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洋+胡光华

摘要 刘易斯·芒福德是城市规划和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媒介环境学的重要思想先行者之一。在媒介环境学迅速崛起的今天，深入系统地研究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既是媒介环境学学科本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媒介环境学学科发展历史的应有尊重。作者基于文献分析法，阐明芒福德媒介环境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并从三方面就其媒介环境学思想源流进行初步考察，旨在为全面研究芒福德媒介环境学的思想体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 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环境学；精神实质；思想源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20世纪著名的城市理论家与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关于城市规划和技术哲学的思想贡献早已声名远播。戴维·R·康拉德在《20世纪思想家辞典》中写道：“芒福德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预示了正在到来的21世纪。60余年来，他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家和批评家形成了一种挑衅和挑战。”相形之下，国内传播学学者对于芒福德媒介环境学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与媒介环境学迅速崛起的现实严重脱节，也对媒介环境学的深入研究形成制约。

我们虽与芒福德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我们与芒福德同处于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时代特色惊人地相似。在芒福德出生的1895年，美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影，意大利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童年时期芒福德目睹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成年后见证了机器意识形态与有机论意识形态的对抗。伴随技术发展和工业体系制度逐步建立，被束缚在机器体系中的人逐渐失去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成为机器的附庸。今天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在充分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时，不知不觉沦为技术的奴隶。技术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控制着我们，人与技术的矛盾也更加突出。而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命题之一即从技术生态、文化生态、生态伦理三个维度研究技术构筑的媒介环境对人类文明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既是媒介环境学学科本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当今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的深层观照。

一、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环境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刘易斯·芒福德作为创建媒介环境学大厦的先驱之一，从人性的角度审视技术，关注城市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诠释了技术、城市文明与生态伦理的共生关系，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技术力量、审美力量和有机力量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是孕育、凝结和传承文明的母体。他认为“容器技术”带有性别偏向，是女性器官的延伸。因为城市从起源开始便是一种特殊构造。它通过密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集在一起，贮存并传承人类文明的成果和社会遗产，具有包容、养育、庇护等女性所特有的功能。所以芒福德将城市称为“母性的围场”“容器中的容器”。人们生活在这个容器里，思想相互激荡、碰撞，显示了城市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同时，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体，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孕育出特殊的文化。人创造城市，城市反过来塑造人。城市并不是一片僵死的楼房或是繁华的街道，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在格迪斯生态学视角的影响下，芒福德将城市视为一种技术。这为媒介环境学后继者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芒福德技术历史分期的划分以人为核心，关注技术变革对人类文明和社会演进的影响。当人们沦为机器意识形态的附庸后，芒福德期望恢复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利用多元化、民主化、分散化的技术取代单一型、集权型、集中型的技术。他坚信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发展，分权型社会将被催生，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将成为现实。

二、滋养刘易斯·芒福德媒介环境学思想的因素

（一）纽约城的天然实验室功效

刘易斯·芒福德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被称作“曼哈顿之子”。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纽约对我的影响又大又持久，超过了家庭对我的影响”。

童年时期，外祖父查尔斯·格雷塞尔陪伴芒福德漫步纽约城，遍阅世间百态。城市巡礼不仅让芒福德有机会走遍整座城市，感受纽约城的巨大活力，还激发了他对城市社区研究的浓厚兴趣。正是因为生活在世纪之交的芒福德亲眼目睹了纽约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意识到日益发展的城市正在悄无声息地吞噬城市文明，所以他专注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将城市作为课堂，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张限制城市社区规模，反对机器意识形态，坚持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他后来的全部著述都基于亲自深入城市和地区所做的观测、调查、记录和思索。所以纽约成为芒福德思考城市文明，探究城市技术对人类影响的实验场。

（二）博览群书养育多学科视野

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他依靠报社的稿酬维持生计，并拒绝了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向他抛出的橄榄枝。然而年少的芒福德并未放弃知识学习，相反他更加努力，广泛涉猎各种研究领域，把图书馆当作世俗的教会，把城市作为学习的课堂。

1.史蒂文森中学：阅读城市的窗口。史蒂文森中学坐落在纽约下东区，这里既是当时移民最为集中的居住区，也是民主党议事厅所在地。这所中学为芒福德打开城市全貌，引领他走进喧闹的市井生活，感受城市的血脉和灵魂。

史蒂文森中学以擅长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著称。芒福德15岁时在《现代电子学》发表第一篇关于无线电收音机的学术论文，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科学技术基础。在芒福德媒介环境学思想中，城市文明论和技术有机论的提出都离不开他少年时深厚的知识积淀和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

2.纽约城市学院：跨学科研究视角的形成。在纽约城市学院就读期间，芒福德偶然接触到帕特里克·格迪斯和托尔斯坦·凡勃伦的作品。格迪斯点燃芒福德对城市的兴趣，引领他用生物学家的视角观察城市。在凡勃伦影响下，芒福德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青年时代芒福德命运多舛，饱受各种困难的磨炼。上大学不久他被诊断出肺结核，不得不从纽约城市学院休学。休学期间，芒福德结识格迪斯，开始重新规划人生。此后，芒福德每天下午独自徒步探索纽约城，探寻理性的城市文明和平衡的理想人生，研究城市作为一种技术对人们感知模式、思维模式和交往模式的影响。在结束纽约城市学院夜校部的学习后，芒福德先后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选修过英语、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心理学。此外，他还专门选修了地理学和地质学，为城市社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他虽未获得学位，甚至也未有过一份长期稳定的学术任职，但其思想和学术成就都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百科全书式的广度使芒福德有能力把许多分散独立的专业领域整合起来，并开创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将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探究技术对人的深刻影响。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将芒福德塑造成为通才，使其贡献和影响远远超出城市研究的领域。

（三）三位导师的精神滋养

1.爱默生自立品格的熏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自立”融汇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赋予美国人独立自主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芒福德在纽约城市学院学习时深受“自立”学说的影响，推崇人性的至高无上。在芒福德看来，自立即坚定信念，遵从内心和直觉，获得追求真理的自由。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而非一种静止状态，因为没有什么比头脑中的思想更加神圣。在爱默生影响下，芒福德从精神层面使自己与家庭分离，培养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自我认知、自我控制、自我引导及自我超越”的理念激发芒福德摆脱一切羁绊和束缚，深入城市社区和乡村，探寻技术与文明、喧嚣与沉寂、机械化与生态化的共生之路。

此外，爱默生推崇简单质朴的思维方式。在《自然沉思录》中，他关注人类文明的演进与生态平衡，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发展。在这本书中爱默生提出“文明人制造了马车，但他的双足也就丧失了力量。他有了支持他的拐杖，但他的肌肉也就松弛无力了。他有了一块精致的日内瓦表，但他失去了通过太阳准确辨别出时间的技能。”暖默生对人类文明发展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人体悟与省察，展现出其生态思想所蕴涵的前瞻性。受到爱默生的启发，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从生态环境的平衡、人口的平衡和生活节奏的平衡三方面阐释了生态伦理观。同时他还肯定人的能动作用，强调人的责任，希望人与技术、环境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

2.格迪斯生态学视角的启迪。帕特里克·格迪斯虽是苏格兰生物学家，但他的著作涉及生态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社会学、人口学、城市研究和经济学等领域。格迪斯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源自生活。他将整个城市地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引导芒福德带着一个生物学家对于有机体的特殊敏感直接观察城市，把城市置于更加广阔的环境中去思考。格迪斯指出人们只有完全了解这个生态系统，蕴藏在其中的自然平衡才不会被破坏。诺瓦克认为芒福德生态学视角的形成和历史研究法的运用都与格迪斯“人类生态”的概念密切相关。正是格迪斯激发了芒福德对城市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的兴趣。在《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中，芒福德强调生态平衡和渐进演化。他不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人类社区，还提出自己的城市文明论。这些研究都清晰地折射出格迪斯思想的影子。

格迪斯的生态学思想还包括技术史。他率先发现电气技术的革命潜力，并借助古生物学模型，创造出“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的概念。根据格迪斯所采用的考古学类比，芒福德以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文明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建立了新的技术历史分期。他将机器文明体系划分为始生技术时代、古生技术时代和新生技术时代。这为媒介环境学后继者开创技术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正如芒福德所说，格迪斯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父亲，严谨、求实，而又包罗万象。格迪斯这种跨学科、通才型的思维方式和城市规划视野对芒福德技术生态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3.凡勃伦批判态度的承继。托尔斯坦·凡勃伦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批评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令人振奋的发展路径，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相信技术发展能够突破所有权制度的束缚、《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出版的首部著作。红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观察社会上层阶级的消费特征与有闲特权，探讨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在《有闲阶级论》等著作的影响下，芒福德不仪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型学院选修了凡勃伦的课程，还进入文学批呼杂志《日晷》（The Dial）工作，成为凡勃伦和杜威的同事，并将凡勃伦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因为芒福德发现，凡勃伦同格迪斯一样，拒绝“承认”专家们“禁止入侵的告示”。

凡勃伦对芒福德的影响有三方面。一是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在杂志社《日晷》工作时，凡勃伦每天花费很长时间校对文稿，不放过任何细节，毫不客气地指出文稿中的问题。他认为无论自己还是下属都应一丝不苟地严肃对待编辑工作。芒福德工作期间耳濡目染，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他受益终生。二是关注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从庸俗进化论出发，凡勃伦认为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适用于人类社会。他将社会制度的演进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在此基础上，凡勃伦强调技术是制度演进的主要动力，并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野蛮时期、未开化时期、手工业时期和机器方法时期。在凡勃伦的影响下，芒福德关注技术变革对人的影响，提出技术有机论，阐述从技术统治向人治演进的可能性。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凡勃伦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一部分人成为有闲阶级。他们统治着政治、宗教和战争等非生产性事务，通过占有财产来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所以，芒福德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机器制度，把反抗机器意识形态、呼吁振兴有机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然而，芒福德并不期盼机器的消亡，而是憧憬技术有机论的美好未来。

刘易斯·芒福德的思想进一步影响了哈罗德·伊尼斯和尼尔·波斯曼等媒介环境学后继者的学术生涯，并通过伊尼斯、波斯曼等人影响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进而推动媒介环境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