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朱立英 整理：车少远

1929年农历十月，我出生于沂南县大庄镇朱家井子村。1938年的一天，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朱家井子村，在巷子里正好遇到我，一名扛着长枪的鬼子伸出拇指、食指比画着“八”的动作，问我八路在哪里。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摇头。鬼子进村就开始抓人，没来得及外出避难的青壮年见一个抓一个，村里的女性也被抓去了。后来听避难躲过一劫的大人讲，青壮年被抓去做劳工，妇女被糟蹋了。

1938年以后，我耳濡目染，接受了许多革命思想，成为村里的儿童团团长。每天，我们这些孩子在大人安排下到村外隐蔽起来盯着远处，只要发现鬼子来“扫荡”，第一时间跑回村报信，便于乡亲们和村里的党员及时隐蔽。

抗日战争时期，鬼子残害中国人令人发指，可汉奸比鬼子更可恶，因为他们了解哪个村哪些人是党员，发现后第一时间向鬼子报告。所以，我们在积极抗日的同时，也有意擒拿汉奸。日本鬼子在第一次进我们村不久，就在村南不远处搭起了据点。据点驻扎着很少的鬼子，伪军跟着鬼子一道守在据点监视四周村里的动向。有几次，我晚上和民兵摸进鬼子的据点，每次都生擒几个汉奸送到根据地，防止这些汉奸继续告密。

我们村在沂河东岸，河东成了敌占区，河西是根据地。晚上，地下党就来东岸发动群众抗日。1944年，我担任村识字班班长，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被选入村党支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加入共产党以后，被组织安排负责来往沂河两岸送情报。汉奸得知我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后，和小鬼子先后三次到村里捉拿我，结果都没成功。

1944年夏天，鬼子到村里“扫荡”，喊话要活捉了我。老百姓们纷纷下水朝河西岸根据地躲避，我和一位名叫尹作兰的女干部也迅速转移到河边渡河。当时水流湍急，身后鬼子的子弹“嗖嗖嗖”地打过来，河面上激起朵朵水花。我不会游泳，只好和尹作兰紧紧抱在一起也不管水深水浅就往前 ，直到到了河西岸这才躲过一劫。

第二次，我没有及时跑出去，隐蔽到村里一位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赶紧给我换上老太太的衣服，又在我脸上抹了几道灰，让我抱着个小孩装成老太太。鬼子将门踹开，“哗啦”一下全进来了，一名鬼子将刺刀架到我的脖子上。危急之下，汉奸小碎步跑过来告诉小鬼子在隔壁邻居家发现有柿子可以吃。小鬼子一听有柿子，就离开了。这一次，我险些被日本鬼子杀害。

第三次，我得知鬼子又来“扫荡”，提前去了河西根据地。隔了没几天，母亲 过冰冷的沂河到根据地，告诉我说父亲被鬼子抓去了。鬼子扬言，如果我不出现，要杀了父亲，将人头挂在雪地里。这一次我坐不住了，急着去救父亲。战友们极力阻拦，不让我去白白牺牲。最终，在抗日根据地特务营的营救下，父亲安全脱险。

即便鬼子扬言要活捉我，我依然坚守在敌占区。每次，村支书朱立春拿到情报后转交给我，我就将情报藏好，第一时间将情报送到河西岸殷家庄村一位姓薛的党员手里。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局已经有些缓和。党的队伍经过村子时，我就动员村里人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战士们住。村里住着病号，我就动员识字班为伤员送吃送喝，擦洗伤口、换药。短期病号我们就喂鸡蛋，长期病号我们就熬鸡汤帮伤员疗养。将伤员送走时，送的人哭了，被送的伤员也哭了。

1948年，我担任了沂东县河阳区委宣传干事，此后又从事过民政、外贸等工作，1987年离休。“我一直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过去成千上万的人齐参战，我做的这点工作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