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张英伦

敬隐渔给鲁迅写过七封信，前三封鲁迅都及时作了热情的回复：感谢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称赞；感谢敬隐渔介绍《阿Q正传》之劳；允诺组织编印《莽原》“罗曼·罗兰专号”；为敬隐渔译介中国现代小说购书寄书。

可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1926年12月8日接到敬隐渔第四封信起，鲁迅却只有收信的记录，而没有回信的记载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上午得敬隐渔信，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黎发。”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得淑卿信，七日发，附敬隐渔信。”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十五日 晴。上午得有恒信。得敬隐渔信。”

不仅不回信，鲁迅还开始对敬隐渔啧有烦言。他在1926年12月18日发表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阿Q正传》的译本他只见过梁社乾和敬隐渔的两种；他虽“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却偏说梁译的英文本“很恳切”，言下之意敬译的法文本不忠实。

鲁迅对敬隐渔的不满从此就没有缓和过。在1933年11月5日致翻译家、剧作家姚克（1905-1991）的信中，他对敬隐渔的批评更达到声严色厉的程度：“敬隐渔的法文据说是好的，但他对于翻译却未必诚挚，因为他的目的是在卖钱。”

鲁迅说敬隐渔翻译“目的是在卖钱”，这令人惊讶。在1926年1月24日给鲁迅的第一封信里，敬隐渔转述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称赞时，就庆幸自己“替我们同胞得了光彩”。敬隐渔评全飞信的文章，鲁迅也应该读过，敬隐渔在该文中就豁达大度地表示：“倘若你们意在让我更勤快，更忠实，使“某国”的光荣发扬无遗……这是我很感激你们的。”如果敬隐渔翻译仅仅“目的是在卖钱”，他大可不必费力对《阿Q正传》加以精炼；全文照译肯定可以卖更多的钱。

鲁迅对穷书生敬隐渔翻译“目的是在卖钱”的指责令人不解，还因为鲁迅本人，除了教育部的薪俸，就是靠稿酬和版税收入维持着相对宽裕的生活；鲁迅日记中有关稿酬收入的记载何止百条；为了稿酬，他甚至和自己的学生李小峰打过官司。

是什么导致鲁迅对敬隐渔的态度前后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成事与坏事，全因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给鲁迅信中提到的寄给创造社的“原文”。

敬隐渔在信中转达的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热情称赞曾让鲁迅欢欣鼓舞；那时的鲁迅，不但不埋怨敬隐渔把“原文”寄给了创造社，或许还认为这是聪明之举呢！因为“原文”由创造社发表，罗兰对《阿Q正传》的赞扬会更加令人信服。

但是，“原文寄与创造社”以后，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创造社的刊物上始终未见发表。如果当初寄给文研会刊物，早就以醒目的标题披载、广为宣传了。这让鲁迅越来越感到失望，敬隐渔的聪明之举在他看来变成了“多此一举”，所以才有了对敬隐渔的翻译“未必诚挚”和“目的是在卖钱”的非议。

鲁迅最怨愤的当然还是创造社及其首领郭沫若。

胡风在198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他在北京读书时，有一天到北京大学新潮社购书，从李小峰和鲁迅谈话中听到罗曼·罗兰给鲁迅写信的事：

我每周总要去找一次书刊。一次，正遇见鲁迅也在那里。他一面走着看两面的书刊，一面和李小峰谈话。他选出了创造社出的《洪水》。李小峰问他，罗曼·罗兰给他的信，转信人是不是会转给他。他说，不会的，一定销毁了。

胡风回忆的情景当发生在鲁迅1926年8月26日离北京去厦门之前。鲁迅以为“原文”是罗曼·罗兰写给自己的信，而且已经怀疑创造社“销毁”了罗兰“给他的信”。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后，鲁迅从广东来沪，季致人（此人何穆医生认识）或敬隐渔信中讲，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对鲁迅的作品评价很高，因不知鲁迅在中国的确实地址，将信寄到创造社。鲁迅听说此事，托人向创造社打听。创造社始终不作有无信件的答复，每当念及此事，心情不愉快，不明白为何扣押来信。

这表明鲁迅的确认为“原文”是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并对创造社“扣押”此信耿耿于怀。

鲁迅在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的信中更流露出绝望的情绪：

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鲁迅在这件事上对创造社的不满，甚至通过他的一个名叫增田涉的日本学生发泄出来。

增田涉（1903-1977），日本汉学家，倾心于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31年3月到上海，师从鲁迅学习中国文学史，为时十个月。他在鲁迅帮助下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他用日文写成的《鲁迅传》，鲁迅曾亲自过目。同年12月返国时，鲁迅还赠诗《送增田涉君归国》作为纪念。他的《鲁迅传》在1932年4月的《改造》杂志“特别号”上发表。顽夷将其译为中文，从1934年12月21日第1卷第2号起连载于台中的《台湾文艺》。当时郭沫若寓居日本，该刊编者将载有《鲁迅传》的刊物寄给他。鲁迅的传记他当然要仔细阅读，却不料读到这样一段牵涉创造社的文字：

他的《阿Q正传》被翻译于法国，而登载在罗曼·罗兰所主宰的《欧罗巴》……这一个大文豪的罗兰，对他——鲁迅特地写了一篇

很感激的批评，寄给中国去。然而很不幸，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因为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毁弃，那就不得发表了。

“原文”——罗曼·罗兰 “感激”鲁迅的一篇“批评文字”，遭到了创造社的“毁弃”，郭沫若意识到这指责的严重性，立即撰写了《〈鲁迅传〉中的谬误》一文予以辩驳：

这一节话真是莫须有的一段奇谈。据我所知道的《阿Q正传》是创造社的敬隐渔君（四川人）替他翻译介绍的，同时还介绍过我的几篇东西，时候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候的卢兰、创造社、鲁迅，都还不也是左翼，创造社和鲁迅的抗争是在一九二八年，其中相隔了三年，怎么会扯得出这样的一个奇谎？我现在敢以全人格来保障着说一句话：“创造社决不曾接受过罗兰的‘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罗兰和敬隐渔君都还现存着，可以质证。还有，诸君要知道一九二五年前后的创造社，它是受着语丝系，文学研究会系的刊物所夹攻的，罗兰批评鲁迅，为甚寄到创造社？创造社没发表，为甚罗兰不说话？鲁迅们这一套消息又从何处得来？只稍略加思索，便知道是天大的奇事。将来我另有机会要来弄个水落石出的，现刻写这几句来报告诸位，可见得所谓传记历史是怎样靠不住的东西。

郭沫若这篇文章刊于1935年2月1日台中《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二号。增田涉把它转寄给鲁迅。鲁迅在1935年2月6日回信说：

《台湾文艺》我觉得乏味。郭君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直到1936年10月19日病逝，鲁迅也未能读到罗曼·罗兰称赞《阿Q正传》的“原文”，留下一桩憾事。

郭沫若四天后在日本得知鲁迅逝世的噩耗，当天就用日文写了悼文《坠落了一颗巨星》，发表于《东京帝大新闻》；该文又由北欧译成中文，发表于1936年11月16日上海出版的《现世界》第一卷第七期。郭沫若在该文中继续就此事为自己和创造社同仁剖白：

……外面还有一种谣传，说是罗曼·罗兰有信给鲁迅，极力称赞《阿Q正传》，信是托创造社转交的，而被创造社的人们把它没收了。这种无根无蒂的飞簧，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日月荏苒，十余年过去了，人们以为这件纠葛也随之了结。然而，鲁迅的老友许寿裳（1883-1948）在1947年发表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又旧事重提：

他（本书作者注：指鲁迅）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

作家和教育家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留学日本时与鲁迅同在弘文学院豫备班学习日语。许广平说他是鲁迅“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之一。许广平在为其《亡友鲁迅印象记》所写的“读后记”中说，“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

郭沫若读到了许文。既是出自鲁迅挚友的回忆，是鲁迅亲自“告诉我”，又是被许广平认可的“真相”，他不得不再次作答。在刊登于1947年10月1日《人世间》第二卷第一期的《一封信的问题》中，他认为即使这封信真的存在，敬隐渔也不会寄给创造社：

……我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当然我并不是怀疑鲁迅先生，而是有点怀疑敬隐渔其人。

……敬隐渔赴欧洲以后，创造社的刊物上便不再见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却每每发表在文学研究会有关的刊物上，罗兰评《阿Q正传》的信，他为什么不寄给文学研究会转致，或“请他们发表”，而要“寄给创造社”呢？鲁迅先生的对于文学研究会的关系更加亲密，你怕敬隐渔是不知道的吗？我敢拿人格来担保，那位“天才”决不是那样迂阔的人！

敬隐渔坦言“我也不属于中国文人的某党某派”；他和两派的人交往、在两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是要以行动维护进步文艺界的团结。把罗曼·罗兰称赞鲁迅《阿Q正传》的“原文”寄给创造社发表，是他的一片苦心的最突出的表现。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这种善良的为人之道几乎注定要受到误解。

在1935年写的《〈鲁迅传〉中的谬误》中郭沫若曾允诺“将来我另有机会要来弄个水落石出的”，而现在他已不抱希望：

当时敬隐渔还在，罗曼·罗兰也还在，我以为是可以弄个水落石出的。

……

可惜得很，今天好些朋友们，死的死了，……或者分散在四方，……更有的被关在监狱里……我得不到他们共同来证明这件事——这一件“抹煞”罗兰来信的事，我实在不仅“怃然”，而且有点遗憾。

今天，所有与“一封信”有关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一封信问题”似乎是一桩再也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疑案了。

“一封信”的实物的确已难找到，但笔者认为，“一封信”是怎么回事仍然有可能弄个水落石出。

弄个水落石出，就是要弄清三个问题：一，“一封信”是什么？二，一封信的内容是什么？三，“一封信”的下落如何？

为了弄清第一个问题，有必要重新研读引起事端的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给鲁迅信中的这段话，：

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与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原文寄与创造社了）。

敬隐渔只说“原文寄与创造社了”，而没有说明“原文”是信、是文章、还是其他形式的文字。正因为“原文”是个笼统的说法，人们才对它做出了不同的诠释。

鲁迅1933年12月19日致姚克信、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胡风的《鲁迅先生》和周海婴的《我和鲁迅七十年》，都说“原文”是罗曼·罗兰写给鲁迅的一封信，而它们反应的其实都是鲁迅本人的看法。

鲁迅本人和接近他的一些人都作如是说，难怪连郭沫若也无意中接受了“原文”是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一封信”的说法。

不过笔者可以肯定地说：“原文”不是罗曼·罗兰给鲁迅的一封信。若是罗兰给鲁迅的一封信，敬隐渔无权、也不会迂阔到不直接寄给鲁迅本人而把它擅自公布，更不可能把它转寄给创造社发表。笔者查阅了罗曼·罗兰通信总目，也没有看到罗兰给鲁迅信函的任何记录。

增田涉把“原文”说成罗曼·罗兰特地为鲁迅写的一篇“很感激的批评”。

敬隐渔把罗曼·罗兰评论鲁迅的文章寄给创造社发表，这倒是可能。不过，按罗兰的习惯，如果写过评论鲁迅的文章，绝不会不留副本；而笔者在罗兰档案中并未发现此文的任何痕迹。

戈宝权在《〈阿Q正传〉在国外》中说：“现从不少线索中查明，罗曼·罗兰并没有直接写过信给鲁迅，只不过在他复敬隐渔的信中谈到他对《阿Q正传》的评语，这从前面初次发表的敬隐渔在1926年1月24日写给鲁迅的信中的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认为“原文”是罗兰给敬隐渔的一封信。

可是，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给鲁迅信中所说的“原文”是什么，正是人们要探究的疑点，是不能拿来当作证明的。戈宝权说“原文”是罗曼·罗兰“复敬隐渔的信”，仍然只是一个推论。

笔者不但认为“原文”是罗曼·罗兰写给敬隐渔的一封信，而且可以证明这封信是罗兰写于1926年1月23日、敬隐渔1月24日收到的。

何以见得？关键就在于敬隐渔1月24日给鲁迅信中所引的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

为了打开这个关键，得重提敬隐渔写给罗曼罗兰的两封信。他在1月23日的信里说：

感谢您让人发表我的翻译。我忘了跟您说，《函谷关》曾在北京发表过。

而他在1月24日的信里又写道：

感谢您费心修改我的翻译。感谢您对我的夸奖，特别是您的批评；对培养我的文学味觉，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事实是，敬隐渔1925年12月31日把《阿Q正传》译稿寄给罗曼·罗兰，罗兰在1926年1月12日写信向巴尔萨耶特热情推荐，这是罗兰第一次读完《阿Q正传》。从这封著名的推荐信来看，罗兰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恩师写信把此事告诉了爱徒，所以敬隐渔在1月23日给罗兰的信里“感谢您让人发表我的翻译”。

敬隐渔前一天刚给罗曼·罗兰寄了信，1月24日又追发一信，只能说明他这一天又收到罗兰的一封信。原来，1月23日，奥尔加别墅的老人修改完敬隐渔的《阿Q正传》译文，或者说“读了第二次”以后，比第一次“更觉得好”，欣然命笔修函，称赞了《阿Q正传》，夸奖了敬隐渔的翻译并作了一些评论。敬隐渔当天的回信中说“感谢您费心修改我的翻译。感谢您对我的夸奖，特别是您的批评”，就是对这封刚刚收到的信的反馈。

既然罗曼·罗兰在这封信里称赞了鲁迅的《阿Q正传》，为什么敬隐渔在给罗兰的回信里唯独对此没有反馈呢？因为敬隐渔很清楚，罗兰对《阿Q正传》的称赞，应该由被夸的鲁迅本人做出反馈，他只需把赞语传达给鲁迅即可。这也正是敬隐渔在1月24日给鲁迅的信中所完成的任务。鲁迅收到敬隐渔1月24日的来信以后，在4月25日给敬隐渔的信中感谢了罗兰对《阿Q正传》的热情称赞，并寄上亲编的《莽原》“罗曼罗兰专号”作为回谢。敬隐渔又在6月11日给罗兰信中转达道：“他感谢您对他的小说的称赞，觉得过奖了。”罗兰在给敬隐渔的这封信里对《阿Q正传》的称赞，就这样得到了反馈。

关于“原文”的内容，它至少包含以下两点：

一、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赞语。

敬隐渔是摘自“原文”，应该准确无疑：“……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

前后的删节号说明赞语还有更多的内容。全飞看过“原文”，他说：“罗曼·罗兰非常称赞，中有许多批评话，可惜我不能全记，我记得的两句是：这是充满讽刺的一种写实的艺术。……阿Q的苦脸永远的留在记忆中的。”许寿裳转述鲁迅的话：“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不过，这不同的版本也只能供作参考。

二、罗曼·罗兰对敬隐渔翻译的夸奖和评论。

这是敬隐渔在《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为了反驳全飞对他的译文的非议才不得不公之于众：“罗曼·罗兰说：Votre traduction est correcte，aisée，naturelle（你的译文是规矩的，流畅的，自然的）。”

至于敬隐渔寄给创造社的信，它实际上包括三个文件：罗曼·罗兰1月23日给敬隐渔信的原文、敬隐渔的译文，以及敬隐渔为此写给创造社同仁的信。“一封信”，内容充实，分量不轻。

有研究者推测罗曼·罗兰在这封信里还谈到郭沫若的小说。事实并非如此。罗兰谈郭沫若的《函谷关》，人们是从全飞给柏生的信里得知的。全飞转述罗兰评《阿Q正传》的话相当准确；他转述的罗兰对《函谷关》的印象，我们宁信其有。罗兰并没有说《函谷关》不好，只是“谦虚的说他不晓得好处，或者好处在中文里边吧”，很有分寸。敬隐渔反驳全飞时说“罗兰也评得不坏”，同样是实情。不过罗兰的话应该是在先前的一封信说的，敬隐渔也已经在1月23日回信中向罗兰解释此乃已在中国发表过的旧译；罗兰没必要在敬隐渔1月24日接到的信里再次谈论《函谷关》。如果罗兰在后来这封信里说了不晓得《函谷关》的好处，敬隐渔也不会寄给创造社发表。

这封信最后的下落又如何呢？

敬隐渔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原文寄与创造社了”，这无可怀疑；他是个有诚信的人，绝不会做无中生有、作茧自缚的事。

事实是，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接到罗曼·罗兰的来信，立刻领悟到罗兰对鲁迅《阿Q正传》的称赞意义重大，心情非常激动；他不但要对罗兰夸奖自己诚表谢意，更迫不及待地要把罗兰称赞《阿Q正传》的喜讯传达给鲁迅，并通过创造社的刊物向中国文学界广为传扬。因此，在里昂施沃舍街50号4楼刚租来的单身房间里，他奋笔疾书，一天里写了三封信。给罗兰和鲁迅的信，落款都标明写于1月24日。给罗兰的信盖有“里昂火车站邮局1926年1月24日18∶30”的邮戳，是下午去市中心投寄的。给鲁迅写信时已是夜晚，但寒气无碍他满腔热忱，存留至今的这封珍贵的文献就这样完成；他第二天大清早就下山去福尔维耶尔高地脚下图书馆滨河路的圣约翰邮局付邮，所以信封上盖有“里昂圣约翰邮局1926年1月25日7∶55”的邮戳。给鲁迅的信里说“原文寄与创造社了”，可见给创造社的信已经寄出，也就是和给罗兰的信一起付邮。1月24日真是他繁忙的一天，不过三封信都缘于罗兰当天寄到的那个“原文”。

敬隐渔1月24日写给上海创造社的信照例走水路，运送这封信的盎特莱蓬号邮船1月29日从马赛起航，3月6日抵达上海。当年从法国寄往中国的邮件，安全度完全可以信赖。敬隐渔给鲁迅的信、给《小说月报》的稿件《蕾芒湖畔》、给《洪水》的稿件《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都如期寄到。敬隐渔1月24日寄给创造社的这封信，无疑在3月6日随船到了上海。但问题是它是否送达了创造社，也就是当时创造社唯一的刊物《洪水》编辑部。

笔者认为，不幸的事恰恰发生在这个环节。1924年5月下旬筹备《洪水》时，创造社的人由上海民厚南里搬到贝勒路一处市房，敬隐渔曾在那里积极参与该刊的创办。可是，1925年9月16日《洪水》复刊时，编辑部就已迁到南市阜民路二九五号，这时敬隐渔已经离沪赴法；1926年3月1日创造社出版部挂牌营业，编辑部又一起搬到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这一再的变迁，远在法国的敬隐渔哪里跟得上！他寄给创造社的信就这样在投递过程中遗失了。

难怪鲁迅望眼欲穿地久等也不见创造社刊物发表“原文”!难怪郭沫若多年如一日地矢口否认创造社收到过“一封信”！

笔者做出这封信遗失的判断还基于一个信念：正如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1901-1984）在发表于1978年第二辑《新文学史料》的《鲁迅与创造社》一文中，谈到《洪水》时期的创造社时所说：“我认为创造社此时是最少‘组织’、‘集团’气味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最少宗派情绪的时期。”的确，《洪水》的投稿者更广泛，而且《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所谓鲁迅派的刊物，鲁迅的《呐喊》《华盖集》，也屡屡出现在《洪水》的广告栏。笔者深信，倘若《洪水》编辑部收到了这封信，定会将它登载于显要位置，毫不迟疑。

寄给创造社的“原文”未在《洪水》刊出，不仅鲁迅失望，敬隐渔也心情不悦。文学研究家、教育家林如稷（1902-1976）当年在巴黎学习，与敬隐渔相识。他在给戈宝权的信中说：“后来敬隐渔因此文未见登出，到巴黎后见着我时也发过牢骚……”

如果逝者有灵，但愿随着这一历史真相的还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鲁迅和郭沫若能够冰释前嫌，敬隐渔维护进步文艺界团结的一片苦心能够获得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