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蔚

[摘 要]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易教上》开篇首句即言“六经皆史”，这四字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学术命题。而关注的焦点则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文献；思想

一、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研究现状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易教上》开篇首句即言“六经皆史”，这四字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学术命题。而关注的焦点则基本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讨论“六经皆史”这一论题是否是章学诚首创的。当今学界有很多人都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首创的，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如余英时先生曾说：“‘六经皆史并不新颖，前人早已说过‘经即史或‘五经皆史之类的话。”再如研究章学诚的专家仓修良先生也说：“宋明两代，不断有人提出这一命题。”其二。是从思想的角度而言，讨论“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再具体一点，就是怎样理解“六经皆史”中的“史”，以及章学诚提出这一命题的用意何在。如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言“六经皆史”说为：“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侯外庐先生则针对“六经皆史”说所提出的用意，赞赏地说：“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有其进步的意义。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用马克思史观评价了“六经皆史”说的意义。本文就试图通过文献的溯源考证和思想的分析探究，将“六经皆史”说的渊源和实质进行梳理与澄清。

二、“六经皆史”说文献溯源

先来考察“六经皆史”说是否是章学诚首创的观点。在章学诚之前，是有人涉足此问题的，只是或一笔带过，或没有章学诚那样直接提出“六经皆史”这四字命题，或未经如章学诚这般具体地阐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继续展开而得来的，是对前人思想的系统总结，应当不是章学诚的创见，甚至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久远。

（一）“经即史”说的存在与发展

就“六经皆史”说在章学诚之前所存在的形式而论，大致可分为“经即史”说、“六经部分为史”说、“五经皆史”说与接近于章学诚观点的“六经皆史”说四类。这四类的发展虽不能严格地按时间顺序来排列，但其逻辑推衍亦多少暗含着历史发展的脉络。首先是“经即史”说，这是最早暗含有“六经皆史”意蕴的论点，此说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可推溯至班固《汉书·艺文志》，班固在书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在此，班固仅将《春秋》、《尚书》等后世被尊称为经书的典籍视为古时臣下记载后用于慎君王之言行、昭国家之法式的史籍而已。确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中，也是将后世所分明的经与史合于一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还明确表示：“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从这句话中可知，班固在《艺文志》中所用的图书分类法，正是直接继承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撰之《七略》。《七略》原书虽早已亡佚，但这个事实，已被班固在《艺文志》中得到了记载，此继承关系也已被当今史学界认可。既然班固的图书分类思想源于《七略》，那么有理由相信，“经即史”这一思想也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仅从《艺文志》中就可清楚地看到，被后世所截然区分的经书与史籍，统合于《六艺略》中，而《六艺略》正是《七略》之首篇。事实上，直到南朝梁代阮孝绪所著的《七录》，才将经史分类，在此之前，“古无经史之分”的说法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而“经即史”说最早亦由《七略》提出。

（二）“六经部分为史”说与“五经皆史”说的存在与发展

接下去又有学者提出了“六经部分为史”说，如隋代经学家王通在其《文中子》一书中认为，《尚书》备帝王之制；《诗经》显兴衰之由；《春秋》明邪正之迹，将《尚书》、《诗经》和《春秋》作为史书来看待。又如宋代史学家王应麟曾言：“《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认为《尚书》和《春秋》是史书。由上可知，虽然持此说的学者不一定在哪几本经书是史书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都认为六经中有部分是史书，这亦可看作是向“六经皆史”说发展的趋势。在此之后就发展出了“五经皆史”的观点，所谓五经，其实质已与六经无异，只因秦末《乐经》被毁，因此六经中真正存世的只有五经。“五经皆史”说可以看作是一个极接近于“六经皆史”说的过度性理论。持此说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初学者潘南山，他曾明确提出“五经皆史也”的论断，当然，我们亦可把此说归入“六经皆史”说。

（三）“六经皆史”说的存在与发展

从元代开始，“六经皆史”说业已初现，元代名臣郝经在《经史论》中提出：“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在这段论述中，郝经虽未尝言及“六经皆史”，但他那句“六经自有史耳”确乎与“六经皆史”已属含义相同。甚至有学者认为，郝经才是“六经皆史”说的开创者，他不但比章学诚更早提出此说，而且相对于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缺少《春秋教》而言，郝经的理论更为系统与全面。在郝经之后，持“六经皆史”说较著名者如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他认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而王守仁这种富含“六经皆史”的思想，亦早于章学诚近200年。再如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言：“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是六经皆然。”显然也是“六经皆史”的另一种表述。可见，在章学诚之前，“六经皆史”这种思想已经历了从“经即史”，“六经部分为史”到“五经皆史”等漫长的理论进化过程，而章学诚则是这套理论的集大成者，但若要追溯此理论的渊源，则当是始于刘氏父子《七略》，见诸班固《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思想。

三、“六经皆史”说的思想研究

在从文献角度探得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渊源与发展过程后，就需要深入理解“六经皆史”中“史”的含义，以及章学诚提出这个命题的真正用意。如前文提到的，胡适先生将这个“史”理解为“史料”，学界对此说多有否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无论是用文字记载的书籍，还是非文字记载的文物，只要能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都可列入广义史料范畴。而六经作为上古三代历史与文化的载体，的确起到了史料的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胡适先生此说并无不妥。但这仅是“六经皆史”说的最表层含义，尚未深入其肌理。

（一）“史”的确切含义

总的来说，“六经皆史”说的大部分深层含义，都集中在一个“史”字上。要澄清“六经皆史”说的实质，就必须深入探究这个“史”字的内含。首先，这就需要从“六经皆史”这四字中，与“史”字意义基本等同的“六经”上着手。章学诚在他一篇名为《和州志·艺文书》的论著中说过：“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从而他明确地提出了“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也就是说，在章学诚看来，三代之世，所有的典章著作都是出自王室与官府的，亦即《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由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自《艺文志》，因此，他潜意识中已有一种尊崇三代之治，向往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三代盛世”之思想，由此他得出结论，即像六经这样的上古典章，皆是由王室官府所守藏的，私人著述是三代以下礼崩乐坏之后的杜撰。对此，钱穆先生对“六经皆史”的这一层含义曾做过这样的诠释，他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并不指历史言，而实指官学言，古代政府掌管各衙门文件档案者皆称‘史，此所谓‘史者，实略当于后世之所谓‘吏。”而无论是传播三代典章的官学，还是守藏三代典章的官吏，都是“六经皆周官掌故”的恰当反映，将“六经皆史”的“史”理解为官学或“吏”，或许是更近章学诚原意的解释。

（二）“史”的作用与历史意义

在理解“六经皆史”说中“史”的内含后，接下来需要探究的就是“史”的作用和意义。如前文所述，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周官掌故，因此六经是承载着三代盛世政教合一之理念的，这些三代圣王典章的作用就是宣扬“道”，或者说以六经为代表的三代典章就是“道”的化身。所以，“六经皆史”说也就代表了“以史明道”的理念，用章学诚的原话说，就是：“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而这里的“器”，即可理解为“史”，因为章学诚还说过：“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三代之典章是作为“器”来明“道”的，因此史的作用就在于明道，而且史与道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六经所宣扬的道，不是道学家空谈义理的道，而是实用于人伦日用的。对于作为圣王典章的六经，章学诚对其作用有着明确的表述，即“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接着他又说：“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很明显，包括六经在内的史，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经世致用，以史喻道，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人伦日用，给现实生活提供纲纪规范。也正因为如此，如侯外庐先生等学者才会误读出把六经“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这样的意思，仅从字面上理解，六经的神圣性是被降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但正是这一“降”，使六经所喻之“道”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而非虚无的神化偶像。在此，被传统学界所认同的“抑经”反而成了“尊经”，只不过这种“尊经”并不是道学家眼中的“唯经独尊”，而是经史合一，道器合一的“尊经”，其实质等同于“尊史”。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章学诚是以经史不悖，道器合一的经史观作为理论根据，闡明史书明道经世的现实意义。

四、“六经皆史”说的时代意义

同时，这个现实意义除了明道经世外，章氏“六经皆史”说还有一层与当时清王朝紧密相系的时代意义。诚然，章学诚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了三代圣王典章，但他治史的落脚点并不是遥远的三代，而是现世，即他所处的“乾隆盛世”。章学诚曾在他的《丙辰札记》中自豪地说：“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既然章学诚将乾隆盛世比作了他心中向往的三代，那么他经史合一，尊经尊史的经史观运用于当世，也就是对清代史的重视。而最为接近于三代典章掌故的清代史，也就理应承担起明道的重任，落实对当世社会的教化作用，且章学诚对此是充满信心的。那么，他又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将这种信心变为现实呢？其实章学诚早在27岁时就已明确了治史志向，他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所谓“纂修志乘”也就是他以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来撰写当世史书之志趣所在，而《文史通义》或许正是他这种志趣得以落实的表现。这也正是他在《文史通义》中倾注大量心血的原因，即秉笔造就出一部可与三代典章相媲美的经世之作，为清王朝实现以史明道，教化人伦之功效。章学诚甚至认为，良史皆有此功效，三代以下之史，都“不尽得其渊源，故觉经异于史耳。”是后世史家水平不够，所以所著之史，皆不能有明道经世之功效。但章学诚却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这种史才，而证明其史才的正是《文史通义》。现且不论《文史通义》有无真正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世研究者皆应同情地给予理解，方其如此，我们才能更真切地领会章学诚的史学境界。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4]仓修良.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