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荣新

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虽位高权重，却严于自律、为人表率，都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过律己治家的“约法三章”。其操行守则，简明扼要，字字千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和高风亮节。

坚决不搞特殊化

毛泽东从小就志向远大，刻苦修身，勤于思索。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生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身边琐事、三不谈男女问题，被同学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延安时期，毛泽东谢绝为他祝寿并提出“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自己才50多岁，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此外，毛泽东还就此加上“三条规矩”：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或安排工作。毛泽东对此原则分明，他语重心长地给亲友们回信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毛泽东对待他的亲友、故旧一直坚持“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念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戚撑腰。他还亲自定下了处理亲友托他找工作的“四不约法”：“凡是要求我给安排工作的亲友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毛泽东对亲朋故友是这样，对自己的秘书也同样预先言明“约法三章”。1961年，毛泽东指示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秘书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1964年，毛泽东对参加农村“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的秘书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

用言传身教影响身边人

刘少奇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安排。外出工作时，刘少奇总是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和接受任何礼物。

1956年3月，刘振德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就找他谈话，谈到工作问题时，刘少奇便与他“约法三章”。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刘少奇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刘少奇接着说：“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刘少奇的“约法三章”全面而细致，甚至连接电话的语气都包括在内，可见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之严格。刘少奇正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无私伴随他的一生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一是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二是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三是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严格要求，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找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事与国事关系的崇高境界。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州新会视察。他叮嘱县委领导在安排其起居饮食方面朴素一点，不要使他与群众生活有距离，并与县委领导“约法三章”：一不要搞迎送，二不要多人跟，三不要公家请吃饭。

处处爱民的周恩来，连行路都要“约法三章”。周恩来对司机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要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外，还另外规定了一个“约法三章”。他对司机说：“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附近时，不许按喇叭。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后来周恩来生病去医院，他不让司机把车开到病房区，而是自己提前下车步行到病房。

不给父老添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130多次视察。其间，他6次到四川视察，但只回过家乡1次。

1960年3月9日，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朱德乘车从南充经蓬安、营山抵达仪陇，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他对仪陇县委领导说：“对于我的接待，一切从简。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给当地添麻烦。我是一个普通老兵，能吃上故乡的家常饭就高兴。”当晚的餐桌上，全是青菜，一点荤菜都没有。朱德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几十年没吃过家乡的菜了，今天吃起来真香！”

3月10日晚上，仪陇县委领导看到朱德在故乡吃的是家常饭，睡的是木板床，很过意不去，便准备了一顿较为丰盛的晚宴。朱德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在南充地委，我就提出回故乡的约法三章：一不要限制我的行动，我想去哪就去哪；二是我愿找哪个人谈话就找哪个人谈；三是饭菜自己点。我提的你们忘了吗？你们专门为我设宴，我吃得下去吗？”见县委的同志低着头，朱德放低了声音：“你们给我做些家乡饭，省钱又简便，我吃起来也高兴。”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一生功勋卓著，回到故乡却能够不扰民，值得我们深思。

坚持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分指挥员看到给养难筹，产生畏难情绪，部分队伍甚至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军事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邓小平与各部首长“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约法三章”发布后，邓小平亲自站在路口检查军纪。一次，他在黄冈县街头发现一个士兵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邓小平下令盘查，果然东西是从一家店铺顺手拿走的，店主不敢作声。邓小平只说了两个字：“枪毙！”

有人找刘伯承，说那个士兵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请求从轻处罚。这位副连长也痛哭流涕，提出带头冲锋，希望战死在沙场上。刘伯承听了，说了四个字：“慈不掌兵。”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我军在大别山上军纪严明，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遗，使大别山成为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无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无论是到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邓小平每次外出视察，事先总是一再向地方提出“约法三章”：不要影响群众；不搞特殊化；轻车简从，不要搞前呼后拥的陪同。在吃饭方面，每到一地，邓小平也都事先声明，不要当地干部陪吃陪喝。饭菜也很简单，一般每顿饭是四菜一汤。

1979年7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安徽视察期间，省里安排邓小平登黄山。当时正值黄山旅游的旺季，登山之前，邓小平就对陪同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提出“三不准”说：“第一，不准妨碍群众游览；第二，不准省委同志来陪；第三，不准搞特殊化。”尽管他再三叮咛，保卫人员为安全起见，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人数。邓小平发觉后，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邓小平在黄山的“三不准”，体现了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