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修复的关键——本刊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毛寿龙

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毛寿龙

廉洁的官员不怕威慑，腐败的官员才怕威慑，这在理论上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腐败的官员往往不怕威慑，廉洁的官员却因为要更加廉洁而瞻前顾后。而这恰恰是政治生态中一些官员怕干事、不干事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生态在不少地方已经恶化，屡屡曝出来的窝案、买官卖官案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佐证。甚至有媒体称，在一些地方，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执政党高度重视政治生态的健康这行，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致力于强力反腐，旨在让“政治清明”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反腐与政治生态有着哪些丝丝入扣的联系？又该如何结合现实语境让政治生态重回良性轨道？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以下简称“毛”）进行了访谈。

健康的政治生态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记：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与这个地方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执行方针密切相关。近年来，不少地方的主政者常用“政治生态”之类的词语来表述他们的治理理念和政治诉求。健康的政治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毛：在自然世界，生态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技巧。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一年四季都存在着有规律的变化。但一旦有新的因素参与进来，生态系统就会发生变化，出现生态危机，从而危及整个生态。比如一个生态系统富营养化，某些生物就会过度生长，从而导致其他生物的灭绝，结果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出现危机。

政治世界也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在政治系统中都有自己的适当位置，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技巧。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系统，能够正常地吸纳民意，吸纳财政资金，然后将其转变为公共政策，向外输出公共服务。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系统，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位置，积极向上、努力工作，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好吸纳民意、征收税收、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有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系统，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公务员在政治系统里努力工作，凭自己的工作能力来获得报酬，并因贡献大而获得升迁。

记：众所周知，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了举世瞩目的反腐败斗争，您认为腐败对政治生态有着哪些“致命伤”？

毛：如果政治系统出现了腐败的因素，比如某些人搞特殊利益，变成了公共政策的“民意”，这时政治生态的入口就被腐蚀了；或者公共财政为一部分人创造了收入，却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应该承担的负担，公共财政的入口也就腐败了。如果公共服务为一些人提供了特殊服务，而不再是普遍的服务，政治生态的出口也腐败了。

而且，如果公务员在里面无所事事，公款吃喝，整天为了权力和利益勾心斗角，其结果是公共权力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公共财政变成了其自家的财政，公共服务变成了为私人的“服务”。这时候，政治生态系统就产生了腐败，腐败官员数量迅速膨胀，占据政治生态系统，整个官场乌烟瘴气。有人认为，腐败就像癌症，可以以失控的速度迅速扩展，从而危害政治生态。

腐败导致政治生态严重退化

记：中央厉行反腐、反“四风”，推行八项规定，无疑对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意义深远。但是，现实中一些官员却出现了“求稳”“自保”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离中央要求的现象？

毛：为了消灭腐败，就需要采取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其中第一个措施是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分子，“老虎”“苍蝇”都要打击，“蚊子”也要打击。不管官员职位高低，只要涉及腐败，都要一律打击，把腐败官员放进笼子里。其次，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通过制度建设，把权力放进笼子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力反腐，可以说官员的心态也在大起大落，有些官员甚至无法承受这种变化引起的压力。近期，《人民论坛》的基层调研发现了基层官员干事动力不足、官员不作为的问题。围绕当前官场心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分设“官员干事顾虑什么、郁闷什么、怕什么”“强力反腐下，官员的哪些行为可以适当包容，哪些行为坚决不能纵容”两个问卷，采用网络调查、书面问卷、面访、电话电邮采访等形式，通过《人民论坛》理论调研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调查总人数12156人。

调查结果发人深省：64.4%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求稳怕乱”心态束缚了干部的干事手脚；78.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官员干事的最大顾虑是“触动利益，易得罪人”；73.1%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官员干事动力不足；51.9%的受访者不认同强力反腐会造成改革步伐放缓……（详见2014年7月下《人民论坛》杂志）。很多人都在谈论，在目前这种“官不聊生”的情况下，官员都在力求自保，干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确，反腐败强调要遵守法律和规则，而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有些事情可能需要突破法律和规则的勇气和魄力。在强调法律和规则的情况下，官员不得不在法律和规则面前力求自保，所以正确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刻不容缓。

记：也就是说，官员力求“自保”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做出的选择？

毛：可以这样说。腐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在一段时间里“生气蓬勃”，因为很多人通过腐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很可能在某些领域获得比较大的突破。从生态的角度来说，某些部门的腐败也的确可以给一些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从而促使其更好更快地成长。但是腐败一旦蔓延，全面“富营养化”，整个政治生态就会出现严重的畸形发展，其最大的问题是在外部失去民心的支持，在内部因为腐败利益而勾心斗角，让法律和规则失去基本的功能，从而导致政治生态严重退化。

因此，反腐败是必需的，反腐败引起政治生态暂时的不稳定、缺乏“生气”也是自然的。反腐败值得重视，由反腐败引起的对政治生态系统的损害也必须引起重视。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一旦出现一部分腐败，它就会出现一些替代更新的元素；一旦出现不稳定，就需要采取生态修补和恢复措施。同样，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系统一旦因反腐败而出现新问题，也需要有一定的生态修补和恢复措施。

公私边界模糊是腐败生态产生的重要根源

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阶段。在反腐斗争的大背景下，剔除一些地方腐败的政治生态毒瘤在必行，那么您认为该如何修复因反腐“受损”的政治生态？

毛：政治生态修补和恢复的措施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反腐败理念上，不应该把反腐败当作一个集体的、不确定的目标，而应该作为一个针对腐败分子个案的目标。把反腐败当作一个政治生态集体的目标，对腐败官员会产生一种威慑力，让腐败官员有所收敛。但是在反腐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是腐败分子，所以威慑的对象其实是全体官员。全体官员中腐败官员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可以口口声声反腐败，而自己却一直在腐败；但廉洁的官员平时本来就很小心谨慎，做到严于律己，在反腐败高压下反而更加小心谨慎、更加严于律己，高标准严要求，自然对工作的专注投入水平就下降了。

所以，不唱高调、不全面出击、不实行全面威慑，而是专心致志于每一个腐败的案子，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方法。主张全面威慑的人认为，廉洁的官员不怕威慑，腐败的官员才怕威慑，这在理论上也许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腐败的官员往往不怕威慑，廉洁的官员却因为要更加廉洁而瞻前顾后。有人认为，这恰恰是政治生态中一些官员怕干事、不干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反腐败的标准要统一。反腐败的确要宽严相济，但这个准则应仅仅在使用个案时才适用。因为在某些个案里，对其是否要处理，是纪律处分还是法律惩罚，是免于刑罚还是从重从快，这都是个案的标准；而普遍的标准应该是现有的法律标准。反腐败，如果标准不统一，或者说纸面上一直从严要求，但实际执行上紧一段时间，然后再松一段时间，就会让不同的官员群体产生不同的行为，其结果是腐败官员在松的时候大肆腐败，在紧的时候稍有收敛；而廉洁的官员则在松的时候不敢腐败，在紧的时候更加注意不腐败。结果腐败官员“打得开”局面，廉洁官员往往靠边站。廉洁官员给人的印象有时是“胆小怕事”，而腐败官员给人的印象有时却是“有魄力”“有勇气”，还干了好多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腐败的政治生态。一些敢于腐败的人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如反腐败让他们坐牢，就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有些冤。这和反腐败的标准不够统一有很大的关系。

记：您说的这些都有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修复政治生态的因子？

毛：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腐败的政治生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就可以形成，但廉洁能干的政治生态的形成却需要长期的努力。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往往是从局部开始的，而腐败系统的形成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的。政治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关键是要明确每一个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务员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权利得到尊重，政治生态的重建才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公务员的腐败，应该仅限于其公共行为和职权行为。因此，反腐败也应该仅限于公务员的公共行为和职务行为。如果平时特别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而在实践上也不顾及公务员的生命和财产，那么政治生态里公私的边界也就不会存在，而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制度根源。

因此，尊重公务员的生命和财产，是公务员行为边界的开始。如果公务员天天加班，经常超负荷工作，经常无法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而工资待遇却没有相应的补偿，公务员势必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自然也会把公家的事情当作家里的事情来处理，甚至把公家的钱当作自家的钱来花。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公私不分，势必导致公私标准含糊不清，其结果就是法律和规则上的公私不分，而公私不分恰恰是腐败政治生态的规则基础。所以，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上提倡公务员公私分明，是修复和重建政治生态的关键。只有公私分明，腐败的政治生态才会失去形成的土壤，而廉洁的政治生态才有了生长的空间。

人物简介》》

毛寿龙，1967年5月16日生，浙江奉化溪口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国宏公共治理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主要学术作品《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省政府管理》《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等。主要研究领域：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自主治理、NGO与公共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