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红

[摘 要]清代乾隆末年对贵德地区进行了重要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即建立贵德厅，贵德厅与之前设置的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贵德地区的地方管理体制。所以贵德厅的设置不仅仅单纯是一种制度的变革，而且在这种制度的管理下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管理效能，而这种效能既体现了其积极性的一面又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贵德厅；体制；管理效能

清朝时期对青海河湟地区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大概是以西宁为中心逐步向周围扩张。贵德地区由卫所制改为厅制是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从整个西北地区的情况来看，清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统治，西北地区的战乱也已经基本平定；从当时青海地区的政治形势来看，早在雍正初年清朝统治者就把蒙藏各族纳入到了直接统治，至乾隆末年河湟地区行政建置逐渐趋于一体化，这就为贵德厅的建立提供了政治环境。在经济发展方面，贵德地区经过历朝的开发和清朝前期历任官员的经营农业有了较好的发展，这也为贵德地区的建置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文化上，在乾隆五十六年之前就建立了一部分儒学教育机构，儒学得以在贵德地区传播，这又为卫所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文化基础。所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构成了贵德地区卫所改制的基础。

清代贵德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藏族千百户制度和一些基层管理制度的建立相对于贵德厅的建置要早，所以上述的这些基本制度构成了贵德厅的管理的制度基础。乾隆末年在设置贵德厅隶西宁府属甘肃布政使司，这标志着贵德地区管理的正式化。但是在同年清朝又规定贵德厅内的藏族部落又同时归西宁办事大臣进行管理。所以贵德厅一方面是属于国家正式行政区划的一级，同时又是清代特殊的民族管理机构中的一环，在其特殊的管理结构上构成了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中除了把制度作为因变量来研究，还把制度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这样制度作为自变量会产生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制度的作用使我们了解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静的状态，而是具体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效能的政治实物。因此在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下必然产生某种特定的社会效能，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在贵德厅产生了一定的效能，当然这种效能既有对积极方面又有其局限性。

一、政治方面

推动了青海地区行政区划的统一的进程。虽然贵德地区很早就已经由中央王朝进行管辖，但是历代对该地区的建置多有变动。又因为西北地区的政治力量的多变性，所以到宋元明清时期在此地的建置都是军事性的或者是军事和行政并行的管理体制。一直到清朝前期时，贵德地区虽然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此地派西宁县县丞分驻，但是还是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卫所体制，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文职官员县丞的派驻也标志着贵德地区行政内地化的趋向。从雍正初年到乾隆末年河湟地区的行政建置逐步走向统一，从西宁卫到西宁府的设置，从西宁府的辖地“一所一卫二县”，到“一所三县一厅”，再到“一府三县四厅”格局的最后形成，这个过程标志着清代河湟地区行政建置的内地化过程。西宁府辖地最后一个卫所改为厅制即归（贵）德所改为贵德厅自然也就推动了青海地区地方行政区划的统一。

二、经济方面

清代贵德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而在农业的发展上则主要体现在农业耕地面积和农业水利方面。

从康熙年间到道光年间贵德地区的农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德地区在册登记的耕地面积为7522.23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9840.23亩，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13858.8亩。[1]另外，水利灌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贵德地区在清代以前没有农业灌溉水渠。乾隆六年（1741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连同知府申梦玺，所千总李滋宏捐奉创建了支干渠，根据渠道远近，定引水庄堡，并设立渠长，每年派人员对水渠进行疏通。贵德地区一共建有多道水渠，主要有：周屯渠，四十八户渠，河东渠，刘屯渠，[2]浪哇沟渠，北流河水康、杨、李三屯，尕布沟渠。当然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贵德地区农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清圣祖康熙四年，（贵德县）大稔”，“乾隆七年，八、九、十、十一年，西宁、碾伯、大通、贵德岁连熟”。

三、社会方面

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在儒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和传播。

首先在儒学的传播方面，儒学在贵德地区最早是随着汉族移民或屯田而逐渐传播和发展的。有明一代虽然在西宁卫设立卫儒学，但是儒学真正以国家政权体系一部分进驻贵德地区是在清朝。清代贵德地区正式的儒学教育，以杨应琚在贵德所设置义学为开端的。《西宁府新志》记载：“贵德僻处境外，诸羌环居。历来民不读书，未设学校。今升平日久，生齿渐繁。乾隆十二年，佥事杨应琚、知府刘洪续、所千总彭韫创设义学，延宁邑生员严大伦赴所训课，选俊秀子弟数十人，资以膏火，优以礼仪。举欣欣然，始知读书之荣矣。俟人文渐盛，详请照大通卫学之例，以示鼓励。”[4]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贵德所改为厅制，后又设置了儒学训导。贵德厅学额中有廪生二名，增生二名，六年一贡，岁考取文武生各四名，科考取文生四名。另外还修建了义学，至清朝末年贵德地区的义学大致有十一处。清代贵德地区除还设有书院，乾隆五十一年（1791年），贵德县丞章熙永在城内何家街创建了清代河湟著名的九大书院之一—河阴书院。

义学、书院、厅儒学在贵德地区的先后建立不仅使贵德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系，而且也为儒学在贵德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所以儒学机构的设置不仅仅传播了儒家思想还培养了一批人才。关于清代贵德地区儒学人才的培养的状况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较少，只是在部分资料中得以窥见一二。其中武举有五人，贡生十八人。大量的儒生在学成后进而又为贵德地区教育的发展，人文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清代对贵德地区设置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经济上农业的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

这种局限性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就是造成了各个民族之间尤其是蒙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清朝统治者把蒙藏两族控制在黄河两岸，但是随着藏族人口的增多，人地矛盾也逐渐激化。草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所以藏族对占有较多资源的蒙古族产生了仇恨。其次是贵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也受到限制。除了严查前往贵德地区的汉回族人进行贸易以外，那彦成在整理蒙藏事务时候针对贵德地区的状况制定了《贵德番族易买茶粮章程》。《章程》规定，中将贵德厅城内商铺和城外的私歇家撤去，之后设置了四处官歇家来控制藏族民众贸易。[5]歇家的设置形成了对贸易的垄断，而且歇家凭借其通晓藏汉两种语言，对进行易换茶粮的藏族民众进行层层盘剥，使贵德地区的藏族民众深受其害。

参考文献：

[1]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71.

[2][4]（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219—220，297，369，411，412.

[3]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方志资料类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80.

[5]（清）那彦成.宋挺生校注.那彦成青海奏议[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