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

2015-11-07赵宇鹏

黑龙江史志 2015年5期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边区社会教育的开展，立足乡村社会的实际，寻求教育与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实现了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从而推动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关键词]新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劳动观念的重塑

抗战时期，社会教育作为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是以乡村村落为单位，以冬学、识字班、小先生制、黑板报和读报组等为组织形式，其目的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关于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以往研究过渡注重了对扫盲教育的研究，而忽视了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识字扫盲教育，同时又在与边区生产的结合过程中，对民众传统劳动观念实现了改造，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本文以晋东北部分县市为中心，对社会教育与抗战时期边区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晋东北地区作为边区最早开辟的地区，民众多以农民为主，他们是边区生产和战时勤务的直接承担者，甚至是其子女也不得不因生活问题，而参与一定的劳动，从而也影响了民众对于边区社会教育开展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有关传统中国农民社会的论述中曾指出，“在一种匮乏的经济中，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闲暇来学习。务农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农民们在土地上的劳动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劳动时间漫长而难熬，并且只能从中得到很少的收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希望有长期闲暇的。”[1]抗战初期，边区物资的匮乏，军队补给的短缺；相持阶段后，日伪对边区的疯狂“扫荡”更使边区生产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抗战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2]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边区社会教育，在对广大民众进行智识启蒙的同时，如何“与生产相结合”是边区在开展社会教育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了能够切实解决根据地军民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然而边区面临着另一问题即民众对生产劳动的传统认识。由于世代生活在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的落后，更是加重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和思想保守，民众头脑中仍保留着传统的劳动观念，“生产劳动是下贱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轻视劳动的观点尤为严重。[3]不少民众对于儿童进行生产教育很是不理解，认为“进行生产教育是两败俱伤，年小的孩子能生产什么还不是消费念书时间，念书也识不了字生产也学不了知识，就愿意让儿童在家帮忙做工。”[4]这些旧观念的存在，必然会成为提高民众劳动积极性的障碍，制约了边区生产教育的开展，以致影响边区生产运动的推动。更新边区广大民众的劳动观念，扫除民众对生产教育的质疑，也是社会教育在谋求与边区生产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另一深层问题。

二、社会教育与边区生产在实践中的结合

边区开展的社会教育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设立各级社教组织开展灵活多样的不脱产的教育，使民众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谋求社教与边区生产的有机结合，以“造就一大批既有民族觉悟，又掌握一定的抗战知识技能，同时又是生产能手的人。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召之能打仗，散之能生产。”[5]

晋东北地区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中，社教组织者根据农村分散聚居的环境，使各种社教组织在教学时间和组织形式上，都适合边区民众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首先，在时间设置上，掌握农村生产“四时忙闲不一”的实际规律，社教工作者对民众多是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灵活机动地开展教育实践，做到“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晴天利用田间休息、午间休息和夜间休息时间学。”[6]在这方面上，较为典型的是繁峙县。繁峙各村在教育与生产结合中，一般采用集体与分散两种办法：“集体教育”多半用晚饭后很短的时间，排演有关生产内容的歌剧或秧歌舞，或利用街头吃饭的习惯，举行“饭碗会议”式的教育，内容多以政治和生产问题为主，识字教育较少；“分散教育”即拨工队的田野教育，常带报纸或者宣传品或日用百字文，休息时就进行学习。[7]其次，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通过小先生制、巡回识字牌、地头教学等多种形式，由教师或干部等对民众实行巡回教学，多方迁就农民的生产时间，以方便边区民众学习的便利。

正如1941年的《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只是给人民群众以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必须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8]社会教育与民众生产的结合，不单是通过时间和形式上的结合，解决民众学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将生产相关知识等纳入社会教育中，实现教育与生产在实质上的结合。

在社教的教材编印上，适当增加浸种、施肥、防除病虫害等生产中所需的基本知识。“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因此进行教育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使他亲眼看到现实，才相信你的话，才能够接受，乐于接受，不然尽管你讲得天花乱坠，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毫无作用。”[9]边区的《生产课本》曾讲有关麦子不浸种容易生黑疸的问题。由于教员多未参与过生产，民众对其所教内容也颇为怀疑，认为“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家，懂得什么治黑疸！”教员为使民众接受浸种的常识，“亲自种了两片麦地，一片浸了种，一片没有，更写了牌子标出来。快收割时，村里人都来察看，没浸种的仍有很多黑疸，这样农民才真正相信浸种的好处。”[10]除了在教材内容上，社教工作者也借助社教组织对民众进行生产经验的传授。在民校里进行生产教育，“村干部将报纸上的经验向群众介绍（多利用群众报），区干部也随时进行教育调查研究并给各家做生产计划，认识更加提高了”。[11]

边区社会教育在与民众生产活动的结合中，注重学习内容、时间和教学形式安排等的实效化，不仅解决了广大民众的学习问题，同时也使社教工作深入民众生产生活中。“从前群众对生产上是老一套的办法，不组织计划。今年生产每家都有周密的计划，会挤时间（如玉茭地拉草都是利用早晨来完成，上山刨地捎着背粪）。”[12]这正是边区社教与生产在实践中密切联系，推进边区民众生产知识和技能增进的结果。

三、社会教育与民众劳动观念的重塑

为了广泛号召根据地民众开展生产，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旧观念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13]1943年的《解放日报》更是发表了《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社论，强调清除广泛存在于民众中的旧的劳动观念，如“劳动是苦事，劳动者是没有快乐和幸福的”，注重新的正确的劳动观念的树立。[14]在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影响下，为切实推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扭转边区抗战的困境，晋察冀边区在生产中依托社会教育注重对民众劳动观念的革新，借此提高民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晋东北地区各县通过表彰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等，改变边区民众对于劳动的旧有认识，重塑民众的劳动观念。1943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五台县召开县级劳动英雄模范工作大会，对生产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各类英模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具体有劳动英雄董五、模范教员刘贵和等，并着重借助各种社教组织宣扬劳动模范事迹和加强民众观念的教育。边区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各个领域的劳动英雄进行表彰，肯定劳动英雄的地位，其动机就是在民众间营造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幸福的，也可以成为英雄”的社会风尚，教育和引导民众转变对体力劳动的认识，树立新的劳动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素质低下，对政治任务将信将疑的群众，典型的力量可以起到树立信息和鼓舞勇气的作用。[15]通过劳动模范大会，对劳动典型的树立，在边区乡村中广泛地进行着思想改造，使民众意识到“在這里，劳动就不是苦事，劳动的结果，对于自己，是丰衣足食，过好光景，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劳动应该被看作是愉快的，以至于光荣的。”[16]受到劳模大会的影响，民众纷纷反映“咱们明年也得向人家学习”，“英雄模范真光荣”。[17]

鉴于民众对儿童进行生产教育的质疑，晋东北各县社教工作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民众认识的转变。五台县模范教员刘贵和实行了学校生产与帮助家庭生产的方法，“早晨上课，白天利用地里生产的间隙进行温习，并由大学生教小学生”。就农业生产来说，“23个学生只有13个勉强拿动？子，开下了六亩半的荒，打下莜麦7斗多。”[18]繁峙县通过座谈会的方式由民校教员对民众说服教育，并指定个别民校示范吸取经验，从而推广至其他区，各区依据自身特点形成了“割草打柴”、“拾粪搬蘑菇”、“养鸭喂羊”等不同生产教育的中心。[19]各地儿童生产教育的推广，通过学校的集体劳作，培养儿童劳动的习惯和技能，不仅儿童入学可以念书，在学校中得到的生产收获还供给家中一大部分，减轻了群众对于儿童念书文具方面的负担，改变了民众先前对边区推行生产教育的误解，调动了民众生产和输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如“学生不是拾粪就是割草，学校里还集体种了一块菜园，今年上学用的笔呀、纸呀、本儿呀……什么也不用家掏钱了，他们自己都解决了，眼下的学堂真不错啊！”[20]

“二流子”又称懒汉，在晋东北地区普遍存在，他们“懒惰、欺骗、说谎、赌博、盗窃，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21]边区主要是以群众式的说服教育来进行“二流子”的改造。通过在各地黑板报上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群众往来间就熟悉这些消息，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对于那些经劝说还不生产的懒汉，社教工作者就编排相关曲子，各村到处传唱唱着：“懒汉懒婆，光吃不做。”懒汉在这样的浪潮里是没有存身的余地的，很多懒汉听到人们笑他，歌唱他，便哀求地说道：“不要唱了，让咱们也积极起来吧。”22仅五台高洪口一村，改造了杨三忙、刘仁义等四个懒汉，还有一个孟大女懒婆，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23]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定。”[24]

边区通过表扬先进、改造落后的方式，来教育和影响民众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向乡村社会传递了新的社会风尚，激发民众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为边区抗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给乡村民众以民族革命意识，动员民众参加以至坚持抗战。通过上述介绍，笔者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寻求与边区民众生产有机结合上是很成功的，即通过社会教育使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劳动热情以及对中共所倡导新的劳动观念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高。

首先，社会教育实现了与边区生产活动的良性互动。社会教育以进行“不脱产的教育”为依归，多方迁就乡村民众的生产实际，并与乡村各种生产组织有效地结合；在社会教育内容上传授乡村切实需要的生产知识，以提高民众的生产知识与技能，改善边区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社会教育在生产与扫盲之间寻找到一种互利机制，实现了教育机会和受教群体的大规模增加、基本生产知识的普及，推动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其次，社会教育的开展重塑乡村民众新的劳动观念和认同感。对于劳模一类的积极分子，毛泽东曾指出，劳动模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三个方面。[25]在开展生产教育的过程中，社教工作者充分利用边区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借助民众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来引导民众，促使民众劳动观念的转变和行动的自觉。对于“二流子”之类的落后分子，边区借助黑板报登载劳动模范和懒婆懒汉的消息等，以此羞辱和说服教育“二流子”，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并参与到生产实际中。对于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的边区农民而言，共产党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无疑于一场启蒙的过程，不仅将许多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引入乡村社会，还清除了常年积累在他们身上的旧风气。边区政府依托社教工作的展开，通过说服教育和政策性引导，使乡村民众对其所处境地能够有个清楚的认知，并逐步向边区政府所期望或者说抗战工作所需要的方向行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2、653页。

[3]《实施生产教育的意义》，《晋察冀日报》1943年5月6日。

[4]《繁峙县教育工作总结》（1943年），1-7-2，繁峙县档案馆。

[5]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6]山西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1页。

[7]《繁峙在大生产中教育工作也活跃了》，《晋察冀日报》1944年9月9日。

[8]《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9]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10]刘松涛：《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教育社编：《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11]《关于后坪村综合性典型总结》（1944年12月），1-8-25，五台县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