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献甫的八股文话及评点

2015-11-14陈维昭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11期

关键词：时文评点

陈维昭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论郑献甫的八股文话及评点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要]

郑献甫一生不仅写过大量的时文，而且写有八股文话《制艺杂话》，还有时文评点本《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行世。在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理论与批评史上，其八股文话与评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位置。“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定塑造了八股文写作的根本理念与基本理路。经史的修养决定其立意之根基与“入口气”之价值；而制艺修辞之成功运用，则是使时文成为“美文”的关键。

[关键词]

郑献甫；八股文话；评点；机栝；修辞；美文

一、郑献甫生平

郑献甫(1801—1872)，象州县人，原名存纻，字献甫，号小谷。为避文宗旧讳，以字行。祖、父皆力田。读书为诸生，年十五入州学，后十年拔贡，中举人。又十年中进士。以主事用，分刑部。请假归丁父母忧，遂不出。掌教诸书院。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洪秀全起义，献甫所著书在动乱中散失。咸丰七年避乱至广州。咸丰十年，广州省城总督劳崇光延请献甫掌教书院。未几，返桂林复掌教书院。广东巡抚郭嵩焘向朝廷上奏献甫“学深养邃，通达治体”，请饬赴广东差遣委用。献甫力辞。广西巡抚张凯嵩复上奏朝廷，称献甫“品高守正，足励风俗”，请赐五品卿衔。得旨如所请。同治十一年卒于桂林。

献甫天资高朗，耿介豪逸。生平嗜书，博览强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皆有评点，尤熟诸史。所著《法论》《储材议》《士策》《学官议》《权论》《治盗说》诸篇，皆对时政立论，言之痛切。陈灃说：“国朝二百余年，儒林、文苑之彦叠出海内。及风气既衰，而郑君特起于广西，学行皆高，可谓豪杰之士矣。”

在学术思想上，郑献甫有独到而大胆的见解。他说：“学莫杂于汉，莫昌于宋，莫壹于明。而人才则明不如宋，宋不如汉。夫才之出于学，物之出于范，皆所以陶冶而使成也。”汉代正因为它的“杂”，百家并兴，各成一家，因而人才焕然。宋代在思想上归于一统，专宗孔孟，而诸子之书废；明代制艺出，专宗程朱，而诸儒之说息。而空疏不学之辈，反而日新月异而岁岁不同。这其间的深刻原因究竟何在？献甫说：“夫学术之有关、闽、濂、洛，犹植物之有楩、楠、杞、梓，而动物之有麟、凤、龟、龙也。以之为天下之宗，而非以之拘天下之格。是故异才并出，奇人代兴。若尽令其肖乎是，则蒙羊以虎皮，被鱼以龙服，适足坏天下之才而已。”这与同时代的龚自珍所呼吁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谓互相呼应，只不过献甫的表达更具备学理上的推证。

其文集有《补学轩文集》及《续编》，诗集有《补学轩诗集》及《续刊》。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三十八选其诗十四首。其《诗话》说，小谷“诗直抒胸臆，无所依傍，骨韵甚秀，当时粤西诗人以朱伯韩、王少鹤、龙翰臣为最著，小谷颉颃其间，其伉爽之气，清越之音，亦拔戟自成一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说：献甫“诗笔娴雅，幽艳如马守真画兰，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又如倩女临池，疏花独笑。”陈灃的《象州郑君传》称献甫“尤不喜近之为文者”。其时正是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的桐城派主宰文界的时期，郑献甫对其文学主张大不以为然。他说：

道无所谓统也，道有统其始于明人所辑《宋五子书》乎？文无所谓派也，文有派，其始于明人所选《唐宋八家文》乎？然皆门户之私也，非心理之公也。古者人品有贤愚，人才有美恶，然而流品未分也。儒术有师承，学术有授受，然而宗法未立也。经说有浅深，词章有华实，然而尺度未严也。自韩子有“轲之死不得其传”一语，而道之统立。自韩子有“起八代之衰”一赞，而文之派别。遂若先秦以来之贤人君子，东汉以来之鸿篇巨制，皆可置之不议，而惟株守此五子书、八家文，以为规矩尽是，学问止是。甚且绘为旁行邪上之图，曰某传之某，某得之某，如道家之有符箓，禅家之有衣钵，世家之有族谱，阅之令人失笑。不惟于体太拘，而于事亦太陋矣。

郑献甫不在之前的复古派的“秦汉文”抑或“唐宋文”，“宗唐”抑或“宗宋”之间作选择，当然他也不会仅取性灵或神韵。既然不拘体、不限格始有真正的人才，那么，不立道统、文统以为限，博取历代众家之精华，学与文始能成其大。他说：“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如天之有日月风云，地之有江河山岳，体象不同，而精采皆同，故愈久而愈新也。”正是本着这种文章观念，他才能够在一个高层次上平实而深入地讨论八股文。

二、制艺理论

对于明清时期的文人来说，虽然每个人都是从习作八股文开始、并以之为敲门砖敲开了仕途之门，但一旦进入仕途，很多文人便纷纷对八股文表示出不屑。尤其是明朝灭亡之后，清初的文人，以顾炎武为代表，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八股文和生员制度。鄙弃八股文更成为一些人“道学觉醒”的一种姿态。但同时，另一批人则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地评估八股文的价值。王阳明说：“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举业而求于倖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攻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致力于举业，并非出于功名利禄之俗念，而是向君王、向“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国表达诚意的一份见面礼，一件信物。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举业处于教育的启蒙阶段，在基本性质上是一种应试教育，“工具性”是它的基本特征。“法”是它的核心概念，法的归纳、法的使用是它的基本任务。工具的使用者，在品格上可能是善的或恶的，正的或邪的，但这“善”或“恶”并非工具本身的属性。王阳明说：“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狥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只有在认同举业的启蒙性、工具性的前提下，才可以真正地讨论八股文的功用与价值。

在明清时期，对于八股文来说，不屑的姿态总是一种强势的文化姿态。日本学者在接受中国的文章法的时候可以放开嗓子高呼：“夫文章者，载言语之具也。人之言语一载于文章，则万里之远，千岁之久，可得而传焉。而其人虽不行而犹行焉，虽不存而犹存焉，神矣文章之德也！然而文章不得其法，则人不传之；幸而有传，亦惟取人之笑耳，贻躬之耻耳，于世何益之有。文章不得其法，则言语不得其法也；言语不得其法，则知行不得其法也；知行不得其法，则夫笑与耻之所由来也。是以达人必先讲文章之法，而后载其言语，使可以传于天下后世也，则文章之德全矣。……虽王阳明序曰：‘是独为举业者设耳。’然其所关涉，何为彼举业者而止耶？”但明清时期倡言八股的文人却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载道”“雅正”、以圣贤为皈依的立场。郑献甫在推出他的“制艺杂话”之前先是设问：“或见而哂曰：‘古人有诗话，古人亦有文话。经义之体词人不道，何亦琐琐及此？’”他的回答是：“八比文义理本于注疏，体势仿于律赋，榘度同于古文，体本不卑，作者自卑耳。”把八股文和经史注疏、诗词律赋、古文衔接起来，汇入文化主流之中。

郑献甫于年轻时曾经鄙薄时文，但于壮、晚年时重新反思时文，把时文放在“文”的整体背景下作为“文”之众体中的一体。他一生不仅写过大量的时文(《补学轩制艺》共四卷)，而且写有八股文话《制艺杂话》，还有时文评点本《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行世。在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理论与批评史上，其八股文话与评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位置。

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刊于道光三十年，五年之后，郑献甫写成了《制艺杂话》。与梁章钜的《制义丛话》之注重史之钩稽、典故之搜集、各家之分疏、排比不同，郑献甫的《制艺杂话》试图建构起一个制艺理论的完整系统。此书采用“话”体的批评模式，而贯串起全部“杂话”的则是一个从制艺宗旨、体制，到范畴、方法的理论框架。

郑献甫说：八股文“道理共见，节目共知，不过将吾心思，虚而与之委蛇，以吾笔力，曲而为之纟由绎。而花草自生，局阵自成。彼日学枯淡老横生硬为古者，即使姿质不凡，摹仿相肖，而吾之性情已荡尽矣。何从得笔歌墨舞，情深韵远之文乎！”指出制艺并非简单的摹仿，而是需要深入细腻的情感体验。八股文写作是在“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前提下开始的。题出自《四书》，解来自朱注。但八股文的创作并不因此而必然与平庸、呆板、无我等联系在一起。就像严格的格律并不妨碍优秀的、充满灵气的诗、词、曲作品的诞生一样，“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制以及破、承、八比的结构规定也不会必然妨碍思想深刻、立意巧妙、感情真挚、灵气流动、文采斐然之八股文的产生。格律与成规，只有在平庸之辈那里才会成为思想与情感的牢笼。

乾隆时八股名家管世铭，其制艺是后来曾国藩所心仪的。曾国藩为其儿子纪泽聘请了家庭教师邓汪琼，此人的八股文正是着意模仿管世铭的。管世铭有时文《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分人曰仁人也》，题出自《孟子·梁惠下》：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朱熹的集注是：“能如大王则避之，不能则谨守常法。盖迁国以图存者，权也；守正而俟死者，义也。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杨氏曰：‘孟子之于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礼之正也。至其甚恐，则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无大王之德而去，则民或不从而遂至于亡，则又不若效死之为愈。故又请择于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邠国国弱，不敌狄国，为保护其国民，国王决定迁于岐山之下。邠国人认为，国王是仁人，不可失，因而纷纷跟国王迁至岐山之下。管世铭此文即从这一“仁”字展开。以“且夫所居民乐，非仁泽之人人深者不能也”领起。大王去邠之始，其告耆老之词，出于仁人之心。而跟随大王至于岐山之下的国民，只是怀着“骨肉天性之爱”。邠人感大王之仁，已非一日。“往日抚绥无论矣；强邻悉索以后，民不知兵，使其赫一怒而发三单，何不可早駾昆夷之喙，而为万民而忍垢者。宁姑俟一方别启，安不战以尊生，此其意可伏而思也。平时恺悌可歌矣……并不忍驱迫相加，听择途以自处，此其心可度而知也。”邠王因爱其民而迁国、国民因爱其王而随迁，而且他们之间的仁爱已非一日——这些都是管世铭本着人性之至爱而推想出来的。对于管世铭的这篇制艺，郑献甫批道：

此文勿徒赏其风神绝世，格韵过人，而忘彼经营之苦也。情可以生文，文可以生情。策士逞论，有才而无情，难入耳也；腐儒迂谈，有理而无情，难动心也。故莫妙于文，莫奇于情。况此文又上下多情语耶！文处处从邑居后落想，截上有情；处处以仁人也勒住，截下有情。而尤妙于从夹缝中，忽发闲情，摅写深情，别具至情，令人讽咏不置。

管世铭的这种至情摅写之感人，来自于他对情的内心体验。献甫认为管世铭之文章往往温雅有余，精悍不足，而此篇则是“开发才情，导引灵性”，故选之为范文。

“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定使得八股文写作的用武之地集中在立意、蓄势、避与犯、擒与纵、前后关联、首尾呼应、腾挪变化等修辞境界的营构上。而这些修辞境界之营构必须有深厚的经史修养和深入的内心体验。这是八股文写作经过隆、万之“兼讲机法、务为灵变”和天、崇间张溥、陈子龙、艾南英等人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呼吁之后八股文界所达成的共识。

郑献甫说，王安石在科举考试改革中之创经义体，旨在改变“策论取士多谈功利，诗赋取士多尚词华”的弊病，目的是要使考生明义理、考典章、贴语气。考生如果不懂考究唐之注疏，研寻宋之语录，则必不能理解圣贤之言；如果不浏览唐之律赋，诵习宋之古文，则亦不能代圣贤之言。有考生可以抛开儒家经典而死背程墨而取功名者，但真正要写好八股文，则必须深入了解经史注疏和宋儒义理。

在时文与“学”的关系上，人们往往以为时文的题目不出四书范围，答案不出朱注，因而凭死记硬背即可驾驭。事实上这是一种误会。郑献甫说：“时文之题不外四书，时文之人必博群书。否则断无是处。今学者动谓十三经廿一史何与此事，特请古文家藉以见才耳。”把经史之入时文视为一种外在的炫耀。郑献甫说：“试问，《关雎》合乐，执圭聘礼，不考《仪礼》，能动一字乎？庶人在官，八家同井，不考《周礼》，能动一字乎？”只有真正考辨、理解《仪礼》《周礼》的考生，才能面对这些考题而有所发挥。只有真正通经者，始能真正写好“经义”——八股文。

制义与儒家经典、经史注疏、古文传统相衔接。真正好的制义，必以儒家经典为根基。“学者非考究唐之注疏，研寻宋之语录，则必不能解圣贤之言；非浏览唐之律赋，诵习宋之古文，则亦不能代圣贤之言。何则？言之精者为文，注疏之琐碎必济以律赋之整齐，语录之腐俗，必行以古文之渊雅，而后义理明，典章确，语气肖。其品似在策论诗赋下，其学实在策论诗赋上。”所以，对于制艺来说，儒家经典是最终极的目标，唐注疏、宋语录是通向解经的正确路径，而唐律赋、宋古文则是赋予唐宋解经以感性的、审美的血肉。儒家经典、唐注疏、宋语录、唐律赋、宋古文，这些是制艺的真正根基。

今之学者将八股文体定义为一种议论文，但郑献甫则将之定义为“律赋”：“今之时文即古之律赋。”在文章的整体脉络上，古文一气舒卷，所以不容分段；而律赋则八韵发挥，需要分段以使逐段分明。但律赋的高手仍然可以做到一气舒卷。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则是一经分段，便“逐段横决”，文章的整体性被断了。“其稍知前、中、后之法者，亦不过勿令颠倒，未尝自成运掉。如作传奇者，每唱曲一套，即道白数句以为出落通气，其去夫丑末能有几哉？”郑献甫很喜欢用戏曲来说明八股文。

在此基础上，郑献甫谈时文与古文的关系。他说：“言之不已又长言之，其衍为一篇，即古文之法也；言之已明又重言之，其裁作二偶即律赋法也。”这一点决定了八股文的总体结构，即先立柱，然后贴此取义，分股展开。“言之不已”的写作动机意味着古文的写作将是情志的表现，而“言之已明”的写作前提规定了时文写作并非在思想的创造或情感的爆发上有个人化的创见或体验，而是在“言之已明”的前提下，一方面用心体贴圣贤经典之深意，另一方面则在写作修辞上尽展风骚。因而要求多变、参差、对照、反差等等，而不能呆板、重复。诗学中的“合掌”在八股文中同样是大忌。郑献甫说：“如诗句‘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上二字分对，下三字不合掌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论其词亦分对，论其意不合掌乎。”“听”与“闻”，“静”与“幽”，语意重复，犯合掌之病。合掌之病也不能出现在八股文中，因为它没有把八股文的风姿给展现出来。

在应试文的写作中，应试者的心理控制与文章写作之间的关合，这个问题在元代的文论家那里已经被提出来。陈绎曾就提出了从“养气”到“抱题”“明体”“分间”“立意”“用事”“造语”“下字”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应试者的精神修养、通过心理控制(养气)，再过渡到文章的间架、立意，最后到文字的完成。八股文写作自然也是需要强调写作主体的精神修养与文章营构的关系，郑献甫从审题的角度展开对此一问题的阐发。他认为要写好八股文，首先要审题。审题的关键是捕捉题面的实字与虚字。“实字研义理，虚字审精神，此看书法也。虚处起楼台，实处开洞壑，此作文法也。”“神理之切泛，由临时之体贴”，灵感至为关键；而“义蕴之浅深，则由平日之讲求。胸中本无一物而腕下欲作千言，非剿袭陈言即敷衍俗意耳。”悟透了文之实理，又捕捉到文之虚神，接下来就可以练意了。练意之前必先练识。“识者，不离文字之中而又不滞于语言之下者也。”不即不离，顾盼有致。识既独到，意即判然。练识、练意之后，便是练势、练局，进入全文的整体布局之营构。

但成熟于明代成化年间的八股文，在形式上有更多的严格的限制，这使得八股文的写作比起前代的应试文写作来，需要有更加明晰详尽的应对策略。八股文限字七百，相对于文来说，其篇幅是短小的，因而韵味、变化、文气、文势、妙悟、巧思等富于动感的范畴，就为很多八股文论家所强调。郑献甫的制艺理论同样如此。又因为制艺皆为命题作文，因而“走正位”，正面落笔，便显得呆笨。而腾挪、婉曲、反、翻、跌、避、空等就成为重要的修辞法则。比如吴槚的《譬如为山一章》，其题出自《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朱熹的解释是：“言山成而但少一篑，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篑，其进者，吾自往耳。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郑献甫说：“此题命意，皆知重两‘吾’字。然落笔即点两‘吾’字，不惟题意不透，文机亦不生。安得婉曲有味乎？”而吴槚此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处处呼动两‘吾’字，仍处处躲藏两‘吾’字，令读者但觉波澜起伏，筋节玲珑，隐隐有两‘吾’字在意中，隐隐有两‘吾’字在言下。直至末路，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神乎技矣！”

跌与翻、空与实，同样是八股文修辞中的重要手段。韩菼的《诵诗三百》，题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朱熹解释说：“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学者，章句之末耳，此学者之大患也。’”韩菼之文首先破题：“诗足以致用，为徒诵诗者惜也。”把诗与政治功利目的联系起来，这正是儒家正统诗教的思想。《尚书》记言，《春秋》纪事，“善读古人之书者，未尝不事与言兼之。”由此过渡到政事与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之间的关联。盛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诗正是政事之表征，而“非徒学士歌吟之具”。中间一段，不说诗之有益于事言，反说不能事言者应该诵诗，角度的变换使得题目活了起来。为使文章更加跌宕，韩菼进一步使用“跌”与“翻”的手法，先说“学于诗之为政者，虽使今日布之优优，而尚多愧矣”。郑献甫指出这是“跌”；后面说，即使满腹诗歌，“若之何犹不达”，“若之何犹不能专对”，这便是翻，是“欲扬先抑”的手法。有此一法，行文便有势，有动感，也即生动起来。关于“空”与“实”，郑献甫在评韩菼的《诵诗三百》时说：“凡文提笔便走实地，无不蹶者。游思即在空际，无不活者。然亦有不能脱空又当踏实者，如此题前后当重发诗之所以有益，中当重发不达不专之故，后路当重发多之奚以为，此是定法，不容变局。”

此外，衬笔、蓄势、宽与逼，等等，都是制艺修辞的常用技法。陈子龙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节》，题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陈子龙破题曰：“即二事而有今昔之殊，此春秋之衰也。”信史与贤德，这是盛世的表征，然而今已不可复见，作者为此而忧心。这是这篇时文的核心。小讲“此二大事也，而变可胜言哉”之后，陈子龙并不急于直入正面阐述，而是偏作衬笔，怀念起“周之盛时”乃至“齐晋主盟”之时的风气，而此美好的风气“吾不及见也”，以此去反衬孔子的“吾犹及”。而今天这种国无信史、士大夫“大率以贿闻”的现象则“吾之所及见也”。最后的总结更是高入一层：“今国史既不足信，则放言横议之流皆思著书立说以自见，尧舜为虐，桀纣为仁，而天下之祸在于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则衺奇诡侠之士，皆能轻财广交以自立。小者却赠，大者借躯，而天下之权将在布衣矣。呜呼，此春秋将变之势也。”郑献甫说：“此文前路层层作势，后路层层抽绪，皆是作此题所梦不到者。非特才雄，亦由理足。”“须知实字研义理，必在虚字审精神，则道理一丝穿定。此文讲下即为‘犹及’字寻源，并为‘犹及’字作势，则转到‘今亡矣夫’，更觉沉痛。是故宽一步，即逼紧一步也。解此而行文之机出矣。”

在郑献甫之前，一些八股文论家已经提出了诸多制艺修辞法。如董其昌认为茅坤等人的制艺评点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者”。他对此深以为憾。他的《举业蓓蕾》专门针对应试者的精神修养与心理控制，提出“洗心”“看书”“记诵”“作笔”等要求；他的《论文宗旨》提出了“宾”“转”“反”“斡”等著名的九字诀。后人多注重董其昌的“九字诀”，但从《举业蓓蕾》到《论文宗旨》，其间还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后来的《一见能文》，此书声称是经“睡庵太史论定”(睡庵太史即汤宾尹)，其全书内容可能即是抄录了董其昌此二书。李腾芳提出的“文字法三十五则”更为详尽。但这些作者都未全面阐发各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董其昌此二书曾于康熙二十年由赵维烈刊刻，赵维烈或在他之前的刻书者并未真正去考量此二书之间的关系，故把《论文宗旨》放在《举业蓓蕾》之前。而事实上，《举业蓓蕾》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论文宗旨”，而《论文宗旨》则是具体的写作法。董其昌的《论文宗旨》本身也并未强调各法之间的内在逻辑性。李腾芳的三十五法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可以见出郑献甫《制艺杂话》的独特性。作者自称是“杂”，但其体系建构的意向是十分明晰的。从应试者的哲学信仰、学术修养、知识积累，到临文时的心理控制、文章的布局谋篇、立意蓄势、展开、收煞等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艺理论框架。当然，《制艺杂话》毕竟是采用了“话”体批评形态，还谈不上是“体系”，但其整体性、有机性思维是显而易见的。

三、制艺评点

郑献甫壮年时曾手批时文二十篇，作为给族中诸子弟讲习之用，后又增批二十篇，为《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后由其门生林肇元刊于同治八年。在写于同治七年的序中，郑献甫说他年轻时曾经嘲笑茅坤之批古文、钟惺之批诗、张鼎之批时文，都是“以管窥天，以晷测日”，从而鄙薄时文。后来顿悟，如果时文能从艾南英、何焯的批本入手则可步入正途。

献甫对其制艺评点形态的设定，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其制艺评点，首先拈出“机栝”二字。他说：“唐之律赋排比动宕，宋之策论起伏纵横，得其机栝故耳。”林肇元也说：“余师平日论文以机栝为主。”机栝者，发动之关键也。郑氏之批时文，不作空洞之品鉴，而是抓住时文布局谋篇、设势推衍之关键。以机栝为核心去检视八股文的立意、气脉、布局、文法，这是郑氏八股文评点的一大特色。他的评点有夹批和文后批，而文后批都是长篇详论，其篇幅甚至超过了所选八股文本身。“批尾之语比撰文尤详，皆以指示机栝运动为主。”其文后批大都分为三、四段(以○号为分隔)，第一段解四书题之题旨，第二段诠解所批制艺的意蕴，第三段评析所批制艺的“势”与“法”。比如他所选批的第一篇，陈兆仑的《王孙贾问曰一章》，题出自《论语》，卫国权臣王孙贾：“与其献媚于奥，不如献媚于灶，这是为什么呢？”“灶”为五祀之一，“凡祭五祀，皆先设主而祭于其所，然后迎尸而祭于奥，略如祭宗庙之仪。如祀灶，则设主于灶陉，祭毕，而更设馔于奥以迎尸也。故时俗之语，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灶虽卑贱，而当时用事。喻自结于君，不如阿附权臣也。”王孙贾的问话充满了挑衅。孔子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陈兆仑的文章开头即说：如果孔子直接回答说“不媚”，虽然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却不足以服王孙贾之心。全文便站在孔子的角度，看他如何令王孙贾心服。孔子搬出一个具有无上权威的“天”字，陈兆仑把这个“天”字与“心”字联系一起，“天者，人之心也”，以此为其文章设局造势。然后腾挪一步，从卫之风俗说起：“卫之俗漓矣。”世风浮薄，人尚谄谀，故其谚有“与其媚奥宁媚灶”之说。

郑献甫的评点着眼于此文的整体思路和布局谋篇，指出此文“轻置题面，专透题意。又不从正面直攻，而从旁面横攻。且从两面夹攻。境象既新，阵势尤宕，所以卓然可传。”这正是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所说的“狮子戏球法”。金圣叹说：“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八股文在篇幅和结构上的限定更需要这一类写法的巧妙运用。郑献甫指出，陈兆仑的这种构思是建立在《论语》的特点之上的。《王孙贾问曰》这一章里，问者(王孙贾)佯为不解，答者(孔子)置若罔闻，令人索摸不着。陈兆仑即由此切入，顿生奇想，凭空代撰答词。再从“文气”的角度看，如果此文“走正位，踏实地，作呆语”，正面去写王孙贾的嚣张气焰，去写孔子的严厉批驳，则其文必呈“呆相”。他把生气灵动看作是文章的极境。故凌空起势，八面玲珑，蟠屈生气，波澜不穷，能达到这种境界，即是为文善于抓住机栝。

八股文写作是一种心理体验、情感体验。这一方面，“入口气”是一个重要范畴。“入口气”在八股文的整体结构中处于主体的位置。董其昌的“九字诀”中就有“代”之一法。上海图书馆藏本《董思白论文宗旨·举业蓓蕾》“斡”条之后是“代”条，但“代”缺前半部分。严文儒、尹军主编的《董其昌全集》也因此而误将“代”条剩下部分并入“斡”条。袁黄的《游艺塾文规》和佚名的《一见能文》里是有“代”这一条的。《游艺塾文规》说：“代者，谓以我讲题，只是自说，故又代当时作者之口，代写他意中事，乃谓注于不涸之源。”郑献甫认为，“入口气”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考生去扮演圣人，也不是简单的“代圣贤立言”，而是通过“入口气”的机制，使考生深入体会经典的义蕴。他说：“制艺前后用己意论断，所以验其学识；中间用口气代言，所以征其义蕴。”所谓“征其义蕴”，即是要求考生深入理解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陈兆仑的《王孙贾问曰》一文在“入口气”方面有其特点。他不仅为圣贤入口气，也为王孙贾入口气。文章说：“王孙贾闻而叹曰：然哉然哉！吾今且权倾一国，不可不接引宾客以自取重。而吾子至止，遂以此言进。”奥与灶，孰尊孰卑，其理至明，而王孙贾明知故问，这是“奸雄气焰逼人”。再入孔子之口气：如果我强折其言，王孙贾必不服。“嗟乎！为此言者，其谓求福乎？抑谓乐祸乎？谓乐祸，而祸亦可乐耶？以我之巧言令色，日相承于不见不闻之处，而事之者益谨，报之者不灵。予不负鬼神也，鬼神其负予哉。抑亦心乎爱之，而莫能助也。有制其命者也。谓求福，福亦未始不随之，聚人世之势位富厚，辄相偿于受命如响之余，而其恶渐盈，其衅愈厚。予固茫乎若迷耳，鬼神其不予告哉。夫亦怀欲陈之，而未得路也。有夺之鉴者也。其媚也，其祷也；其祷也，其获罪于天也，而谓斯言然乎？盖不必辨夫我之不屑为媚，而但原其媚之有故，则罪何可逃。……”在“入口气”方面最为特别，是沈受祺的《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章》一文。此文题出自《论语·子张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沈受祺此文在“入口气”方面可谓极尽其能。郑献甫评道：“有门人语，有子夏语，有所闻者语，有子张语，有记者语，是五人口气也。又有子夏语，是门人所述；闻者语，是子张所述；则又三人口气也。而记门人述语，记子张述语，皆是记者语，而又只一人口气也。如演剧然，各种脚色，作各种声口，无不有条有理，奇矣。如象声然，各种口音，只是一个撮弄，无不惟妙惟肖，则更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代言，而是多角色扮演。既有第一人称的叙述，又有人物之间的转述，也有“记者”的叙述语，完全是一出舞台剧。故郑氏说“如演剧然”。

最早提出制艺之代言如演剧的，似乎是崇祯年间的吴乔。他说：

学时文甚难，学成只是俗体，七律亦然。问曰：“八比乃经义，何得目为俗体？”答曰：“自《六经》以至诗馀，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虽阐发圣经，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说话。八比若是雅体，则《西厢》《琵琶》不得摈之为俗，同是代他人说话故也。若谓八比代圣贤之言，与《西厢》《琵琶》异，则契丹扮夹谷之会，与关壮缪之‘大江东去’，代圣贤之言者也，命为雅体，何词拒之？”

对此，梁章钜甚不以为然。他说：“若昆山吴乔以代人口气比之元人杂剧，则过矣。”梁章钜在极力为八股文“尊体”，认为把八股文比附为杂剧是在降低八股文的文体品格。他引用毛奇龄和钱大昕的话：

毛大可奇龄曰：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迭其语言作对待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领比、有颈比、有腹比、有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按：钱竹汀大昕曰：“宋熙宁中以经义取士，虽变五七言之体，而士大夫习于排偶，文气虽疎畅，其两两相对犹如故也。”亦与毛氏意同。

努力地把八股文与经学传统挂上钩。梁章钜的立场正是吴乔文中所说的那类“问”者。郑献甫显然并无此顾忌。他甚至为沈受祺的文章之“如演剧然”而喝彩。

对于每一篇八股文，对其破题与承题、小讲与八比、前路与后路的关系，对于其间的推进、衍生、腾挪、反合的各种变化，郑献甫都本着“金针度人”的耐心而予以一一点明。随着文章的展开，他的评点也移步换形，导夫先路，既使读者有全局的观念，又能于细微处见精神。

总之，“道理共见、节目共知”的先在限定塑造了八股文写作的根本理念与基本理路。经史的修养决定其立意之根基与“入口气”之价值；而制艺修辞之成功运用，则是使时文成为“美文”的关键。这是郑献甫八股文话及其评点所呈现给我们。

[责任编辑吴奕锜责任校对王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