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耕

一个外行人对孟氏观点的看法

王志耕

我是纯粹的外行，本来没有资格来讨论这种专门的问题。只是从昭连先生自有他这个想法起，就跟我多次谈起，甚至这两三年来他跟我没谈过别的，三句话不离“之乎者也”，所以我也“被产生”了兴趣。最初他提及这个观点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去听，甚至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感觉而已。没想到他专心致志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而且我读了他的论文以后，心里好生感佩。

看了大家的议论，我觉得首先应当肯定昭连先生的学术眼光，因为正像曾晓渝老师说的，他对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可能颠覆这个习见的定论。至于最后能否颠覆掉，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因为大家也提出了各自的不同意见。但正因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彼此的想法、论据都不能统一，本身说明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引来更多的同好者也来进行这一论题的研究，我想它起码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中国语言史的论域；而这个论域却是来自一个语言学专业之外的学者。其实我倒觉得这是正常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很多专业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因为遇到了来自该专业领域之外的激励因素。比如文艺学的出现，大家都知道，是因为遇到了来自语言学的刺激。尽管一百年来，对于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还存在争论。但这无疑推动了文学的研究，甚至语义学已经渗透到文艺学的每一个问题之中去了。

任何一种新的发现对旧有的知识谱系都是“异类”，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在上世纪初曾遭到毁灭性抨击，雅各布森在十月革命后就跑到捷克去了，在那儿建立了布拉格学派，后来又到了美国。但今天，大家都承认，他是文学批评话语理论的首创者之一。所以，我想昭连先生自然不会有被迫远走他乡的顾虑，但作为坚持传统观点的研究者，理应对昭连先生的发现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期望有学者也来像他一样做系统的研究工作，来完善对这一命题的论证。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内行”看“外行”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昭连先生不是不懂汉语史的“常识”，只是不同意那些“常识”，他要颠覆那些“常识”，而有些常识是在被颠覆之后才成为新的常识的。

大家主要是根据孟文的一些论断来提出反驳意见的，有些意见也很中肯，做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不过，如果仅仅针对孟文的结论来加以简单的否定，这很容易造成否定方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先入为主地推翻这个论断，或者说，一开始就把这个发现看作一个本专业知识谱系的“另类”，就会遮蔽它本来的合理性。当然，只要是提出反驳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会对这一观点的推进起到正面的作用，但首先是这个反驳意见要严密，没有漏洞。昭连先生对这些意见做了反驳，说明这些意见也是可以商榷的。有几个问题我也根据我的知识背景谈一点想法，目的是增加不同的思考角度吧。

比如施向东先生谈到，如果说“文献中的语气词是后人主观上给加上去的”，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语气词的出现是那么有规则的，“不可能呈现给我们有规则地分布的语气词系统”。首先，是不是先秦语气词已经形成“有规则地分布”？因为根据昭连先生的说法，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没有什么“规律”，而且很难解释其中的缘由。昭连先生《论“辞”》中提到《春秋》完全没有语气词，而同时的《左传》却各种语气词都具备。为什么同为史书文体，相差却是那么大？这就很难解释。大家公认商代甲骨文没有语气词，而据杨琳先生说西周就出现了多种语气词，商周时代相连，全民口语的变化有这么快吗？若看作人为制造的东西，则更容易理解，而且人为制造的东西一开始虽有混乱不规则的现象，也会逐渐形成规律，这恰好与先秦语气词现象相符合。我研究俄国文学，俄国在9世纪之前是没有书面俄语的，此后才由两个外来的传教士创制了最早的书面俄语，就是教会斯拉夫语。他们把基督教文献翻译成俄语，可基督教文献里很多词汇和表述方式在俄语口语里没有，所以早期斯拉夫语里杂糅了许多外来词和语法，规律不严整，一般老百姓学不来。可到17世纪的时候，它就规范了，显然，这并不说明，这个教会斯拉夫语一开始就是规范的。早期的教会斯拉夫语的语法和词汇规则不完善，并不妨碍它后来逐渐规范起来。因此，反过来说，不能因为后来的文献中规则是固定的，就断定这个规则一开始就存在，当然也就不能证明在口语中就存在。

杨琳先生谈到，因为春秋以前的文献只有《尚书》、《诗经》中的部分篇章及一些出土文献，所以，从母本数量上来看，不足以为证；而汉以后文献资料多起来了，看到的语气词自然就多了，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可是，接下来，杨琳先生又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道经》中在虚词后面出现了断句点号，来说明虚词绝非标点符号。——这两个说法存在一个矛盾，即到底是以母本数量来证明，还是以哪怕是占少数的反证来证明？我没有研究过出土文献，如果按前一条意见的道理，那么，如果在这些出土文献中只有《老子甲本·道经》有这种符号，而其他的没有，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大。反而恰好说明，当时的文人并不认为它是断句符号，如果是，大家为什么都不用，而且只有《老子》的这一个版本中才有？再说，有了断句“辞”，再加一个断句标点，也并不说明前面那个“辞”所起的就不是断句的作用。因为“辞”仍是假借“字”充当的，容易与其他非“辞”的“字”混淆；也正因为此，所以古代注释中总是为某些“字”明确注出“辞也”。当然，用母本数量其实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不是母本多少的问题，而是所占比例的问题。我想这一点，昭连先生已经在他的论文里做了考证，这个比例微乎其微。

王红旗先生找了很多例子来推断语气词的早期存在，有的地方我也有疑问。他用了几个看上去非常有力的反论方式，比如比较删掉语气词前后句子意义的变化。他举的几个例子没有说服我，也许是我不够“专业”。“陈涉者，阳城人也”与“陈涉者，阳城人”，传达的意义有变化吗？即使再变成“陈涉，阳城人也”或“陈涉，阳城人”，仍然是相同的意思，翻译成现代汉语都是“陈涉是阳城人”。既然只加“者”或只加“也”或同时加“者……也”，与完全不加“者……也”意思完全相同，那么“者”、“也”的语气作用表现在哪里？一句话七个字，竟有两个字无法翻译成现代汉语，而且根本说不出是什么意思。凭感觉，我觉得古人不会这么说话。反而是昭连先生说的把“者”、“也”理解为断句符号——一个逗号一个句号更容易理解。其实就算是表意有变化，也有个个人理解的问题，并不说明真有变化。像这种语气词使用上的差异，如果把它看成人为因素倒可以理解，当成口语反而不好理解。口语中除了有各地土语的虚词外，语调也是决定意义表达的关键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记述六个酒鬼的一段谈话，在他们的交谈中，六个人都用了一个词，就是类似于“国骂”类的，可是一个人是表示轻蔑，一个人是对其表示怀疑，第三人是对第一人表示否定，第四人是对第三人表示制止，第五人是表示新的发现，第六人则是表示对第五人的嘲笑。“就这样，没说别的话，他们都重复着的仅仅是一个词，但却是他们最喜爱的词，重复了六次，一次接一次，互相都很清楚。这是事实，我是这件事的见证者！”我想这样的例子就说明，口语在书面的记述中发生歧义其实并不少见。汉语同样如此，口语中的一句话，因为语调的不同，可以表达多种甚至相反的意思，但写在书面语中，因为丢掉了语调，这句话就会出现歧义。如何区分呢？古人就是在句子后面缀上不同的“辞”，来表示不同语调，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并兼起断句的作用。我觉得昭连先生的这种解释更合情理，是可信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昭连先生的文章，应当是先不去考虑他的论断，而是看他的文献是否正确，分析论证方法是否合理，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这样才能确定他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论证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分析理解有不正确的地方，就应该指出来，并给出正确的答案。比如，许慎说“词”是“言外”，昭连先生的理解是王充说“出口为言”，既是“言外”，当然就是口语之外的东西，也就是单纯的书面语成分。汉代以后的文献他也举了不少，而且都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他在推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认为有问题，不妨把自己理解的“言外”公之于众；如果能找到“词”是口语的古人论述，那当然就更有说服力了，可惜这样的论据大家还没有找出来。当然，大家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没有专门做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更多地是针对结论来说话，感觉他的观点颠覆了传统，太过突然，反而忽视了看孟文的论证过程是否严密。所以，我说这个论题还有待将来有专门研究它的学者提出更有力的挑战。

（王志耕，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