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南

摘 要：蔡伯喈形象历来是人们争议焦点，高明本是想把蔡伯喈塑造成“全忠全孝”之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蔡伯喈形象并不完美，这是由于作者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矛盾使然。本文试着从作者创作的原因、蔡伯喈形象成因和读者的个性化解读三个方面探析歧义产生的原因，从而形成对蔡伯喈形象更为准确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高明；蔡伯喈；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62-02

高明的《琵琶记》是根据早期的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此剧结局是“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对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造，蔡伯喈由“负心”转为“违心”。然而由于读者见解不同，学界对蔡伯喈形象持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全忠全孝”，二是认为“全忠未必忠，全孝未必孝”，三是认为蔡伯喈身上瑕疵太多。本文试从蔡伯喈形象瑕疵的原因展开研究。

一、作者创作的原因

作者主观上是想要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给世人树立一个道德楷模。在第一出中高明对当时的戏剧创作进行评述：“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佳人才子的故事与神仙幽怪的故事在高明眼中都是糟粕，因为其对现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高明在创作《琵琶记》时，明确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原则，其创作目的是“只看子孝与妻贤”。然而由于情节设计不合理，作者有意帮蔡伯喈推脱责任反而造成了蔡伯喈形象受损的结果。

（一）由于作者才力有限，情节关目缺陷颇多，因而使形象出现了某种不真实感。有人认为这是艺术性的创造，为了达到客观性的效果，而不应苛求。然而这种不真实感确实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剧本，想要完全无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就明确指出《琵琶记》的缺陷：“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记》，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1]除了是否全节这一点我不敢苟同之外，前两者确实存在明显漏洞。首先，关于状元之名能否传到家乡的问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即便蔡伯喈高中没有通知家人，状元之名也应该传到蔡家的。其次，蔡伯喈家乡与当时京城洛阳的距离问题。陈留相距洛阳实则很近，蔡伯喈为何不谴人告知家人？古代虽然交通不发达，环境闭塞，音信传播速度缓慢，但也不至于一点儿消息都无法传递。在二十四回才提到想寻乡里人为家报信，而这已经是蔡伯喈高中3年之后，这令人难以理解。蔡伯喈多次提到家乡遥远，譬如“那家乡万里遥”、“万里关山信难杳”、“那堪音信辽绝”，实际上陈留距都城洛阳不过几百里。为了继续营造音信不通的情境，又编出二十五出“拐儿脱骗”的情节，这也是一处败笔。

在蔡公为赵五娘写遗书这一细节上看，蔡公是能识文断字的，在拐儿送假家书时，蔡伯喈为什么没有辨别出压根不是蔡公笔迹呢？再者，蔡伯喈不接济父母妻子实在于理不通。蔡伯喈辞官之时便知家中有难，“遭水灾，遇荒饥”，为何不救济父母妻子？蔡伯喈家庭也不过是温饱水平，且父母年迈，已知父母妻子有性命之虞，蔡伯喈为什么不派人送钱送物救济家庭？这些明显的情节漏洞。

（二）作者有意帮蔡伯喈推卸本应属于他的责任。辞试不从，把全部责任推给蔡公，辞官不从全推给皇帝，辞婚不从全推给牛丞相。客观原因看似很充分，但仍不能把蔡伯喈身上的责任完全抹去。蔡伯喈赴试有四个原因：第一，读书人内心对科举功名的渴望。蔡伯喈自认为“玉堂白马岂难登”，凭借自己的才力蟾宫折桂是不成问题的，希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也是传统读书人求学的根本目的。第二，蔡伯喈怕被认为贪恋娇妻。蔡公说：“他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天涯海角。”古代男子贪恋妻子是被人看不起的，蔡伯喈作为有男子气节的读书人是忍受不得别人这樣看自己的。第三，蔡公举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论调，以封建孝道来逼迫蔡伯喈。蔡伯喈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在孝道面前不敢不屈从。第四，张广才答应照应蔡公、蔡母，时常接济，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辞官不得的原因有四：第一，蔡伯喈心中仍有做官欲望，不能完全割舍下诱惑而在家侍奉父母。第二，皇帝提出：“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第三，圣旨已下。抗旨不尊便是死罪一条，甚至危及九族。第四，黄门劝解蔡伯喈：“你做官与亲添荣耀，高堂管取加封号，与他改换门闾，偏不是好？”这和蔡公希望蔡伯喈应举做官的初衷是一致的。辞婚不得原因有五： 第一，蔡伯喈内心不坚定，没有彻底反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他不能像王十朋那般对压迫势力进行彻底的反抗。第二，牛丞相逼迫。第三，辞婚时并没有以实相告，没有向皇帝表明已有家室。皇帝是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况以仁义治天下，绝不会提倡“停妻再娶”。牛丞相逼迫蔡伯喈是有私心的，但在蔡伯喈表明已有家室的情况下，皇帝应该也不会下旨了。第四，皇帝指婚，圣旨已下。第五，媒婆支招“只得把那壁厢切都拼舍”。因为没有更好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只能先割弃赵五娘，选择了牛小姐。蔡伯喈本是希望先侍奉父母，待其百年之后再去考取功名，光耀门庭。怎奈蔡公逼试，从此就开启了悲剧的大门。蔡伯喈矛盾的处事态度决定其不可能用性命来反抗强权势力，只能盼望着牛丞相改变心意。当三十七回张大公遇到来迎亲的李旺时，大骂蔡伯喈“三不孝逆天罪大”。李旺告诉了“休错埋怨了人”的原因，张大公便改口：“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并把这一切归于宿命：“人生里都是命安排”。以宿命论为幌子，替蔡伯喈掩盖错误，实有推卸责任之嫌。

二、蔡伯喈形象本身的原因

蔡伯喈本身是封建时代恪守儒家规范的读书人，心里也希望“全忠全孝”。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了与作者主观意愿相悖的客观结果。蔡伯喈本身特别希望能做到“全忠全孝”，但最后却成了“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不孝子”。

（一）懦弱性格是导致悲剧发生主因，鸵鸟式的处事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蔡伯喈懦弱性格表现得最明显的便是不敢反抗牛丞相回家侍奉双亲上。自蔡伯喈应试，都时刻在思念父母。第九出新进士宴杏园中，大家一片喜气洋洋庆贺高中时，蔡伯喈却在思念着着家中父母：“他寂寞高堂菽水谁供奉？俺这里传杯喧哄。”可见父母在蔡伯喈心中地位之高。不过，懦弱的性格却使他很难做出实质性行动，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前面由于“三不从”已经造成蔡伯喈入赘到牛丞相家的客观事实。二十四回：“闻知饥与荒，只怕捱不过岁月难存养。若望不到信音却把谁依仗？”已经想到这种结局，由于性格懦弱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第三十出牛小姐与牛丞相据理力争失败后，蔡伯喈说：“多应我老死在京华，孝情事一笔都勾罢。这般摧锉，伤情万感，泪珠偷堕。”蔡伯喈因为不能回家侍奉双亲而悲痛万分，却又对牛小姐说：“夫人且慢着，怕你爹爹也有回心转意时节，且更宁耐看如何？”希冀牛丞相良心发现放其回家，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挽回悲剧。

（二）贪恋富贵也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蔡伯喈入赘到相府后，对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是贪恋的。第十八出与牛小姐成亲时蔡伯喈唱词是：“扳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第二十一出蔡伯喈吩咐三个下人做事情，俨然一副主人摸样：“你来，一个学童搧凉，一个学童管着文书，你管着烧香来。烧香的不要灭了香烬，搧凉的不要坏了扇子，管文书的不要掉了文书。”这里蔡伯喈已经尝到了权力富贵的甜头，享受被人伺候的感觉。第二十九出，牛小姐想要弄清楚蔡伯喈整日闷闷不乐的原因，蔡伯喈道出了家有年迈父母、新婚妻子的实情。牛小姐想要与丞相据理力争，希望牛丞相放她与蔡伯喈荣归故里，共事高堂。蔡伯喈却是百般阻拦，劝阻牛小姐“休说破”。一次次妥协、退让，固然有懦弱性格的原因，但也其贪恋富贵的原因。第三十四处，牛小姐与赵五娘相遇相认时，牛小姐一定要赵五娘改换妆容去见蔡伯喈。牛小姐与蔡伯喈真正相处了几年，所以更了解蔡伯喈秉性。经过几年官宦生活，蔡伯喈已不是当年心思单纯的书生了。“我教你换了衣裳又不肯，你这般蓝缕，又怕羞不肯认你。”牛小姐深知蔡伯喈为人，赵五娘衣衫褴褛，灰头土脸，怕蔡伯喈不会与她相认，所以一直劝她改换衣裳。

三、读者自身的原因

对蔡伯喈形象的解读出现歧义，这和读者的个性化解读有很大关系。读者解读是有差异性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生活阅历、审美品位、关注重点的不同也会导致对人物形象的解读出现不同的结果。不同时代、不同个性的读者由于环境的差异对于蔡伯喈这一形象的把握理解，也会有偏差。当然，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几乎不可能真正达到作者所要求的水平，因而形成了对文本理解的多样性[2]。读者对文本理解的多样性也有积极意义，可以丰富对文本内涵的理解。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提出，文学概念绝不可能脱离接受者而存在[3]。依阐释学的理论来看，即便是“误读”，也是批评家或读者接受并理解文本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如在上文提到的由于作者才力有限，情节关目缺陷颇多，使故事有不真实感。另外，作者有意帮蔡伯喈推卸他应承担的责任，加重了读者对蔡伯喈的反感。除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原因，如封建强权的重压，蔡伯喈懦弱性格和贪恋富贵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其鸵鸟式的处事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所以有些读者不再固守传统观念，跳出蔡伯喈形象“全忠全孝”的窠臼，認为蔡伯喈未必“全忠全孝”，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然而作为读者必须尽可能地向理想的接受者靠拢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作品，了解作者意图。了解高明的创作意图后，读者也应该对蔡伯喈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对于造成蔡伯喈悲剧的原因，有读者全归咎于客观，对蔡伯喈主观上的原因一概不提，为蔡伯喈辩护，这是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蔡伯喈的主观原因是主要并且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也是有失公允的。在评论蔡伯喈形象时，确实有一些读者对蔡伯喈追恋名位、贪慕荣华、抛弃发妻、背离双亲的行为大加鞭笞，斥之为“士林败类”，讽其为两性世界的“陈世美”，这种也片面的。高明把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希冀使人物、主题、内容与以前相比有重大突破。“高明向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倾注时代精神，挖掘出寒门士子在封建强权重压下所可能有的抗争和激烈的内心矛盾，使蔡伯喈由一个简单的‘负心概念化的人物，转而成为血肉丰满、真切感人的艺术形象”[4]，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一点。

注 释：

①以上引文均见高明《琵琶记》，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1〕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邓琼.蔡伯喈形象的塑造与高本《琵琶记》的成就[J].天津：天津师大学报，1990，（4）.

〔5〕田彩仙.《琵琶记》的艺术结构与悲剧意蕴[J].忻州：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6）.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