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申卡鲁克

教外国文学的女老师玛利亚·伊万诺娃·莫斯卡廖娃一脸疲倦地扶了扶眼镜，仔细地扫视了一遍教室后，说：“佩特连科！对，我就说你呢，佩特连科，你别在桌子底下偷看《花花公子》了。你过来，把杂志放到桌子上。过一会儿，我给校长送去。”

“校长已经看完了。”佩特连科说得煞有其事。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

“肃静！”玛利亚·伊万诺娃严肃地说，“这样吧，佩特连科。你把你的作文读一遍，让大家欣赏一下。”

佩特连科慢腾腾地走到讲桌前，拿起自己的作业本读了起来：“作文的题目是《一个秋天的早晨》。秋日温暖的阳光透过那扇500美元的窗户照进了我的房间，洒在了20美元一平方米的雕花地板上。我在一张600美元的大床上醒了过来，打开了房间里那台1500美元的索尼液晶电视。收视费每月200格里夫纳（乌克兰的货币单位）的有线电视正在播放《大家早上好》节目。我喜欢的女主持人戴着一条价格在3000美元以上的项链正在播报天气预报。我穿上妈妈从市中心买来的120格里夫纳一套的校服，花50格里夫纳打了一辆出租车，往所谓的免费学校驶去。窗外闪过的一棵棵行道树好像穿着一件件价值无法判断的绿色连衣裙……”

“好了！”玛利亚·伊万诺娃厉声打断了佩特连科，“你现在说说，难道这就是我教你的吗？”

“对啊，玛利亚·伊万诺娃！不是您说要注意细节描写的吗？”

“对！但我从来没说过让你描写什么东西都值多少钱啊？你们这都是跟谁学的？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把什么东西都跟钱扯在一起？我们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我们都有远大的理想，而不是时刻在计算钱，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机会在这么美丽宽敞、充满现代气息的校园里学习……顺便说一句，明天别忘了每人带200格里夫纳来。”

“您能说明一下这是交的什么钱吗？”佩特连科问。

“当然了，”女老师玛利亚·伊万诺娃回答，“我肯定要详细告诉大家的。拿出计算器，核对一下是不是这个数。教室装修，油漆每人50格里夫纳，壁纸每人100格里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