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宇镜平

党委如不遵宪法，奢谈依法治国

文_宇镜平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熙来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维护宪法权威被高层人士多次强调。在中央要求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各级党委必须带头遵守法律，尤其是按照宪法行事，这是政治常识。在首个国家宪法日中，中央领导更是将党委要带头遵守宪法提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指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关键是依宪执政，一切违宪行为必须追究责任。

然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地方党委部门和党委负责人的宪法意识却较为淡薄，尤其是一些地方领导的宪法、法律意识不强，以至于造成种种直接或变相的“人治”行为。诟病之下，忧思颇多：如果连各级党委负责人都不能自觉带头遵守宪法、法律，那么即使制定了再多的法律条文，依法治国也势必将成为空谈……

“一些高级干部宪法意识淡薄”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依法执政的关键是依宪执政，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具体到各级党委对宪法、法律的执行层面来说，就看各级地方党委负责人对宪法、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程度深浅了。从执政伦理层面分析，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因此，中央一直强调要确保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

然而，现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不少党委机负责人有意无意地淡化宪法、法律的权威性，甚至连个别党的高级干部都公然蔑视宪法和法律。对此，中央忧患，民众忧愁，正如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如果连宪法都不遵守、不落实，那么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文，依法治国势必就会成为奢谈；违宪行为若得不到及时的惩处和纠正，就是对宪法和法治的最大破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少公务员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宪法理念薄弱，宪法意识淡薄，在关系国家核心价值观与利益问题上，缺乏宪法自信，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宪法权威受损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张恒山就指出，新中国历史上有过脱离宪法的时期，当时权力不受约束，引发的教训特别深刻。

那么，到了今天，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就都能以身作则，按宪法、法律行事了呢？显然并非如此。在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超级大老虎”的身影中，都不难发现一些地方的党委相关负责人隐现其中，他们的共性之一便是以特权凌驾于法纪之上。而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副国级乃至正国级大老虎”，无疑当属专家所指的“高级干部”范畴。而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都曾担任过党委或党的相关部门“一把手”，均为浸润党内多年的高级干部。

徐才厚

2014年7月，中央在宣布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同时，公布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令计划却被中纪委一举拿下。这种种看似巧合的重大事件，其实就是中央将“超级大老虎”拿下马来为重塑宪法权威“立威”的。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针对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等案的审查结果表明，无论官居何等高位，一旦违法犯罪，照样要追责，也表明了执政党正以最大决心推动依法治国进程。

比如说周永康，这个在刚过去的一年中被打下的标志性“超级大老虎”巨贪，一度官至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高位，手握全国公检法系统的大权。于理于法而言，周永康都应该是遵守宪法、法律的全国表率。然而，撕开他的面纱却发现，他不仅没有起到模范守法的作用，反而以巨量腐败、党阀勾结等种种劣行肆意糟蹋法治。并且，周永康对宪法、法律的损害程度还远不止这些。有媒体认为，在约20年时间里，周永康的“能量”导致了十余个省市及国土、石油、公安、政法等多个系统的众多干部“共生”犯罪，从而建立起一个十分惊人的腐败“王国”。周永康及其腐败圈子对宪法、法律权威的损伤是不容小觑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称，这样的腐败分子不需要很多，仅几个、十几个，就足以腐蚀全党全国，搞垮执政根基。此言不假，从现已披露的腐败内幕来看，在徐才厚、周永康等“超级大老虎”眼中，宪法、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或者只是其用于约束他人的工具而已。

地方党委领导中常见到“权大于法”现象

一些地方党委和党的部门领导干部所谈的法治建设，根本就不是发自其内心的自觉意识。

周永康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保证宪法法律在党内、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中的权威和尊严。为什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学专家认为，关键一点就是要依托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和反对特权原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法制度，真正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腐败堕落问题。

但是，现实中，恰恰相反，不少地方党委负责人却将宪法、法律挂在嘴上而没有实际行动，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甚至干脆是遇事故意绕开宪法、法律来办事。如有的地方党委负责人在面对国计民生的大事时敢于随个人喜好“拍脑袋决定”，习惯于家长式的“一言堂”，甚至明知违反宪法、法律和党纪却肆意妄为。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陈炳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地方官员胆大妄为，欺压百姓，无法无天，无视法律和法规，甚至说出“我就是法”的狂言，更不怕百姓告状。说到底，是权力形成了利益保护伞，制度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乏力。

令计划

对一些地方党委或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说，“权大于法”是工作中的惯性思维。新华社记者曾跟随一位市委书记调研时发现，该书记在车上对记者大谈加强法治的紧迫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的重要性。而下车后，他在指挥拆迁时，大手一挥，说，把这个拆了，把那个拆了，由此很难理解他的法治思维在哪里，可谓是“谈法治时滔滔不绝，做决策时权力滔滔”。宪法和法律明确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宪法和法制精神就在这位市委书记的一指一点之间被强权所“阉割”。可见，这位市委书记在面对记者时所谈的法治建设，根本就不是发自其内心的自觉意识。

如果上述市委书记还只是在特权潜意识的支配下，根据个人喜好“下意识”地混淆宪法、法律概念的话，那么，一些地方党委和党的各部门领导对司法、行政的人为干预，就是赤裸裸地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举动了。

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一些案件中，就有当地党委部门的领导干部指令检察院、法院“必须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其实，这些党委负责人在公开干预司法程序，是公然违反宪法的犯罪行为。

这样的事例也常常见诸报端。2015年1月8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原副主任魏崇金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据《京华时报》报道，魏崇金任职期间出面找到河北省承德市一名领导杨某，帮忙“捞人”获得成功，并借机获取150万元好处费。（帮魏崇金“捞人”的某官员目前已经官至副省级）。杨某接受请托后，两次向承办王某案件的承德公安机关打招呼，指示其对王某的案子要抓紧办理，“有事抓紧查，没事别把人老关着”。正是由于杨某打了招呼，办案机关不敢怠慢，很快就将对王某采取的监视居住变更为取保候审。后来该案被撤销，而一年取保候审期满后，王某被解除取保候审，恢复了自由之身。

另据报道，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在落马之前，历任惠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揭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揭阳市委副书记。他在任惠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为私人老板欧某枪杀法院执法人员的案件四处协调，使欧某逃脱了法律的严惩；湖南郴州黑恶势力首某因涉嫌非法拘禁他人，被深圳警方逮捕，罗欧又出面为其游说，要求放人。

一旦身处这种地方由于党委和党的相关部门领导干预司法、潜规则盛行的环境，检察官、法官即使想按照法律来公平公正办案，恐怕也是深感无奈。同样，在法治意识淡薄的一些地方官场，那些坚守法律底线的官员估计也常力不从心。据媒体报道，一位在基层当过书记的领导干部不无忧虑地说，在当市委书记时，有人想让他干预一起法院审理案件，他回复说，法院独立审案子，自己无权干预。结果这位请托人拍着桌子吼道，“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还能不听你的？！”

由此可见，在一些地方党委负责人脑中，权力是高于宪法、法律的，而这种错误观念的由来，正是一些地方党委和党的部门负责人肆意干预司法所种下的祸根。要在这种劣生态的环境下真正做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无疑会有一个“依法”与“束权”的博弈过程。

依法执政光向宪法宣誓还不够

保证“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2月4日，中国迎来第一个宪法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都必须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作为厉行法治的一个象征，国家宪法日的确立，再次彰显执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其实，公职人员正式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并非我国独创。据悉，宪法宣誓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选举产生的有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自1919年德国首次确认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以后，意大利、新加坡、芬兰、希腊、荷兰、葡萄牙、南非等国的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官员任职前要进行忠于宪法的宣誓。

进行宪法宣誓虽然不是我国的“发明”，但是，从政治上来讲却意义重大。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不过，笔者认为，要想扭转我国长期以来一定程度存在的党内宪法意识淡薄、一些地方党委负责人不遵守宪法的局面，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要想让依宪执政不再在一些地方成为空口号，光靠公职人员举行宪法宣誓还远远不够。德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举行宪法宣誓活动，之所以能起到约束公务员权力的良好作用，关键是因为其公务人员能真正从思想上敬畏宪法，在行动上遵守宪法。否则，如果说一套做一套，纵使宣誓的豪言壮语再动听，那么其实际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那么，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究竟如何才能做到依法依宪执政？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吴传毅教授指出，要做到依法依宪执政，执政党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体系新概念，并把法治体系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法治体系的子系统。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领导地位，直接行使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权”以及“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公权力。因此，执政党既要依国法（尤其是宪法）执政，也要依党规执政。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全面推进党务公开。执政党行使的是国家重大权力。要保证国家重大权力的正确行使，就必须全面推进党务公开，即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

——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其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法治思维的实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时，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权限和法定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这些都对推进执政党依法执政具有积极作用。”吴传毅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莫纪宏进一步指出，推进依宪执政，要克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其中，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是依宪执政的关键。同时，怎样保证“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是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