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指疵
2015-11-14冯锡刚
冯锡刚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学院,上海 200093)
《〈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以下简称《考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果,于2014年8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受到郭沫若研究学界的关注。王锦厚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对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和特色已作了充分的肯定,笔者无需赘言。之所以写作本文,为的是纠正讹误,以期再版时得到修订,精益求精,更上层楼。不敢自诩扔的是金子,但至少不是拍砖。
笔者关注的重心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故仅就《考释》下编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
《考释》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编选和注释这两个方面来分析。
编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联语不宜入编。《考释》编入相当数量的联语,好在早有《郭沫若楹联辑注》一书面世,读者自可比对。联语必须具备对仗的要素,还应尽可能讲究平仄,这些均与格律诗相通,但毕竟限于上下两句,无所谓用韵。古有“无韵律不成诗”的说法,因此也就不宜将联语归入诗歌这一门类。
二是已入其他文体之中的作品不宜入编。此点已有研究者指出,笔者完全同意。《考释》将《读〈随园诗话〉札记》各篇所涉及的12首诗辑为一组,冠名《读〈随园诗话〉札记》,作为集外散佚诗词编入,而《读〈随园诗话〉札记》已收入《全集》。更还要指出的是,其他文体之中的代拟的作品尤其不宜入编,这便是《考释》所编入的历史剧《蔡文姬》中的三篇作品。《屯田歌》在改定本中已被删去,《贺圣朝》则由《重睹芳华》取代,而后者则出自田汉的手笔,纵然经过郭沫若的修改,亦无从改变作品的“著作权”。这些作品是整部历史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独出机杼,故单列并不合适。更何况这三篇作品或已删芟,或出自他人手笔,就更不宜入编了。顺便说一句,历史剧《武则天》中倒是有一首出自剧中人武后之口的“金轮运不穷”的五律。然而传世的武则天作品中并没有这样一首五律,其风格一望而知出自郭沫若手笔。《考释》未收此篇,倒是正确的“失收”。
三是重复入编。《书赠严寄洲》(P276)已收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P229),是《木兰陂》中的第五节。编注者为手迹所误,以为专为严寄洲而作,未细察“赠”与“书赠”之别。一般而言,赠作多为特定对象而写作,而书赠则多意在以书致意。郭沫若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求字者颇多,故除将自作诗词书赠求者,更常以书写毛泽东诗词以付求者之索。《回春颂(满江红)》(P291)已收入《全集》第五卷(P30),改题为《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这一改动便造成了编者的失察。
四是误收他人之作。将《春雷》(P350)“其二”误作郭沫若作品而入编。此事始作俑者非他人,乃笔者也(编注者在题解中写明“详见冯锡刚《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载《传记文学》1992年第3期”)。“其二”作者实系胡绳。1996年出版的《胡绳诗选》收有1974年所作《两年前所作一诗误传某大家手笔,答友人问》,道明原委。笔者据此写作《郭沫若和胡绳的特殊唱和》,发表在一家地处西南的文史刊物上。因其知名度远不及首都中央级的《传记文学》,故读者较少。但在200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一书中,笔者写明了这两首七律的作者归属,当年《中华读书报》也发表过推介拙著的书评。《考释》依然以讹传讹,足见始作俑者错讹影响之大,实在有必要再一次说明真相,以免一错再错。自然,这也多少说明,《考释》因视野所限,尚有疏漏。
由此即造成第五点不足,加以未能充分利用网络检索之便,未能避免不应有的漏收。最为明显的是未能收入《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郭沫若1970年代中日友好诗抄》。此件虽然在输录入和编排上有一些错讹,但其总体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其可供《考释》选编的有24篇之多,实际通过其他渠道仅收入其中12篇,致有半数失收,令人遗憾。
《考释》在注释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误植或辨识手迹有误,致使相关注释无法圆通。试举以下十首作品:
1.《题郁曼陀画》(P197)“能埋天地天不死”,应为“能埋无地天不死”。作者在《悼念周总理》一诗中有“天不能死地难埋”之句,其意相同。
2.《贺张元济老先生九十寿辰》(P210)“老成今道新”,应为“老成与道新”。手迹系规范的行草,“与道新”意为与时俱进,“今道新”则无法说通。
3.《题瞿秋白笔名印谱》(P226)“心凝坚铁血凝雪”,应为“心凝坚铁血凝霜”。此诗押ang韵,韵脚为霜、阳。更重要的是,此句语出双关,秋白谓之霜。鲁迅曾以“诸夏怀霜”表达对瞿秋白的怀念。
4.《题梅花图》(P229)“的的此乐土”应为“灼灼此乐土”。释“的的,明显貌”,“诗句意谓,为众所见的这块乐土”,令人费解。
5.《雨中游华清池》(P230)“年岁丰收人寿康”,应为“乐岁丰收人寿康”。又首句“雨里云山一片苍”是1960年4月发表时用句,而1963年5月书录时已改为“雨里云山万刃苍”,似以后者为宜。
6.《贺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P250)“鼓扇雄风迈宗唐”,应为“鼓扇雄风迈宋唐”。手迹为行书,不难辨识,“宋唐”即唐宋,为谐韵而倒置。“宗唐”则难解其意。又此句第6字须用仄声,宗则为平声。
7.《新运会凯歌(满江红)》(P290)“起群成绩新国际”,应为“超群成绩新国际”,释“起群即群起,集体起来”,实在牵强附会。
8.《即兴咏史诗(四首)》(P306)“其三”“咸阳一举书烧尽”,应为“咸阳一炬书烧尽”;“其四”“爱她孤姥发如油”应为“爱她姑姥发如油”。此两处均据手迹。
9.《七律》(P312)“奴看周颂隶秦骚”,应为“奴看周颂隶荆骚”。释“秦骚,先秦的骚体,亦称楚辞体”,编注者其实清楚中国文学史上有国风和楚骚一说。以秦风代国风犹可,然向无“秦骚”一说。郭沫若以荆骚代楚骚,显然是出于平仄的考虑。
10.《春雷》(P350)“宣判孔二有余辜”,应为“判宣孔二有余辜”,作者将常用的宣判一词倒置,显然是平仄的规范;“柳论高瞩灿若朱”应为“柳论高瞻灿若朱”,瞻、瞩含义虽接近,但亦为平仄所限,不可误置。
由于对手迹的误读,加以对格律不甚了解,致有如上错讹。
《考释》在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恰在未能读到有些作品的手迹,因而对写作背景不甚了然。此较之由误识手迹而作错误解释虽不甚明显,但对理解作品却关系甚大。例如,《题北京大学图书馆》(P227),因编注者未能看到手迹,故标题即有误。手迹落款处有“咏红楼 一九五〇年五月”的短跋。当时北京大学尚在沙滩红楼,为纪念李大钊和颂扬毛泽东,北大图书馆辟出专室,并请郭沫若题写“李大钊同志纪念室”、“毛泽东主席工作处”的标牌。郭沫若兴之所至,题写了这首少见的仄体五律。由于种种原因,纪念室后来改制,不再悬挂这两块标牌,而郭沫若的这首题诗至少悬挂到1950年代后期。《咏红楼》一诗除在北大编印的介绍该校概况的非正式出版物中刊载过,从未正式发表,故知者甚少。又如《题甘肃体育代表团》(P321),也以编注者未能明了最初的出处,故所作题解不尽妥贴。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不久,甘肃省体委撰写纪念文字发表于《甘肃日报》,并同时刊登了这首七律的手迹。但是,此诗手迹最初发表于1965年9月的《(中国)体育报》,落款处有“为第二届全国运动会预祝鼓吹 一九六五年八月廿三日”的短跋。郭沫若常将同一自作诗词书为条幅,赠勉个人或团体。如并非针对特定对象的,诗题总以保留初衷为宜。因此,这首七律显然应以《为第二届全国运动会预祝鼓吹》为标题。不无巧合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作过《为第一届全运会鼓吹》的七言诗。
紧接这一首编次的《重到晋祠》问题更大。这首出自《大寨行》组诗中的七律,原本不应成为《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诗,完全是由于编辑者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而刻意摒舍造成的。(详情可参见笔者的《不应掩盖贤者的“脚印”》,载1998年第3期《书与人》。)《重到晋祠》之为《全集》编辑者摒弃,就在首句“康公左手书奇字”。《考释》释“康公,指康有为”,乃想当然的张冠李戴。其实,康有为既不能“左手书奇字”,亦未曾为晋祠留有墨迹。郭沫若能在1965年12月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称康有为为“康公”吗?能“左手书奇字”,且为晋祠留有墨迹的,只有郭沫若写诗当年的政要康生。郭沫若与康生过从亲密,尊之为康公,既有礼数的成分,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康生的书法确实功力深厚,称之为“奇字”自然不乏作诗的夸张成分,但也不算离谱。既然国人并不讳言蔡京、秦桧、严嵩等作恶多端的权臣于书法颇具功力,则将当年称道康生书法的诗句予以保留,也并非有违“政治正确”。更何况这首《重到晋祠》在《大寨行》全部18首诗中,写景抒情应属上乘。笔者写过《郭沫若在“文革”期间的挽诗》,发表在《随笔》2010年第1期上。其中有《挽康生》七律一首。这样整体称道康生的作品尚且能公之于世,《重到晋祠》仅此一句不算离谱的恭维,应无大碍。幸亏《考释》不明就里而张冠李戴,否则或许难以入编,如同自觉割舍《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水调歌头)》来处置吧。
如果说上述所举只是局部的讹误,那么从总体来看,
《考释》的注释规格未能与《全集》保持一致,失之泛俗,是更大的问题。应当明确,《考释》作为《全集》的补遗,其受众对象宜与《全集》一致。以笔者之见,《全集》的注释虽不能称之为尽善尽美,但其重在题解及用典出处的说明,是适当的。这当然是出于对作品品位的把握,由此而有着明确的读者对象。然而《考释》考既略显不足,而释又每每多余。试读《为运城解放十八周年而作》,以见一斑:
党之威力,直瞰太原。
解放晋民,创造新天。
志士光烈,永垂万年。
攻克运城,学会攻坚。
这样一首几同白话的四言,除了题解并不需要任何注释。然而,《考释》居然句句作注,实在是模糊了读者的文化层次。(顺便要指出的是,笔者虽未见其手迹,但几乎可以断定排序有误,七、八两句似应置于篇首。)其实,这样一部为《全集》补遗的诗集,理应侧重在作品出处的说明,而词句的解释则尽可能简省。诗无达诂的古训还是很有道理的。
笔者实系不入流的研究者,多年来对郭沫若集外佚诗多所关注,故亦多少能体会《考释》编注者多年来的苦心,更钦佩其锲而不舍的求真务实。爱之深而责之切,谅为识者所知。近日颇欲将《考释》未能编入的散佚诗词三十首编为一辑,贡献于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者,以为学术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