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俭分类思想探源

2015-11-07林霞

黑龙江史志 2015年5期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目录学家、时任秘书监丞的王俭，在编制官修目录《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时看到四分体例在反映当时图书发展情况时的不足，又深深体会官修目录的弊端，继承刘歆《七略》的优良传统，以七分法著录图书，编成《七志》。开创了私家目录的先河，掀起了一股书目分类体系回归“七分”的潮流。

[关键词]中国古典目录学；分类思想；探源；王俭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学术纷争。表现在图书分类体系上，出现了四分与七分同时并存，并驾齐驱的局面。四分法由魏郑默的《中经》首创，西晋荀勖的《中经新薄》沿用之，到了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经、史、子、集四分体系基本形成，“秘阁以为永制”。自此以后，四部分类法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到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了四分法的集大成者。四分法从它的产生开始起，就得到了封建王朝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官修目录，都是按照四分法来编的。然而，就在当时四分法的官修目录林立之际，却出现了一些以七分法为体系的私家目录，如《七志》、《七录》等，其中，尤以王俭《七志》为首创。

一、南齐著名目录学家王俭与《七志》

王俭，南齐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据《南齐书·王俭传》记载：“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也，专心笃学，手不释卷……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明年，转左仆射，领选如故。……上崩，遗诏以俭为侍中、尚书令、镇军将军。……其年疾，上亲临视。薨，年三十八。”[1]

从《南齐书·王俭传》记载可以推考出，王俭生于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卒于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王俭才华横溢，少好《礼》学，尤善于治《春秋》学，一生勤于笔耕，所撰诗、文不少，死后经人结集为六十卷，惜其诗、文散佚甚夥，今仅存诗八首，存文五十多篇。其诗歌多为侍宴酬赠感时之作，其中《春诗》颇得后人好评。王俭更主要的成就是在目录学方面，他曾依《七略》撰《七志》，又撰有《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此二书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都较大；尤其是《七志》，甚至对后来目录学著作的写作体例和典籍的分类都有重要的影响。

《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属官方目录，元徽元年（472年），王俭22岁，时任秘书监丞，按照皇帝旨意“校坟籍”，根据秘书监的藏书编成，此书久佚，据史籍记载，全目按“四分法”编次，共四卷，共收书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2]自东晋李充的定下经、史、子、集四分法的部次，“秘阁以为永制度”。王俭的《元徽元年四部书目》也是依此城规。而真正奠定王俭在目录学上地位的是他的《七志》。

《七志》开私人撰书目之先河，是王俭依据刘歆《七略》之体编成。《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是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分法，而要上承《七略》的遗规，所以任在《王文宪集序》中曾说：“元徽初，迁秘书丞，于是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3]据《南史·王俭传》，《七志》共40卷。《隋书·经籍志序》记载：“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4]《七志》并非“七分”，加上佛、道附见实为九部。

二、王俭分类思想的缘源

那么，王俭在当时以四分法为分类体系的书目林立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用七分法来编撰颇有影响的《七志》呢？

笔者认为，王俭用七分法编制《七志》，非一时冲动，故弄玄虚，而是根据当时图书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经过编撰四部书目的实践，体会到四分法之不足后，才决定的。

（一）首先，四部分类体系由于刚刚产生，有很大的不足，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图书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不足表现在：

1.四部分类体系吴特定类名，唯以甲、乙、丙、丁为序，且无确切含义，部类之下的类目也不完善、科学，因此，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完善的分类体系。

2.在内容上，荀勖的《中经新薄》，正如《隋志》所说的那样“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5]，到了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是“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6]当时的其他四部书目，也都编制粗陋，无大小序及提要，“博览之士，疾其浑漫”。[7]

3.我们知道，四分体系虽然成于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但是它与荀勖的《中经新薄》的差别，只是史部与子部互换了位置。应该说，当时的官修目录基本上是沿着《中经新薄》的体例来编制的。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以荀勖的《中经新薄》为代表的四分体例在反映当时图书发展情况时的不足。

《中经新薄》同《七略》的主要差别是：⑴将史书单独列为一部，⑵并《七略》的兵书、术数、方技合于诸子而为一部，荀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当时藏书的类别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史书大量增加，兵书、术数、方技三类旧籍散失不少，新著又不很多。

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各家各派纷纷著述立说，再由于造纸术的应用和推广，为各家著书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纸的大量使用和抄书业的兴盛，又大大促进了图书的生产和流通。因此，这一时期的图书数量及其包纳范围较前有大大增加和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史地书籍上，而且还出现了不少个人文集和汇集各家著作而成的总集及文学批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数学、医学、农学等的书籍也不断涌现。另外，这一时期图书的另一特点，是大量的佛经传入，而这在当时的四分体系中却没有体现。可见，当时的图书发展情况，同荀勖编撰《中经新薄》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四部分类体系，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例方面，都不能很好地适应当时图书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图书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而王俭的《七志》却是以“著录今天”为主，是按照当时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编撰的。所以，王俭在编撰《元徽帝四部书目》后，看到了四分法的上述不足，才“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宏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8]并且，《七志》著录图书的卷数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四部目录，“其部类之精，则能尽七略之所长，善补七略之所缺。”[9]这是王俭用七分法编撰《七志》的缘由之一。

（二）魏晋南北朝由于秘书监制度的影响，官修目录受到限制，分类混乱，无法编制高质量的目录

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朝各代，社会动荡，国家藏书不断惨遭损毁，但往往会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并且立即着手编目，而这一切与秘书监制度有关。南北朝时期，在封建政府内部成立了秘书监，专门来领导国家的图书目录事业。秘书监的设立，使国家图书有了专人监管。图书的搜求、整理、编目形成制度.有专人负责。无需再由皇帝临时抽调专人从事一时一事的目录活动。秘书监官员走马上任，视校书编目为己任，无需三令敦促，即主动编制目录，否则就是失职。秘书监制度为图书目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从而使带偶然性的个别的目录工作逐步成为国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不可间断的文化事业。

但是，由于当时九品中正制的实施，门阀品第成了仕进的重要条件。门阀贵族为了表示他们的门第清高，并为他们的子弟培养品望，就把秘书监作为他们养品的机构。秘书监既是养品之处，是今后仕进的阶梯，当然就不是世族子弟的久留之处。同时，这些人虽出身于大家世族，但并不一定个个有才，都能胜任秘书监的工作，于是就出现了秘书监的官员频繁调动的现象，编撰一部目录，往往要经数人乃至十几人之手，这怎能把具有连续性、积累性、细致性、学术性强的图书目录工作做好呢？所以，这一时期的官修目录，大都“不能辩其流别，但记书色而已”，质量大大降低。这种低质量现象的产生，固然有着因社会动荡不安，书籍纷纷散失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秘书监内的官员既不能久任，又不能胜任这种学术性的细致工作有关。他们对每一本书籍，先做简单的登记性著录，不编写提要及大小序，“但记书名而已。”同时，由于李充的四分法的部次，“秘阁以为永制”，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分类表，管书人员在做登记性著录的同时，他们虽说能够按照规格分入一类，但他们是不能“辩其流别”的。这样，在分类上难免不会造成错误和混乱。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官修目录之所以陈陈相因，质量降低的原因。

王俭出身于士族名门，是东晋名相王导的五世孙，他六岁时承袭了父亲的爵位，约在468～469年间，宋王室把他招作驸马，并做了秘书监的秘书郎。不久就超迁为秘书丞。王俭是跨越宋、齐两朝的人物。他虽是刘宋王室的驸马，但却积极参与了齐高帝萧道成夺取刘宋帝位的政治活动，登上了南齐政府文化教育方面的领导地位，曾在齐秘书监内任中书丞、秘书丞等职。王俭22岁任秘书监丞时就编制了《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此书目与《古今书最》所记谢灵运编《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比较，无论收书数量还是编目的实践内容都没有太多的变异，基本上是陈陈相因。而王俭是个有学术思想的人，在秘书监里，按照四分法的城规，著录秘书监的现有书籍，对其中的利弊，深有体会和认识的，必然在实践中引起他的不满，才采用了与官修目录相反的途径，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广泛地著录当时所有的图书，书九篇条例和传录体提要以“辩其流别”，编出了在当时更有现实意义的目录。

（三）刘向父子的目录学思想和《七略》的成就对王俭的影响

1.《七略》的成就对王俭的影响

《七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较完善的分类目录，它立类明确，体系完善，创叙录体提要之先例，使文献内容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开大小类序之始，使学术派别、源流清晰分明。其成就之伟大，意义之深远，语不深语。所以，在当时四分法还未完善之际，七分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深深地影响着王俭的分类思想。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说的那样“《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是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分成法，而要上承《七略》的遗规。”[10]另外，从七分法的体例上看，并不是不能适应当时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反，在当时来讲，按七分法来编制目录是优于四分法的。（如前所述）。因此，王俭经过编撰《元徽帝四部目录》的实践，通过对四分法与七分法的比较，认识到四分法之不足与七分法之优越，才断然按照（并非完全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著录当时的所有图书，书总序、撰提要而成《七志》的。所以任就曾说：“元会（王俭）初选秘书丞，于是采公会（荀勖）之《中经》，刊弘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11]（任 .王文选集序，昭明文选卷46）

以下是《七略》和《七志》的部类比较：

《七略》之《辑略》实际是六略的说明，或曰小序的汇辑。故只有六部。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七志》承袭《七略》的部类框架，前六志与《七略》相同，只作了部类名称的变更，其内容实质基本相同。王俭认为“六艺”不足以包括儒家全部经书，故改为“经典”；“诸子”之名未变；以“兵”字浅薄，“军”字深广，故改“兵书”为“军书”；以“诗赋”之名不能包括其它文学形式.故改“诗赋”为“文翰”；以“数术”之称繁杂，故改为“阴阳”；以“方技”无典可据.故改为“术艺”。[12]

王俭《七志》的分类体系，显然体现出其对粗劣的四部法的不满，而竭力借用

刘氏父子的《七略》分类体系，来纠正这种浮旷之风。从中，我们还可看到，王俭将“史书”仍收录在经典志内，是不恰当的，史部原附入《七略》“六艺”之“春秋”家，“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13]荀勖创丙部，由此史部独立成大部类，其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再附之于“春秋”类的话，一来是不符合时代的实际情况，二来也有尾大不掉的鄙陋。[14]王俭将已独立的史部又合二为一，这也是他受《七略》影响较深而泥古的表现。

2.《七志》与《七略》的不同

王俭虽然受《七略》影响，按照《七略》的分类体系著录当时的所有图书，但并不全然墨守，这主要体现在对图谱、佛道等图书的处。

（1）略去了“辑略”，而增“图谱志”。

历代目录学家包括今世之绝大多数学者，皆认为王俭之“图谱志”乃牵强之作，是硬凑成“七志”而为，如余嘉锡先生曾云：“俭弟欲足成七篇之数，故立此志耳。”[15]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笔者认为，非也。南朝以前的书目收录谱牒很少，更无谱牒专类。魏晋门阀时期，士族为了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维护高贵家族的纯洁性，纷纷撰修谱牒，它是世家大族维护身份、地位的重要工具，因此谱牒激增。钱穆先生曾说：“盖矜尚门第，必夸举其门第之人物，乃亦赞耀其门第之郡望，又必有谱牒世系，以见其家世之传绵悠久。”[16]因而作为王氏家族核心人物的王俭为维护家族利益，对谱牒学格外重视，于六部之外，又立图谱一志，专门著录地图和谱牒，也是必然。再者，随着史地书的大量增加，还有兵书之图，天文之图及一些表谱之类的资料。因而从历史的发展和整个学术体系上，王俭将图谱独归一处，肯定了谱学的兴起，确认谱学已为“专门之学”，并给予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因缘于当时图谱类资料的数量增多这一实际情况，是适应谱牒学、地图学的发展需要。联想现在，不是也有不少图书馆将图谱单独收藏吗？《中图法》不也规定，图谱可集中归于一处吗？古人郑樵的评价：“王俭作《七志》，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未学而有此作业。……图聚则易固，散则易亡”[17]，应该说是很恰当的。

（2）将佛道之图书作为附录付在《七志》之后。

刘歆的《七略》中，道家是在诸子第二，神仙是方技略的最末一种，那时还没有佛法入土。由西汉至东晋，释道二氏目录无专类，而自东汉至南北朝，道教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来，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印度僧人来华与华人西行取经，大量佛教典籍传入中土并被翻译，从而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与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使统治者放松了对文化的控制，玄、道、佛学相继盛行，中国佛教典籍的主体翻译及道经撰写已大体完成。由于佛道两书数量剧增，七分体系中又无类目可以容纳，王俭将其附于《七志》之后，既适应了道、佛二教在魏晋宋齐间的发展，也促进七分体系的完善。所以，姚名达先生也说：“其新增图谱一志，佛道二录，尤为独步古今，未见其偶……彼（指七录）之散图归书，终不及此（指七志）之重视图谱，有稗实用也。”[18]

王俭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做成了许多事业，尤其目录学方面，他体会到四分法的不足，上承刘歆《七略》以七分法著录图书的遗规，编成《七志》，掀起了一股书目分类体系回归“七分”的潮流。《七志》总结了南齐以前的文化学术成就，又开创了私家目录的先河。到唐初，马怀素整理宫廷图书时，还提出过续补《七志》的建议，可见，《七志》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萧子显.南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

[2]张钰莹.浅说王俭《七志》的目录学价值[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27卷第10期，2008.10

[3][8][11]任 .王文宪集序，昭明文选卷46[M]

[4][5][6][7]长孙无忌（旧题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序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11

[9][1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

[12]吴彩凤.王俭目录学思想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第30卷第1期，2010.2

[13]阮孝绪.七录序[A].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M]，1912年扬州刻本P.11上

[14]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类别之沿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