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故意歪曲的网络文章*
——驳关于郭沫若“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说
2015-11-14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乐山614000
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一篇故意歪曲的网络文章——驳关于郭沫若“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说
廖久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根据梳理相关说法的来源可以知道,计六奇在写作《明季北略》时可能参考了谈迁的《国榷》,谈迁写作《国榷》时可能参考了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由此可知,“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最初说法为“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没有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并且在“锭皆五佰两”的“佰”后面加“(十?)”,表明他不相信崇祯殉国前“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说法。郭沫若不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不是“删减史料”,而是不愿意旁生枝节。他没有对自己不相信的文字进行查证,是因为当时找不到《甲申核真略》、《国榷》。郭沫若不是第一个批评崇祯皇帝沽名钓誉的人,事实表明崇祯皇帝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走刀口”对郭沫若批评崇祯皇帝的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批评,遗憾的是,他自己却存在着他所批评的错误。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正人应该先正己。
郭沫若;崇祯皇帝;明末;镇库金
2013年10月29日,“走刀口”的《问题文豪郭沫若:删减史料涉嫌剽窃》在腾讯文化上首发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百度贴吧、网易博客、爱思想、水木社区、共识网、无觅网、西祠胡同等进行了转载,点击数成千上万,以赞同为主的留言成百上千。经人指点看了这篇文章后,笔者觉得所写内容“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袭疑云”、“迎合时政需要曲解毛泽东杜甫诗词”完全是偏听偏信、捕风捉影、脱离时代背景之词。由于笔者正在研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所以不揣浅陋写作此文,谈谈郭沫若“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的问题,还望方家多多指正。
一、不能说郭沫若“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
为了搞清楚该问题,我们首先考察计六奇所引文字的来源。该段文字为:
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上引文字提到谈迁,查谈迁的历史著作《国榷》,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癸酉,贼尽运金宝以入秦,驰骡马千计,括各库金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将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
杨士聪曰:“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上引文字提到杨士聪,查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四月)十六日,大驱骡马,载金银往关中。自初十日即有载解,而未甚也。是日以千驮计。内库有镇库锭,皆五百两为一锭,镌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寻常元宝则搭包贮焉。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此城陷后存银之大较也。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其见不及此!徒以年来外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亦可悲矣!
据查,在众说纷纭的明末宫中存银问题上,最早提出“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的说法的人是杨士聪。由此可以知道,《明季北略》所引文字的来源为:计六奇在写作《明季北略》时可能参考了谈迁的《国榷》,谈迁在写作《国榷》时可能参考了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根据梳理该说法的来源可以知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最初说法为“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
尽管明末宫中存银问题众说纷纭,笔者却相信杨士聪的说法。原因有四:一、《甲申核真略》为日记体,写的是杨士聪耳闻目睹的事情,非道听途说、辗转传抄者可比;二、据落款,《甲申核真略》写于甲申事变后一年多时间:“弘光乙酉五月五日”,作者记忆应该还比较清楚;三、作者本着“用昭信史”的态度写作此书:“余记笺旧备,籍具真传,考榷新加,字无虚设。欲吊铜驼之恨,不越特书;兼参金匮之藏,用昭信史”,应该不会写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四、杨士聪一直忠于明王朝,哪怕身历险境,也未做大顺政权、满清政权的官,如此忠于明王朝的人不可能诬陷殉国的崇祯皇帝。
如果杨士聪的说法属实,那么,“皆五百两为一锭”的“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仅需骡马三万七千头次即可载完,仅为“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次的五百分之一。况且,后来加快了载银速度:“(四月)二十二日,留守贼促驮载金银益急。先止用骡,至此乃用驴。京城民有驴者,逼取殆尽。”尽管如此,存银仍未运完:“贼遁后,太仓库尚余银二十万两,大内银闻亦未尽,自有守者,皆为虏所有。计贼每日所运曷止千百万,而尚有存下者,乃知北都之物力原非不足,特不善用耳。”
由于搞清楚明末宫中存银问题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看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围绕该问题论争的以下文章:1981年,姚雪垠在《文汇月刊》第1、2、3期发表《评〈甲申三百年祭〉》中再次提出该问题后,谷斯范在《应当全面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文学报》1981年8月13、20日)赞同姚雪垠的该看法、顾诚却在《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提出了不同看法,刘伯涵更是写作专文《对崇祯末年宫中存银问题的几点看法》(《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探讨该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为此事争论可以知道,要求郭沫若在近40年前的抗战时期就搞清楚该问题完全是一种苛求。
现在,我们来看看郭沫若的做法:首先,他确实没有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其次,他在“锭皆五佰两”的“佰”后面加了“(十?)”。从第二点可以看出,他不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是因为不相信崇祯殉国前“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说法。根据前面对该说法的梳理可以知道,事实上确实没有这么多,说明郭沫若的怀疑是正确的。根据常识也可知道,崇祯殉国前镇库金再多也多不到如此地步:“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两者相乘为一百八十七点五亿两,估计当时整个明王朝(包括公家、私家)都没有这么多白银。况且,紧接“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后面的一段话明确说崇祯殉国前的镇库金仅“可两年加派”,崇祯身前加派再多,也不至于每年加派九十三点七五亿两白银。
既然郭沫若不相信该说法,为什么不引用后加以查证呢?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不但没有引用《明季北略》所引文字的最初出处《甲申核真略》中的文字,甚至没有引用其转引出处《国榷》中的文字,由此可知,他当时没有找到这两部书。根据常识,郭沫若知道崇祯殉国前“有镇库金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说法不属实;当时,他又没有找到《甲申核真略》、《国榷》,因此不知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佰两”的最初说法为“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如果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徒然旁生枝节而已。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发生,郭沫若只好不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并且在“锭皆五佰两”的“佰”后面加上“(十?)”存疑以待来者。由此可知,郭沫若不引用计六奇的怀疑文字,不是“删减史料”,而是不愿意旁生枝节。
对此,有些人也许会问:郭沫若为什么不去找到《甲申核真略》、《国榷》加以查证呢?看看这两本书的流传情况即可回答该问题:“《甲申核真略》刻本仅有郑振铎一九四五年刻印的《明季史料丛书》本,钞本有《野变怜史》本和南京大学藏本”;“《国榷》这部书,知道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印本流通,只有传抄本,有机会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很珍贵,不能出借。记得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年我为了查对一条史料,曾经翻阅过一次,以后便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国,在党的整理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下,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由此可知,直到1945年《甲申核真略》才有刻印本,直到1958年《国榷》才有排印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要求郭沫若1944年在战时的陪都重庆找到这两部书呢?
至于崇祯是否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不妨看看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的评价:“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要知道,谈迁是忠于明王朝的遗民,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曾到崇祯陵墓凭吊,并写下《思陵记》。在评价崇祯“好名而不根于实”的同一段文字中,还为崇祯殉国倍感伤痛:“自昔覆亡相踵,桀、纣、秦、隋以淫虐,平、献、恭、昭以昏懦,从未有勤俭明敏如我先帝,思比迹三代,而末岁不造,陨祀踣宗,令人饮泣,真穹壤之恨事也。嗟乎!”这样一个人,总不会故意毁谤崇祯吧。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而言,减膳撤乐、下罪己诏等事情只是一种姿态,所以郭沫若评价崇祯“实在是一位‘汲汲’的‘要誉’专家”并没有冤枉他。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崇祯确实想有所作为,并且努力有所作为,同时要承认他不是一位能够使国家中兴的皇帝,既无知人之明,又乏治国良方,国家在他的治理之下,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内忧外患不断加重并最终灭亡。一般情况而言,越是想有所作为的人越在乎别人的评论,皇帝尽管号称天子,但也是人,也具有人的特点,所以面对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崇祯只好搞一些减膳撤乐、下罪己诏的事情,一方面做表率、鼓励民气,一方面博取好名声。
二、正人应该先正己
《问题文豪郭沫若:删减史料涉嫌剽窃》的作者对郭沫若批评崇祯的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批评,遗憾的是,他自己却存在着他所批评的错误。该文共由三部分构成:“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袭疑云”、“迎合时政需要曲解毛泽东杜甫诗词”,可谓集郭沫若“问题”之大成,对郭沫若其他方面却用“郭沫若聪明异常,在某些学术领域上的成就堪称‘空前绝后’”半句话代替,这种只谈“问题”、不谈其他的方法难道不是典型的“删减史料”吗?
具体引用一段文字来评价走刀口的史料运用问题:“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国民党十分震惊,指责郭沫若是在‘为匪张目’,郭沫若对此则理直气壮回应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显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褒扬李自成贬低崇祯,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里的‘匪’不单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共,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方式,其历史研究的态度并不端正。”查读秀网站,该文的原始出处为:“《中央日报》社论发表后,我写了一封信给郭先生,表达我对他的文章的支持,对《中央日报》社论的愤慨。过了不久,我去看望他时,我说,人家骂你‘为匪张目’,……话还未讲完,郭先生便凛然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该文在《百花洲》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郭沫若研究》1983年第8期全文转载。目前有两篇文章引用过,引用文字分别为:“许多朋友为郭沫若鸣不平,郭沫若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面对国民党的种种指责,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回击道:‘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由于走刀口没有标明引文的出处,我们不好贸然说他到底引自何文;由于目前仅三篇文章有引文中的文字,所以可以断定引自这三篇文章,现在我们就对走刀口的引用问题进行分析。如果引用自第一、二篇文章,那么不但可以说走刀口是在“删减史料”,还可以说他是在“编造史料”:第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对“我”(徐敏)说的、第二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对“许多朋友”说的,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对朋友说的,并且是私下说的。读读走刀口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郭沫若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是在公开场合说的:“国民党十分震惊,指责郭沫若是在‘为匪张目’,郭沫若对此则理直气壮回应说”。通过如此“编造史料”,尽管表现了郭沫若视死若归的“英雄气概”,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了。如果引用自第三篇文章,笔者想问的是,在引用史料时,难道不需要考虑可信度吗?当时,郭沫若在国统区啊!他敢如此理直气壮地与国民党人针锋相对吗?在笔者看来,尽管没有必要对每一则史料都核实后再引用,在引用之前却必须根据常识判断一下该史料是否可信,如果违背常识,就必须先核实再决定取舍。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核实史料已经变成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通过中国知网、超星图书馆、读秀等学术网站,足不出户就能够查到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史料。走刀口批评郭沫若“不加考证就采纳,这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自己却不加查证就引用,其不严谨的程度远远超过郭沫若:考证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当时的郭沫若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郭沫若即使存在“不严谨”的问题,也主要是由于外在条件造成的;现在查证史料只需要输入电脑即可,笔者查找这三篇文章使用时间不到三十分钟,也就是说,走刀口存在的问题完全是个人不严谨造成的。两者相比,谁不严谨?
看看《问题文豪郭沫若:删减史料涉嫌剽窃》中的以下文字,可以发现走刀口还故意误读史料:“显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褒扬李自成贬低崇祯,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里的‘匪’不单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共,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方式,其历史研究的态度并不端正。”阅读有这些文字的三篇引文都可以看出,郭沫若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的“匪”是借用国民党的说法,并不是郭沫若自己的说法,走刀口却说“这里的‘匪’不单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共”,很明显是误读。结合该文引用了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的文字可以推断,走刀口如此故意误读史料,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诉共产党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用“匪”暗指“‘延安’的中共”,所以不但不应该高度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反而应该封杀它。如果笔者的理解无误,那么此种借刀杀人的办法未免也太阴险了!至于“影射史学”问题,历史证明不但无助于历史研究,也无助于历史发展,所以应该大力反对“影射史学”。不过,我们应该搞清楚“影射史学”和“镜子史学”的区别:前者是通过历史影射现实,后者是用历史为现实提供镜子以便引为鉴戒。我们在大力反对“影射史学”的同时,应该大力提倡“镜子史学”,否则历史研究便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意义。很明显,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属于“镜子史学”而非“影射史学”:它既写了明末政权因失掉民心而灭亡的史实,也写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因得民心而胜利、后因失掉民心而失败的史实,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因此不存在影射问题。
《甲申三百年祭》写于20世纪70年前的重庆:当时的重庆藏书非常有限;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加上交通本来就不方便,前往北平、上海等地查阅资料根本不可能,请朋友帮忙查阅也不现实(即使是现在,一般人也不会轻易麻烦别人帮自己查找资料)。并且,郭沫若不是搞明史研究的,写作该文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在这诸多不利条件下,郭沫若仍然写出了“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我们不能不对其刮目相看。究其原因,是因为郭沫若早就具有“人民本位”思想:“‘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是郭沫若自20年代至40年代衡量历史人物、古今时事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换成他通常的说法,即是以帝王为本位,还是以人民为本位。”据此,他根据有限的史料,通过明末政权因失掉民心而灭亡、李自成军先因得民心而胜利后因失掉民心而失败的残酷史实,具体、形象地阐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相对于《甲申三百年祭》阐述的主旨而言,个别史料、论述等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白璧微瑕。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应看其主要方面,而不应该吹毛求疵;对其不足之处,客观指出其不足之处即可,用不着上纲上线,更不应该故意曲解。
(责任编辑:陈俐)
注释:
①由于计六奇的相关文字与《国榷》相比有很大差异,所以可能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尽管参考了谈迁的著述,却不是最有影响的《国榷》;二、通过其他人的著述转引的谈迁的著述(包括《国榷》)。
②由于《国榷》中有《甲申核真略》以外的内容,由此可以推知谈迁还参考了其他人的著述。
③“镌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这样的文字最初只可能出现在亲见者笔下。
④谢伏琛在《甲申核真略》的《前言》中是如此介绍杨士聪的:“山东济宁人,字朝彻,号凫岫,崇祯十六年任左谕德,大顺军入京后成了阶下囚。由于他结识了大顺军部将王敦武,得以不死。吴三桂引清军入京师时,他又因门人方大猷(欧余)已降清并颇受信任,得以在方的掩护下离京出走,南奔金陵。明亡,他寓居常州方坐村以老,终年五十二岁。”
⑤有大顺军部将王敦武、降清门人方大猷的引荐,杨士聪要做官是很容易的事情。
⑥从“先帝圣明,岂其见不及此!徒以年来外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这些为崇祯开脱的文字可以看出此点。
⑦据考证:“崇祯末加派辽饷九百万,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共计一千六百三十万。”(刘伯涵:《对崇祯末年宫中存银问题的几点看法》,《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⑧(明)谈迁:《思陵记》,(明)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6-249页。
[1](清)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明)谈迁.国榷(全六册)[M].张宗祥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
[3](明)杨士聪等.甲申核真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4](明)杨士聪.序[A].杨士聪等.甲申核真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5](明)杨士聪.附录十二则[A].杨士聪等.甲申核真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6]谢伏琛.前言[A].杨士聪等.甲申核真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7]吴晗.谈迁和《国榷》[A].(明)谈迁.国榷(全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郭沫若.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徐敏.学者·诗人·战士——忆重庆时期的郭沫若同志[J].百花洲,1981(3).
[10]李新达.毛泽东与史学家[J].中国史研究,1994(1).历史学,1994(5).
[11]宋元明.郭沫若、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N].党史信息报,2004-03-17.明新胜.以史为鉴:《甲申三百年祭》相关文献汇编[C].淅川县史志研究室,2004-84.
[12]朱佳木.一篇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6-01.
[13]谢保成.还其本来面目——重读《甲申三百年祭》[J].郭沫若研究第12辑(1998年6月).
I206文献标识符:A
1003-7225(2015)02-0058-05
*本文为2014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甲申三百年祭》研究”(批准号:SC14E055)阶段性成果。
2015-03-16
廖久明(1966—),男,文学博士,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