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刘诚龙

“里巷多一苦人”未尝不可

文_刘诚龙

爱新觉罗・昭梿是晚清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他曾作了一部《啸亭杂录》，洋洋十五卷，将满清风俗与典章娓娓道来，研读晚清者认为这是一部枕边书。在这本书里，昭梿记叙了他初入官场时父亲对他的告诫：“凡执权者，宜开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使进取之士壅滞怨望。”“朝廷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汝等应志之。”

古代的官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尔虞我诈算是小儿科，你死我活才是真生态。一般人初入官场，其亲朋便多有告诫，慈不掌兵，善不掌权，要心狠手辣才能青云直上。昭梿其父却不如此，所谓“凡执权者，宜开人生路”，大意是指对干部不能管制过严，处罚过重，打压过甚，整顿过惨，得饶官处且饶官，不堵塞官人升迁之生路。这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所谓的“人性化管理”。

然而，“人性化管理”这个概念又该如何解释？解释权归谁？比如昭梿他爹说不能“裁抑仕途”，指的是什么？若是指“母久病兄远游”而上班时间补个觉，这是情有可原，可以不追究，这种情形很好理解，符合人性化。但若是机关干部上班时间在办公室网购、打牌，开了公车外出去兜风又玩“车震”，这事要不要处理？收受贿赂，包养二奶，这事也“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吗？

仔细一分析，昭梿他爹的话其实很有问题，他要昭梿记住的，并不是牧民“宜开其生路”，其所指是治吏“宜开其生路”。官员也是人，“开其生路”自然没有错，但要是官员犯了事，不论事大事小，都须一体给他开生路吗？官人犯事，被双规，遭双开，进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那情形的确是很凄凉的。“朝廷每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何止多一个“苦人”？更多一家“苦人”呢：他父母的晚年能过得幸福吗？不能；他儿子女儿能快乐成长吗？也不能。有人总结的人生最难听的悲声是“孤猿啸哀，嫠妇夜哭”，原先风风光光的老公被投了监，当年的诰命夫人，却成了夜哭之嫠妇，那声音谁听得？人听人怜。这声音听不得，那么是不是都不用给处理了？谁处理谁就是恶人，谁就是没人性？

范仲淹也曾碰到这道难题，庆历三年，他当了参知政事，严抓严管律法，痛下决心要整顿吏治，凡是不才（包括庸官、贪官、酷吏、暴臣），一经核实，严格处理，双规的双规，双开的双开，坐牢的坐牢，牢房容不下再建牢房，“一笔勾销，依次更易”。此举端了大量官吏的饭碗，剥了不少公务员的福利，降了部分干部的职务，还要了一些贪官的老命。便有所谓的“仁官”看不下去了，如当时的权臣富弼即投了反对票，据宋朝朱熹所著《五朝名臣言行录・参政范文正公》记载，富弼批判范仲淹为政刻薄：“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您虽然是这轻轻的一笔，怎知道会造成官员一家人痛哭不已啊？）拿干部前途福祉以“博公直之名”，亏你范仲淹下得了手。

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还真有担当精神，他对富弼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让这家不哭则万家哭，这家哭了则万家不哭，坏官哭了则百姓不哭，坏官不哭则百姓哭。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让谁哭，让谁不哭？

管理要人性，这的确没有错，可是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性之善，自当保护与发扬。奈何有的官人要自造孽，其性之恶，若不裁抑，受害的是“一路人”。昭梿他爹跟和珅是同事，和珅贪腐坐大，他一味圆融，不使和珅对他有“怨望”，不“裁抑”和珅“仕途”。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和珅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这里面多少有昭梿他爹的“功劳”在。

到今天，也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老百姓时，他勇于当“恶人”；但面对有问题的官员时，他又百般呵护起来了，美其名曰关怀干部，干部升到那个位置历经了千辛万苦，哪能再让“里巷多一苦人”？他哪里知道（也许他是不想知道）：“苦”其实是为了“不苦”。一者，官人苦了，可让百姓不苦；二者，让一官苦了，可让百官不苦；三者，让官员在里巷苦了，可让他不去监狱或地狱苦。

我们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腐败零容忍”，就是要在面对那些贪官污吏时，勇于当“恶人”，勇于裁抑其仕途，让里巷多一苦人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