒙

启蒙的意义对于当代“汉诗”从来没有这样被漠视。我在2014年编选年度诗选时提出这一问题后并没有引起诗歌界同仁的反思,在北大诗歌研究院那次讨论会上,评论家张清华、杨庆祥对此做过正面的回应,他们肯定我的观点:重建中国“汉诗”现代性新人文启蒙精神。

另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周亚平诗歌研讨会上,我谈到周亚平诗歌的“先锋精神”,印像中翟永明等人发言时对当下再谈“先锋精神”持悲观的态度,其实大家都觉得汉诗的“先锋精神”或那个先锋的汉诗时代离我们远去了,而我看到周亚平诗歌中的先锋精神勃发时还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经过持续20多年的技术与生活的双重颠覆,人文精神在启蒙之初给中国文学、 “汉诗”与艺术挖下的精神掩体被迅速填平,裸露出我们日渐肥胖、虚弱的体质,写作表面的狂欢与光滑,丝毫也掩盖不了我们内在的贫乏与惊慌。

我提出要重建“汉诗”现代性新人文启蒙精神,这种新人文启蒙具体指向了“汉诗”的精神源头与诗歌写作的元语言、元体验。重建意味着一种新的姿态,首先我们要有对生命与死亡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敬畏,对上世纪80年代人文精神的敬畏,对上世纪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诗歌先锋精神的敬畏。

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挖掘诗歌的源头,从而找到属于我们每个时代的“元诗”。 从当下往回找,找到精神的源头,越过现代性困境,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重建汉诗现代性新人文启蒙精神。具体到个人的精神路径:把反思变成个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2015年“三月三诗会”上我谈到这一观点。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面前徘徊,一边是害怕,一边是向往,害怕什么呢?害怕传统成了现代性进程的绊脚石,向往什么呢?向往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式。 我发现正是因为既向往又害怕,导致我们常常摔得鼻青脸肿。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焦虑,我们像一头野兽,那是一种自杀式的写作,一切都不真实了,仿若隔世。但当年的冲锋与陷阵,当年的浮躁与迷惘,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分浮现眼前,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大都经历了混乱与无序,经历了在西方经典的丛林中的长途跋涉,现在,漫长的旅途似乎可以停止。

这几年,因在拍摄百集人文纪录片《馆藏故事》的缘由,我得以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面对老祖宗留下的善本古籍时,我彻底对过去的写作产生了怀疑。 我近距离看到了《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典藏真身, 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慈禧太后把玩过的《升平署戏剧档案脸谱》,还有左联五烈士手稿、马克思手稿、王国维遗书等等,我的心跳加快,那些经卷,那些旧时代的脸谱,那些诗歌手稿与遗书,让我突然有了一种对当下生活的悔恨之情,对我的写作的悔恨之情。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认识到传统,什么是传统?――中国国家图书馆地库里的经卷与手稿就是我今年认识到的最真实的传统。

我与传统的关系原来如此陌生,如果没有那半年的拍摄采访,我这一辈子还只会停滞在“生活”的层面上写作,而现在,我开始了面对“传统”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眼前重现的是力空法师与《赵城金藏》,是司马光《资质通鉴》残稿,是历史,是古代,是传统。我与传统的关系正在重建,而新的汉诗正在恢复我的元气-传统的元气。

现在,我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传统与诗的通道。古人是可敬的,当我置身于国家图书馆地库那些典籍面前时,我的身体像过电一样颤抖,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我看到国家图书馆珍藏的甲骨文、东巴文时,我发现那些古老的文字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控制住了我,我想冲着它们写作,我突然有了一种写作的抱负。

我明白了,传统与文明的血液正在一点点渗透进我的诗歌,改变我的写作。

这三年我每年在编选《中国诗歌排行榜》一书,我渴望读到具有原创性的作品, 原创性本是汉诗的一个基本属性,可到现在却变成了奢望。最后我还是要谈一下我对好诗和好诗标准的看法。

一个好诗人必须自觉不写伪善的诗,不维护、不迎合庸常的诗歌标准,不自恋于腐朽、落后的诗歌传统标准。

一个好诗人后面没有另一个好诗人,前面也没有,好诗人难以模仿,更不模仿他人。

一个好诗人对他人说他是好诗人持怀疑态度,要即刻逃离他人给出的好诗标准。

反抗的是被训服的好诗标准,自觉对已有诗歌进行新的启蒙。

诗歌标准就是反诗歌标准,但又迷信于诗歌标准的存在。

好诗人警惕被好诗标准训服。

建立在他人诗歌上的标准,不属于个人,对写作有百害无一利,导致好诗模仿成堆,好诗变成了同一首诗,众多好诗人是一个诗人。

当然,我认为一个好诗人的身上会显示出“汉诗”现代性新人文启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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