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文玲

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陆上丝绸之路为核心，通过强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经济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贸易来往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西域诸国的音乐文化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影响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72-0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伟大构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之际正式提出的，这一战略设想不仅体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更预示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将跃升至新的高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以古老的丝绸之路做为规划蓝图，将中国与中亚诸国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规划方案，在强化多边交流和提升相互了解的同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它同时还将促进当地的人文交流，音乐文化则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亲近的重要纽带。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首先是文化交流之路，是人类主要文明相互交流的核心纽带，对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互动产生过重大作用。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文化交流承担着重要作用。文化是推动开放，加强交流的先导”[1]。审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案，可以发现：（1）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省市区属于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2）该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3）不仅拥有丝绸之路的经济基础，还有多种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上述的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建设理念提出的背景，也是我们在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审慎加以面对的现实问题。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展的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古已有之。中原民族对西域民族的了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受制于“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異”思想的束缚，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有限。进入到汉武帝时期，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和“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极大地增强了中原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使得他们对来自西域的文化不再是抱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而是展现出包容的一面。“而高祖思之……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至七月七日临百池子，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汉高祖就曾命戚夫人表演《于阗乐》，还会在演出结束后表演“相连爱”的活动。此类宫廷燕乐早已不纯用“雅乐”，而是融合了大量民间音乐和西域音乐。从现在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汉初传入中原的西域音乐较为零散，没有较为系统的音乐作品。进入到汉武帝时期，西域音乐才开始成为汉室宫廷的重要乐舞。根据《汉书》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3]张骞出使西域诸国的道路正是后来重要的商业通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1）丝绸之路促进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拓展了汉帝国的疆域，并成功地切断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2）中原民族与西域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从而增强了中原民族对西域的了解；（3）中原民族与西域地区的音乐文化交流突出表现为，外来音乐的乐律形式和表演模式冲击了中原音乐自上古以来奠定的表现方式，使其从封闭的发展状态跃升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新音乐。“开拓了中外文化交通的新纪元，逐渐形成以华夏音乐与西域音乐相互交流融合为特征的中古时期的音乐文化面貌”[3]。

二、早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渠道

传统音乐文化交流模式与当下的音乐交流渠道略有不同，前者以传入为主，后者则兼具传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见。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阳》、《望行人》等十曲。”[4]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5]张骞从西域带回来《摩诃兜勒》，被李延年改编为《新声二十八解》，成为中原民族与西域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直接证据。西域音乐传入中原，相关的乐器和演奏技法也随之而来，为中原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音乐文化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演奏的鼓吹乐，它也涵盖了角抵戏等艺术表现形式。“据其内容性质分，似乎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角抵之类的杂技表演；另一类有人物表演乃至演出故事的成份，有些事属于戏剧萌芽时期的艺术形态，但两类之间实际上并不能做严格的划分”[6]。作为一种音乐表演形式的角抵戏兼具音乐和戏剧的双重属性，在秦朝就已经进入中原地区。一方面，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战争中尚武、斗狠的野蛮元素；另一方面，角抵戏在和平时期的流行和发展不仅具有提倡武力的现实考量，也迎合了受众群体的心理诉求。在实际的表演过程中，角抵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成为从最底层的艺术表现形式走向大雅之堂的艺术表现方式。

随着秦汉时期统一帝国的形成，中原民族为解除匈奴的威胁，积极谋求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民族和西域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开启了文化交流的闸门。“武帝时代是汉代音乐与歌舞的转折点……自此以后，迄于东汉之末，西域之道畅通，西域的乐曲，不断地传入中原，于是在中原地区古典的音乐中注入了新的声律，从而又改变了中国古典歌舞的场面”[7]。在丝绸之路形成的初期，西域地区（今称中亚和我国境内的新疆、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创造的音乐随着战争、经济、文化等媒介传入中原，为华夏民族古典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汉武帝时期是我国古典音乐发展的转折点：首先，西域音乐的传入提供了新的表演形式、新的音乐旋律和新的乐器，促成了上至宫廷雅乐，下至民间俗乐的“新陈代谢”。其次，丝绸之路的存在为中原民族了解西域文化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并不断为其开拓创新提供了材料。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音乐文化交流的途径

丝绸之路是古代的中轴之路，它为世界上各古老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传播创造了条件，进而推动了民族历史的发展进步。在古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史上，曾有过许多民族的乐舞交流事例，也出现过许多宗教乐舞传播的盛况。从东西方乐舞艺术从表现上看，它们虽然形式迥异，但从共时性看，它们之间又有着互相牵连的、扯不清的渊源关系。

宗教的出现和传播，是人类早期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为了求得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宗教需要借助特定的仪式和专业人士，即通常所说的“巫”、“觋”。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舞蹈，虽具有娱神的特殊功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舞蹈渐渐出现娱乐功，于是，原始音乐产生了，并随着宗教传人我国，这促进秦汉音乐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由海洋一系列港口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其中，泉州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唐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之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海路便取代陸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当时宋朝商业发达，指南针和水密封舱等航海技术的使用和航海知识的积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使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明朝海禁，海上丝绸之路衰落。郑和下西洋实质是朝贡性质的航海行为，难以持久。海禁迫使民间海外贸易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民间海外贸易的需求和朝廷政策的矛盾始终贯穿明清两朝。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西方的文化走廊，将华夏文明与中亚、欧洲文明联系在一起。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走过求法的僧侣，也走过传播文化的使者、步履蹒跚的商队、肩负使命的使节。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文化交流方式逐渐被取代，并被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首先，丝绸之路承载的贸易功能早已不限于丝绸、香料和宝石，而是逐渐融入了新的商业元素。其次，丝绸之路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复杂的文化背景都促成了这一地区向着国际化趋势迈进。再次，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符合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政治稳定。在此过程中，音乐文化理应成为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文化历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媒介，其作用的发挥既无处不在，又无可替代。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它和民族的历史、情感、心理、语言、宗教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也能产生很好的文化交流效果。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丰富文化产品，乃至在更加广泛领域互通有无。当中国这个古老而优秀文明被欧洲‘发现，在伏尔泰看来，正是对基督世界的妄自尊大最有力的对比。他在《哲学词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参考文献：

〔1〕李焕.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陕西文化先行战略研究[J].改革实践.2015，（2）：107.

〔2〕（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64.

〔3〕冯建志.汉代音乐文化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40.

〔4〕（晋）崔豹.古今注（音乐卷）[A].四部丛刊本三编[M].上海：上海书局，1985.

〔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一）[A].横吹曲辞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4.

〔6〕钱志熙.汉代社会与乐府艺术[J].文学前沿，1999，（1）：23，26.

〔7〕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5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