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熙建

秋风萧瑟，落叶飒飒。晨霭中弥漫着浓烈的草木焦味，身穿粗布薄袄的战将伫立山岗，一字一顿说：“‘价人维藩，大邦维屏……’国破山河在，我军注定要以血肉之躯筑一道铁血堤防！”那一刻，战将眼中激射如刃的激愤与决绝。

这是1939年11月13日凌晨。处于恶战间隙的腥风血雨中，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正面临征战生涯最惨烈的对决。

此刻，石谷联队、百川大队600日军正趁夜奔袭孙村，并沿途纠集荻港、铁矿山、三江口等据点守军共计2000兵力，企图以偷袭一举歼灭新四军三支队为主的抗日武装。只是骄横狂妄的日寇没想到，获取情报的新四军早已布下陷阱。谭震林令第五团三营以塘口坝山岗为伏击阵地，另派一个连作诱饵，以遭遇战且战且退诱敌入瓮。

塘口坝伏击战阵地筑在山腰，陡坡下就是崇山峻岭间唯一的蜿蜒山道。时逢深秋，枯叶尽落，视线一览无余。谭震林严令战士们挖掘堑壕时不得向坡下覆土，泥屑石块全部装袋运走。但战将蹲在齐腰深的堑壕里，枯草遮掩的堑壕把视线生生割断，怎样才能准确洞察敌人的行踪，以猝发一击而致敌于绝境？电光石火间，谭震林脑海倏然浮现前日清晨的一幕。

披着朝露从阵地巡查归来，房东大娘正忙着煮地瓜粥。谭震林蹲在灶前学着大娘用空心竹管向灶膛里吹风，竹管捏在手中的一刻，战将隐隐感觉手中似乎正持着一柄具有特殊功能的兵器。正要往深处琢磨，却让作战参谋急迫的报告声打断了思绪。此刻，依稀的竹管让战将脑中灵光突闪，他招手把三营长叫到眼前，比划着面授机宜，营长喜出望外地转身去依计部署。这个清晨，新四军三支队五团阵地各指挥位置的枯草丛中，都神秘地伸出一根空心竹管，那是穿透土埂直对山道的观察孔。

须知，战场上指挥员的计高一筹，往往就决定生死博弈的胜负走向。14日凌晨5时许，日军石谷联队500多人，蟒蛇蠕行般地进入梅冲山坳。机智勇敢的三营战士把鬼子放近到几乎触手可及的位置，才骤然投出集束手榴弹，霎时间如霹雳掼地，火球席卷，鬼子被炸得人仰马翻。从凌晨至次日拂晓，三营坚守塘口坝阵地一昼夜。旭日阳光投射在峨山峰巅上，战士们跃出堑壕，居高临下与日寇血刃相搏。前排战士在血火飞溅中倒下，后排战士更继以吼声如雷、刺刀泣血，那是叠加了牺牲战友的无尽勇气与仇恨。尽管发起20多轮冲锋，增援部队也源源不断地开到，机枪弹、野炮弹天降冰雹般倾泻在几成焦土的山坳里，但日军却只能无奈地望山巅而兴叹。

其实，这仅是第四次繁昌保卫战中的惨烈一幕。早在7天前即11月7日晚，日军第十五师团五十二联队及川岛警备队步骑兵600余人，携九二步兵炮、掷弹筒和轻重机枪进犯繁昌。谭震林决心扩大正面部署以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9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突入繁昌城，却陡然发现竟是一座空城，继而惊悚地察觉已被新四军两个团铁桶合围于弹丸之地。下午3时，谭震林下令发起总攻，五团一营从城北、二营从城西杀进城区，六团三营从峨山直扑城池展开肉搏战，战至5时，残敌经北门溃逃。

连战连挫，日寇恼羞成怒。11月21日凌晨，日军再次抽调石谷联队及川岛警备队步骑兵2200兵力，分五路进攻繁昌城。谭震林掐紧敌增调兵力、以求决战的软肋，采取运动防御战术，巧借地形节节狙击，以迟滞和消耗日寇。峨山阵地西北高地由林昌杨连长带四连坚守，日军步骑兵混编展开一次次集团冲锋，都被四连的密集火力打得人仰马翻。激战中连长林昌杨被一排机枪子弹贯穿胸膛，当场牺牲，整个阵地始终岿然不动。日寇抢占制高点的企图落空，便把主攻方向转到乌龟山右侧六连阵地，同样被密集的手榴弹和机枪火力击溃。黄昏，丢盔弃甲的鬼子在机枪掩护下狼狈退守城内。面对交通切断被动挨打、雨雪交加弹尽粮绝的惨局，23日7时，异常恐慌的日军残部拼死突围逃向马家坝。

时隔多年后，谭震林转战途经繁昌，重登峨山阵地。战将抚摸翠竹凝思良久，感慨说，“这是革命功臣，当年为我们装备了不带曲管的潜望镜，叫鬼子吃了大苦头哩！”

此刻，伫立当年血光飞溅的堑壕阵地、而今芳草萋萋的带状沟壑里，我禁不住思绪飞扬。以一根凿空竹管，于隐蔽阵地中洞窥敌人行踪，可谓匠心独运。其实，于战将而言，对战术与战略的敏锐洞察，其智慧与胆识有着惊人的一脉相承。

毕竟，“皖南事变”前，国共两军尚维持着并肩御敌的格局。1938年11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颁发命令，将繁昌、铜陵、南陵地区划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防区。有些指战员对此心存怨气，说这分明是把新四军塞在敌顽之间当盾牌。谭震林的思路却独辟蹊径，繁、铜、南地区作为皖南纵深的门户，尤其繁昌位处芜湖至铜陵的沿江突出部，是濒江诸镇的交通要隘，他睿智而风趣地分析：“予我以立锥之地，其实就是把新四军铸成楔子，以顽强斗志与铁血之勇，最终让日寇与伪顽幽灵缠身直至分崩离析！”

其实轻松背后是沉重，有个心结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战将心头，少年时熟记于心、常令他血脉贲张的《诗经》佳句，此刻油然浮现脑海：“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一份比山高的使命，那就是为皖南新四军根据地筑一道横亘于皖江的铁血屏藩。

从1939年1月至12月间，谭震林连续指挥五次“繁昌保卫战”，成为新四军第三支队200多场战斗中的经典之作。其中又以第四次保卫战最为惨烈，经峨山头、塘口坝、繁昌城3场恶战，历时15天。尽管日寇投入数千兵力，但骁勇善战的新四军最终以400：80的悬殊代价，歼敌伪500余人，击毙日酋川岛中佐，令骄纵狂妄的日寇铩羽而归。

1941年3月，谭震林奉命率部东进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出征开拔的清晨，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赶来送别，有的煎了糍粑，有的煮了卤蛋，但谭震林只带上房东大娘纳制的一双布鞋，及一截从阵地取回的弹片削断的燕竹。战将高擎过头顶朗声说：“我要用这两件圣物闯险路、啸长歌，等打败日寇收复河山，再回来向父老乡亲们报恩！”

那一刻，乡亲们泪湿双眼，战将闪现于刀光血影中的那些片段让他们永难忘怀——

秋雨飘洒在蜿蜒山径上，如缕氤氲衬映出铁骨衷情。峨山战斗前夜，战将刚指挥部队修筑阵地工事，又率领支队勤杂人员赶往后山铺筑台阶，让乡亲们可以第一时间撤离。激战的日日夜夜，青壮年乡亲拒不撤离，争相上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最多时竟达2000人。

山风轻拂在层峦叠翠间，如画山水铭记着战将英姿。部队紧张备战的前夜，谭震林得知抗战小英雄徐友德熟悉地形，便让他领着爬岗头登山巅，细细勘察地势地形。返回指挥部时，战将抓住徐友德的手亲切地鼓励说：“战事未开，咱们的儿童团长就先立下功啦！”

君子之诺生死许。八年后，1949年4月，已是第三野战军副政委的谭震林率部渡江，重返繁昌，战将就穿着珍藏多年的布鞋踏上故土。而那截饱蘸硝烟的竹管，则被制成一支长笛赠给了华野文工团，成为战地轻骑的镇团之宝。

思忖的一刻，和风惠畅，松涛如潮，我仿佛听到伴奏清脆笛声的低沉诵唱——“皖南门户，长江边上，平静的繁昌，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峨头山的搏斗，塘口坝的血战，我们用雪亮的刺刀，暴烈的手榴弹，火力猛烈的机关枪，前赴后继的冲锋，把敌人打下山岗……”那是1940年春，新四军战士曲再之、吴蔷作词，何士德作曲的《繁昌之战》。

时逾76载，徜徉于峨山的蜿蜒山道，我仍在强烈地感受那錾刻大地的战争创伤：苍松粗矮的主干上枝杈繁密，那是密集机枪子弹拦腰割断后顽强再生的缩影；初春山雪融化的涓涓流泉总挟杂着丝缕血色褐红，那是深嵌土中的弹片弹头腐蚀流淌出的时光记忆；深秋野风的旋啸总在山谷间荡起刀戟相击的回响，那是牺牲勇士不屈的生命在怒吼……

穿过岁月烟云，在抗战胜利70年的今天，我更真切地感佩于“繁昌保卫战”的战术精纯和战略价值：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我军利用地形节节阻击，以最大限度迟滞和消耗敌人。当装备精良的日军数路进犯繁昌城时，新四军主力部队猛烈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使日军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由于新四军的坚决抗击，日寇在泾南铜繁之间屡遭重创，其“夺取繁昌，扫荡皖南”险恶计划终致破灭，进攻中国腹地的战略遭受不可逆转的牵制。而我抗战后方的徽屯门户屹然不动，更间接地为武汉会战提供了外围支撑。

虎啸于苍松，豹突于修篁。再次咀嚼战将吟诵的诗句：“价人维藩，大邦维屏……”屏藩，语出《诗·大雅·板》，意喻卫国之重臣，亦谓捍卫。于生死攸关间，犹颂国唱以抒壮怀之志，一代战将的胆略与儒雅堪为高山仰止。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