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晶晶 采访|王晶晶 刘正薇 郭亦非 顾玥 编辑|赵涵漠

摄影|吕海强 图片统筹|于千

张维迎反对者的价值

文|王晶晶 采访|王晶晶 刘正薇 郭亦非 顾玥 编辑|赵涵漠

摄影|吕海强 图片统筹|于千

比米塞斯幸运

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张维迎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都引用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这句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米塞斯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实际上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老师。与哈耶克同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晚景凄凉，59岁流亡到美国时难以在大学里找到一份有薪水的教职，只能靠支持者的资助生活，因为他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刚刚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难以融入呼唤政府干预的主流。

米塞斯去世40年后，他的故事在中国经由一群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介绍开始为人所知，其中就包括张维迎。和米塞斯一样，张维迎坚定地反对政府之手对市场的干预，他不厌其烦地提醒公众不要迷信政府的权力，并且在不同场合为企业家正名。在他的研究中企业家才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不是政府。但这种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观点以及直率的发言方式并不受官员喜欢，也遭到网络上民粹主义者的指责，他们称他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试图将市场的理念注入北大校园，通过打破教师的“铁饭碗”来改变死气沉沉的教育现状，但强硬的改革举措让他毁誉参半。51岁时，张维迎被免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提前结束了走上仕途的可能。

“他对市场的坚持，非常像中国的米塞斯，原则问题上绝不动摇，非常尖锐地、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弘扬市场经济这个体制，别人批评我也好，骂我也好，我也坚持讲。”张的一位学界朋友如此评价。但张维迎否认道：“我觉得夸大了，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对吧，像米塞斯那样孤独，我们现在根本没法跟他比的。”他坐在北大未名湖畔朗润园的新办公室里，四合院的地暖不是特别充足，他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话时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陕北口音。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几个月前，张维迎搬到这座中式庭院里工作。这里曾属于晚清洋务派领导者奕，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的办公场所，一个囊括了多名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学者、在外界看来带有政府智库色彩的研究机构。20年前，张维迎也是这里的创办人之一，但对市场极端的信仰以及直率的性格让他与早年的伙伴走上不同的道路，如今同为创办人的林毅夫多次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易纲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海闻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

去年8月，张维迎接受国发院的邀请重新回到朗润园。外界难免猜测，他的回归将给朗润园带来更多企业方面的资源，尽管仕途上受阻，他在企业家群体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周鸿祎去他的北大课堂上担任讲座嘉宾，新书发布时任志强、俞敏洪参加他的宣传活动。然而接受邀请之初张维迎就表示，这些事情尽量不再做了，他更希望回归到一个学者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早上6点就要到光华楼的办公室里，见外宾、见企业家，和各种人谈话。现在，他起床后先去家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走8公里，兴致来了还在微信朋友圈里即兴赋一曲信天游。

4年前被免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后，财经作家苏小和曾与张维迎见过一次面，苏小和当时宽慰他：“说不定是个好事，你以后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经济学了。”张维迎听了只是笑了一下，然后说：“我现在觉得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那时他刚过五十，头上白发丛生。

“现在他关注更广泛的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离现实越来越远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学者的心路历程吧。有些人他永远都在前线，像吴敬琏、厉以宁老师是这样的，你现在去看一下论坛，他们还不时地出来。”和张维迎相识二十余年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但是维迎他等于是进入更加基本的东西，在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人做这个事。”

对于如今的张维迎来说，启蒙智识或许比具体的学术研究更为紧迫。2014年的秋季学期，张维迎给一百多名年轻的北大本科生开了门基础课，经济学原理。课堂上，张维迎语气轻松地开着政府部门的玩笑：“过去叫计委，现在叫发改委，穿了个马甲”；谈到社会上对强势政府的迷信，他皱起眉头，“金融危机后，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说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开始否认市场，否认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的市场化改革，我觉得错了！错了！错了！这都错了！！”语气越来越重。他希望学生明白，经济学研究利益，但利益驱动不足以改变世界，而要靠正确的理念。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理念的力量》中写道，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野与在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张维迎建议一家出版社再版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著作《美国大萧条》，他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提醒公众，大萧条的背后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恰恰是政府的不当干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曾在一次会议上推荐官员读读这篇文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参会人员转述，俞正声说他不一定完全同意张维迎的观点，但这篇文章以及这本书值得一看。

张维迎的观点确实异于当时的主流看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等一系列带有强烈“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刺激性经济政策—这个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扩大内需来实现繁荣的经济学派崛起于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依旧盛行于今日的中国。

但张维迎引用凯恩斯的对手、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比喻提醒公众，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就像抓着老虎尾巴，要么跟着老虎跑累死了，要么被老虎吃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上下挥舞着拳头说，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位央企老总当场便和他争论起来，台下一片哄笑声。

“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会自身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张维迎举了个例子，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曾经严厉地批评美联储在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就印制大量票据储备，以防可能出现的短缺，结果导致美国大萧条；几十年后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行为跟自己当年所批评的没有多大区别，最终引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当政者与在野者，其行为方式和立场观点会是多么的不同啊！”张维迎感叹。

同在朗润园的林毅夫就常被外界认为是“在朝”的经济学家，他曾公开表示4万亿政策利大于弊。林毅夫是张维迎在学术上多年的“论敌”，他告诉《人物》记者，自己与张维迎的本质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作用，“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如果仅从两人的教育背景来看，林毅夫更应该扮演张维迎现在的角色。林毅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学派”相信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1987年回国后，林毅夫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起初，他也试图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指点江山，但现实让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条路在转型的中国走不通，他开始把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看待。

而在1987年，已经在另一个改革中枢机构—国家体改委工作两年多的张维迎被单位委派去牛津大学进修。与林毅夫不同，他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市场自发的力量。1989年以后，张维迎的同学冯仑下海经商，在南德集团里当办公室主任，张维迎本要继续去牛津深造，但当时出国困难，他在家里没事干，被介绍去这家民企做访问、研究，这是张维迎最初与民企打交道。南德的董事长是颇具争议的“国际倒爷”牟其中，1989年底，他带着几火车积压在仓库里的袜子、被单和罐头去苏联为四川航空换回4架图-154飞机，赚取了高额差价，成为传奇。尽管牟其中后来因诈骗案入狱，但张维迎如今依然称其为“企业家教父”，他让张维迎在当时死气沉沉的气氛中看到“底层变革的力量”—来自企业家而非政府，“他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干事的冲动，这个国家就是有希望的”，张维迎说。

接受采访时，张维迎将自己与林毅夫的争论—几乎每隔10年，他们都因对中国前途的争论而进入公众视野—归结为视角不同。在局促的办公室内，张维迎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玻璃杯，“就像人说半瓶子水，有人看到的是空的那一半，有人看到的是有水的那一半。”

反对者的诞生

张维迎与林毅夫站在同一个坐标系的两端，与他们交往颇深的姚洋总结，林毅夫适合解释中国因何成功，而张维迎是给人们敲响警钟。

不同的观点让这两位学者拥有不一样的境遇，不同的境遇又影响了他们的言说方式。有一年上海召开企业家和学者的座谈会，五大班子的领导全都参加了，张维迎发言时又在讲政府管得太多了，并且说联想也是国企，也是靠政策利好发展起来的。坐在旁边的柳传志当场反驳：“我就不明白我这辈子有什么利好的政策偏向我。”当时苏小和也在场，事后他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张维迎在学术生涯的起点就以反对者的姿态站上历史舞台。30多年前，他还是西北大学经济系一名普通的研究生，时值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几天后张维迎写了篇反驳文章寄到报社，提出一个当时颇为大胆的观点：“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对社会做出了贡献，我愿冒被亿万人辱骂的风险，为‘钱’正名。”

张维迎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受到批判，他被列入陕西省八大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很多人觉得“这个小伙子完蛋了”，可能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但两三个月之后风向突然转变，1984年到了。“我们那时候逢‘单’（指单数年）是保守，逢‘双’是改革”，他凭借政治风向的变化躲过灾难—这一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对于际遇的变化，张维迎笑着总结，“有时候不依赖你做了什么，而依赖说别人需要什么。”这个波折没有让他变得谨慎，反而“变本加厉”—“你认为对的，你就要坚持，没事儿的，总会过去的”。

张维迎生长于陕北一个贫困的乡村，父母都不识字，上大学前他是村里的生产队会计，经历过农民辛劳一年却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的困窘。乡间的贫困与饥饿让他在接触西方经济学之前，就对政府的公权力产生一种警惕，“政府强制推行合作化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合作”。看到村干部吃吃喝喝占公家便宜，他提意见得罪了掌权者和宗族势力，对方扬言“除非天上龙来抓，否则他休想走出去”。

“为什么同样的人，有些人就必须去受别人管制呢？”这成为他思考的起点。

恢复高考后，张维迎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起初他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到1982年在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上遇到茅于轼和杨小凯，他才“开窍”。茅于轼颇为欣赏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人：他脑子灵活，充满信心，一位如今颇为知名的学者当时还很年轻，发言时哆哆嗦嗦，但张维迎无所顾忌，23岁的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守着那些教条，他们的良心何在。”这句话得罪了参会的前辈学者，副组长茅于轼四处替他道歉：“他是年轻人，你不要在意他。”

自那时起，茅于轼成为张维迎最敬佩的经济学家，并且对他影响深远。会后，张维迎开始和茅于轼在信中讨论经济学问题，并且自学微观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的资讯十分有限，茅于轼看到国外的文章，让张维迎翻译成中文，然后油印出来发送给别人。张维迎在去年出版的《博弈与社会》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本书献给何炼成老师和茅于轼老师。35年前，何炼成老师（张在西北大学时期的导师）将我带入经济学殿堂；31年前，茅于轼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时代英雄

时隔三十多年，张维迎仍会在课堂上给学生讲1977年恢复高考背后的博弈：“两个凡是”尚未被否定，下面的人给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这项工作需要长期、认真地准备，目前还搞不了。讲到这里，张维迎模仿起邓小平的四川口音：“邓小平怎么讲？邓小平说，你们能干得来你们就干，你们干不了，我知道谁干得了。就这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学生们被这个陕西人蹩脚的四川话逗笑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张维迎无疑是那次改革的实际受益者，他在言谈中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改革理念和领导力也很强。”他正是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崭露头角。

1984年初秋，此后一直被视为改革意象的莫干山会议召开，通过甄选论文汇集了一批对改革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中青年学者。独立学者柳红曾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中记录，一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着要参会。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人，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山。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

还在读研的张维迎是年龄最小的参会者，他的论文自全国1300多份投稿中脱颖而出，并在莫干山上引起轰动。当时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同于国家应该如何调整价格的主流看法，张维迎主张放开价格，让市场自己调节。他在会场上举例说，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随着气温自动升降，政府“调价”是把水银柱温度计换成了不胀钢温度计，要降价就锯，要加价就接。

发言时，张维迎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说话激动又带着浓重的乡音，很多人听不懂，他要重复讲好几遍。晚上11点讨论还没有结束，已经散会的小组站在屋子后面旁听，“背后站的都是人”。那天晚上之后，这个来自西北的年轻学生名声大震。

“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一位参会者回忆。张维迎的观点激进，但顺应了改革派的需求，为日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贡献了智慧。其时，自由市场的观念受到领导人重视，198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的作者弗里德曼访问北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并且将原定半小时的会面延长至两个小时。张维迎上大学时就把《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弗里德曼反对的正是政府干预，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

莫干山会议之后，张维迎成为当时的学术明星，他的文章在《经济日报》、《读书》杂志上发表。“他在80年代，在青年学生里头已经是这种明星级的，实际上比我们那个年纪也大不了多少。”姚洋回忆，大学时期他就读过张维迎的文章，后来还听过他的讲座。一堂名叫“青年学”的课程把张维迎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跳粪坑救农民的大学生张华并列为1980年代思想交锋的标志性人物。

“他赶上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造英雄。”姚洋说。

但在具体的政府机构里，“反对者”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莫干山会议中的表现，张维迎毕业后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招收到体改所工作。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高尚全曾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中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即便如此，当时他也必须谨慎行事，提醒张维迎在单位千万不要提那篇《为“钱”正名》，以免麻烦。

尽管体改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但同样属于政府部门，上级领导在文章上的批示是评职称、奖励的重要标准。这和张维迎的志趣相反，他不喜欢给别人当助手，“没法协助别人做任何事情”，也不喜欢针对具体政策写“奏折”，更愿意独立做政策前期理论性的研究，但这显然不足以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段经历也让一个年轻学者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的差距。1980年代末，价格双轨制改革带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官倒、腐败、物价飞涨、百姓抢购，这些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他这种年轻学者最初写论文时无法预料到的。

另一些知识分子却因为骤然靠近权力中心、对改革有一定话语权，显得自以为是。张维迎听过这样一件事，体改所里一名研究人员去上海调查，拍着当地一把手的肩膀说：“干得不错啊！”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比别人认识得要深一点，你就会洋洋得意。”张维迎开始反思，“如果没有很好的系统的理论训练，你出的这些政策研究，其实都是很表面的，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此，他在体改委内部组织了一个读书班，给十几个年轻人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直讲到1989年4月27日。1990年9月，张维迎赴牛津大学读书。

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后，张维迎完全可以像其他体改委同事那样下海经商，譬如他的大学同学、后来的万通集团总裁冯仑。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最窘迫的1990年春节，两家人凑在一起过的年。但冯仑向《人物》记者回忆，张维迎当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表达他的选择：“反正这个车总是要拐弯的，现在经济学好像被冷落了，也没有人管了，我就一直等着，一直研究着，总有一天这个车又拐过来了，那时候我就第一个上车。”

改革

张维迎并没有等太久，4年后他毕业归国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和林毅夫等6位学者一同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打算培养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象牙塔内同样积弊深重，大学研究机构没有自主权，校园内人浮于事，就像当时社会上那些充满问题的国有企业一样。

在这位笃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看来，所有组织一旦垄断就会出现问题，打破僵局只有遵循市场逻辑，引入竞争以及激励机制，不管这个组织是一家企业、一个学院，还是一所大学。“我不认为我擅长管理，但是因为当时需要变革嘛，我觉得我对变革是有想法的，也是有激情的。”张维迎说。1999年他出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随后开始长达10年的行政工作，并试图将他所信仰的市场理念注入到具体的改革中。

为改变光华的师资结构，张维迎启动海外招聘人才计划，说服赞助机构为引进的教师提供数十万元的安家费。一套严格的考核标准随之实行，改革前两年，6名教员自动离职。市场导向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师资结构趋于合理，一批海归学者在这里找到了施展平台。张维迎也通过与企业界的关系为光华拉来很多资源，有两年光华上交给北大的收入是所有校办工厂的总和。

光华改革初期，张维迎到处演讲，为学院做宣传。他去美国参加管理学年会时一个人搞了台招待会，面对众多学者激情澎湃地发表了一番招聘演讲：“In America，you are nobody，but in Guanghua you are somebody！”

在张维迎的改革蓝图中，这所朝世界一流发展的商学院不仅要拥有一流的师资，还应该有超前的学科布局，譬如建立“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因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社会保障制度是必须面临的改革重大议程。张维迎几次飞到美国，拜访北卡罗来纳大学医药政策及评估科学系教授刘国恩，希望由他来担任系主任。巧合的是，林毅夫也刚刚向其抛出橄榄枝，刘正在考虑要不要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但张维迎描绘的宏图如此动人：“你如果到经济研究中心，你将作为一个点来带动这个学科发展。但是你到了光华，我们决定给你成立一个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这将是一个学科的建立，而不单单是个人，你将会以这个平台培养一批的人，一代一代地培养下去。”

然而在中国，一个学科的建立要经过教育部批准。被张维迎请来的刘国恩通过北大递上去的一份份报告石沉大海，直到他离开光华，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代码，无法出现在招生简章里。没有学生，4名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只能上别的系的专业课。

“我们开始觉得，通过相关部门的协调，可能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后来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难啃的骨头，不是我们一个系单枪匹马就能搞定的，我们坚持坚持，越往后面发现难度越大。”刘国恩对《人物》记者说。2007年，张维迎不得不提议，将寄托厚望的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改制成为研究所，不再承担教学任务，4名老师分流到其他系。2013年，刘国恩接受了国发院的再次邀请，一年后张维迎也离开光华。

就像体改委时期一位同事曾经对张维迎说的：“所有被提出来的方案，包括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和已经成功实施的，都是各种复杂力量角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但强调理性的张维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看到一个桥，但是我用逻辑推出了那边有一个桥，我也会往那边走过去。”

张维迎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改变了光华，另一方面，他也被指责脱离实际。特别是当2002年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助理，负责起草人事改革方案后，这种指责更加密集。张维迎起草的改革内容中包括讲师和副教授不升即退、新教师要全球招聘不再用北大毕业生、院系末位淘汰、新聘用教师应能用英语授课……张维迎眼中的北大就像个“家庭企业”，他认为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这份尚在征求意见的草案在“非典”时期提前被公布在互联网上，争议顿时遍布校园内外。批评者认为，这种源于西方的量化考核标准过于机械，会让兼容并包的北大沦为平庸。建筑系教授张永和质疑，之所以不先改革最腐败的行政部门，是因为这些部门权力太大，所以才把矛头转向软弱又无权的教授们。古汉语专业教授李零在一篇措辞锋利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不是养鸡场”。法学院讲师赵晓力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直接质问张维迎：“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还有北大教师干脆表示，张维迎这种举动无非是想给自己未来的仕途谋取功绩。

张维迎的朋友、作家査建英曾向他转述过类似的批评，张维迎听了，时而露出津津有味的表情，时而眉头紧蹙，直到听到方案中北大教师应能用外语授课受到最严重的反对时，他才拉下脸说：“我的本意是北大教授应该能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发言，这很过分吗？”北大校园里的争论让査建英想起一个流行于1980年代后期、对当时中国改革两难窘境的描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查建英在回复《人物》的采访邮件中写道，“根本原因是它碰到了一块既绕不开也啃不动的骨头：体制。到了一定程度，中国所有僵局背后都是政治问题、权力问题、利益问题。一介书生当然无法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体制倒是轻而易举就解决掉了一大批书生。”

在她记录这段改革的《北大！北大！》一文中，张维迎就是那个被解决掉的书生。张的一位老朋友曾在接受査建英采访时流露过这样的担心，张维迎是前台人物，面对公众，得罪的人最多，成了反对派的聚焦点，而领导是不会“保”他的，最后很可能“被牺牲”。此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位老朋友的判断，几个月后北大最终确定的人事改革方案删掉了之前极具争议的内容，随后的党代会上，张维迎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党委委员，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更高管理层的可能性。

锋芒

这位头发已近全白的学者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时近傍晚，屋外开始暗下来，面对记者，张维迎并没有表露出对北大校方的不满。“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没有那些的。”他轻轻耸了一下肩，摇摇头迅速否认。让他遗憾的是，如果当时北大改革能获得教育部或者更高领导的支持，改革不会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当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改革精神已经死了。”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失望。

张维迎将北大改革受阻的原因归结为大气候的变化，“1999年我在光华管理学院搞改革，觉得很有正义感，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头几年改革力度很大，也得罪不少人，但是仍然走出来了，因为大环境是改革，反改革没有正当性，所以即使反改革的人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不敢公开叫板。但2003年之后，我觉得学校的改革越来越没有正当性，反对改革的人可以公开跟你叫板，美其名曰‘为了和谐’。这就是整个大气候的变化。”

公开叫板的人包括光华管理学院里的同事。教授邹恒甫被开除后通过博客和公开信指责张维迎独断专行、对自己不公，并且质疑他在牛津大学获得的学历。一位“没有升上去”的教师在学院会结束时突然说有话讲，然后公开表达对张维迎的不满。网络上一度流传着曾在光华任职的教授何志毅声讨他的公开信，认为其不配当院长。

大学即官场。回顾体改委时期，张维迎曾说过：“我只能做自己的事，我不会在一个大团队里边，说跟你分一块做，我绝对不会。”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光华老师说，学院里的改革基本上都靠张维迎一个人强力推，但这也容易让人觉得他独断专行，难以合作。“我觉得维迎可能也有他的一些弱点，人事关系的处理可能不是他的长项。我想这个可能是他后来为什么做院长之后会在换届的时候失去院长这个位置。他没有改变过自己的风格，从他的思想到他的领导艺术，再到他的做事的风格都是统一的。这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反对他的人认为北大改革未成与张本人的个性也有关联，“太锋芒毕露了”，熟悉张维迎的一位朋友有些惋惜地说，“他那种改法我都不同意，他拿300多人试验，那能行吗？在北大这种地方能行吗？这不明摆着你要失败嘛。你在北大，在任何地方搞，你都得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张维迎曾和自己的学生流露过，他也知道怎么讲会比较委婉，但社会上面太多的人都是说这种话，如果所有人都不去说的话，那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非要有一个人去把这个话说出来，他就想做这种人。

一次在教授餐厅吃午饭，国发院的教授周其仁碰到张维迎，“维迎啊，有些话是对的，但你不能这么说。”当时，张维迎发表题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格外刺眼，“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网民因此称其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黑心教授”。实际上，张维迎在文章中表达的意思，与“改革就是革政府部门的命”是一个道理。但公众显然更接受后一种说法。

周其仁善意地提醒完就离开了。“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张维迎嘟囔了一句。

即使在面对强势的政府官员时，张维迎也并不愿意收敛自己的锋芒。“他是非常鲜明的，我是自己怎么想的我怎么说，他不管不顾。当然了，政府官员呢可能会不太喜欢维迎，因为他老批评他们，而且他批评的话还有陕西人的那种特点，就说话他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面那种的。”姚洋说。一次陕西同乡聚餐，其中一位是中办的官员，大家都喝了点酒后，张维迎在饭桌上有点毫不顾忌地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如何如何。张维迎的太太坐在旁边听不下去了：“维迎，你别说了，你看你这一桌，谁像你这么说啊。”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难题

很难判断张维迎的启蒙究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曾担任过张维迎助手的岑科如今也觉得，张维迎对于政府职能的认知有点极端，他也承认：“只有林毅夫这种人他认可市场的理念，又能给政府出出招；像张维迎一上去就‘不行，你们全下’，政府要他出主意的话，他的主意就是你们全解散吧。那怎么改啊，改不了啊……但作为理念的力量，有人存在那儿，不断去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对这个社会也有好处。”

这样的说法带有一定悲壮色彩，苏小和的观察则更显悲观，“你不要指望一个学者说写文章能够改变人。中国人这几十年来，大家都在想办法去挣钱，国家要挣钱，老百姓要挣钱，很少有人去安静下来去思考，理论是什么，价值是什么，很少有人这样思考。”

最后的结果就是，作为一个反对者，不仅官场不欢迎，公众也不理解—“这个的的确确啊，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姚洋有些无奈地说。

张维迎的批评者大多认为他对政府的极端判断脱离实际，张维迎在体改委的老领导徐景安在电话中对《人物》记者说：“政府问题多不等于说政府没用，如果这样推下去，怎么办呢，搞无政府主义啊？这很荒谬的，政府做得不对，不等于政府不应该承担应有的角色，这是两个问题。”学界的一位朋友也委婉地表示出不同意见，“你说市场经济最讲究道德，但你看看伦理学，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你看看康德、维特根斯坦，那是很大的一个天地，经济学家不能用经济学的推理就说这就是这，那就是那。”

“我也听到过类似的批评。说他研究公司理论但缺乏办公司的实际经验，还有人认为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北大改革、国企改革问题上观点偏执。我想其实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乃至盲点，张维迎当然也不能例外。”对此，査建英向《人物》表示，“我个人对张维迎充满敬意。他当年提出价格双轨制，引进game theory（博弈论），一直大力为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权利呼吁，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做出了贡献，尤其在中国这种官权大于天的语境里。所以我认为像茅于轼、张维迎这样的人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包括北大改革，虽然不理想，但也是有意义的探索。”

张维迎实际上也不能确定他所倡导的理念在未来的命运，“在市场、政府这个关系上，我相信未来一千年，甚至一万年，只要人类在，就不能完全消除。但是我相信，未来人们会比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他能做的，就是试图改变人们的看法。

张维迎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企业界。他呼吁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比政府更知道该干什么。冯仑在创业初期受此鼓舞；张维迎在激励机制方面的观点影响了任志强企业方面的管理；他很早时就跟马云说，互联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建立信任；他建议李彦宏搞清谁才是百度的客户。除了这些交往，他还在公开演讲时为“非法集资”的吴英、曾成杰抱不平，“吴英案例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他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充满激情地说。演讲打动了现场许多人，出版人刘瑞琳当时坐在台下，她注意到张维迎讲完后，台下的掌声持续了很久。

2010年，当他的院长职务被免职时，公开为他说话的也是企业界的朋友，李彦宏、俞敏洪、丁健3人以北大校友的身份联名致信北大领导，肯定张维迎对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家都赞同张维迎的观点。2011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张维迎再次发表了他的观点—对自由市场的拥护和对政府之手的警惕。这一次，他被公开打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著名的“92派”企业家以美国芝加哥大罢工中的流血事件为反例，质问，“谁说这个市场就是万能的？”

张维迎没有预料到会被打断，匆忙回应，“我怎么保证我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如果我们能有自由、能有竞争，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一位在场的记者观察到，打断者吃了口水果，笑着与身旁人耳语了几句。那位企业家也正是那次论坛的赞助人。

失败？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在大多数光华学生眼中，张维迎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2006年，张维迎升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他任期内，每一个本科生都有机会去国外大学交流半年；他要求大一新生就要开经济学专业课，第一堂课由院长亲自上；迎新晚会上，同学鼓动他唱首信天游，张维迎脱了西服，喝了两口水，仰头唱起来。

2010年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在致辞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家里穷经常没饭吃，家里的杏树刚开始结绿色的果实，张维迎就开始吃，等到杏快熟的时候已经吃完了，因此他一直以为自己家的杏苦。直到大学第一年暑假回家，母亲端来家里种的一盘杏，又大又甜，他才明白不是杏苦，是因为自己以前吃得太早了，杏没熟就己经吃光了。

张维迎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学生，先苦后甜，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和他自己的故事恰恰相反。“他红得太早了。”苏小和说，“他因为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时代、对国家的影响力，他会试图追求这种影响力，导致他在经济学的专业上面，没有一个很专业的深度的……第二呢，他为名声所累，真的，也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做专业的研究；第三，导致他一会儿想靠近体制，一会儿又想做一个独立的学者，结果就是两不沾，知道吧。”苏小和的判断缘于对张维迎在北大担任行政职务那10年的观察，“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志趣并不是在学术，而是在怎么成为一个教育家，成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他走的还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选择的道路。”

青杏的故事，是张维迎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致辞。2010年年底，他突然被免去院长一职，背后的原因，他已不想再多谈。一位光华管理学院学生说，他在人人网上看到有人拍下换届通知的照片才知道，他记得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曾说：“零六年你们入学我是院长，一零年你们毕业我还是院长。”当时大家听了都很开心。

卸任之后，张维迎在学院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把之前几年积攒的学术假都休了，去了北极、南极，还有南太平洋的小岛。照片里他笑得很轻松，比在学校时要自在得多。在南太平洋的小岛游泳时，他被海胆刺了一下，休息了很久。后来，他还用这个例子给学生讲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政府遇到危机，就想干预，但是不是有用呢？就好像被海胆刺了，就很自然去想擦药，但其实擦与不擦，都会疼这么久。你擦了，感觉好像是药止住了疼，但其实不擦也会不疼。”

他的观点没有改变。

“任何改革者都会面对这样一些不满的人群，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能以结果论英雄，你不能说好像最后他下台了，好像他改革失败了，好像这就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光华管理学院里那位不愿意具名的老师说，2014年北大重启改革，很多内容都和2003年张维迎负责制订的方案类似。

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或许无法直接给决策者出谋划策，但正如苏小和听闻，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他的博士所言，应该多写文章，去媒体上影响读者，吴敬琏说自己每年做一两个课题，花一两年时间，送到中南海里估计人家就一分钟、最多十分钟之内就看完了。

体制内也不乏张维迎的支持者，他的学生陈永伟说，关于国企无效率的判断，“其实他在体制内的粉丝非常的多。我想是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对于国企的了解更深。”

“这些理念他们都接受，猛鼓掌，只是他们不能说而已。”和张维迎同属于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说，“我们不像李稻葵、毅夫这些人，整天参加习大大的什么会啊，参加总理咨询会。确实说这些人被边缘了，但反过来，成天说政府喜欢听的话的那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好处呢？反而像维迎这样的，像（周）其仁这样的，像（许）小年这样的，包括茅老师吴敬琏老师，这些人传播一种理念，让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才是一条正道，法治才是一条正道，限制政府权力那种民主体制才是正道。”

“尽管这些人不是主流，但你看三中全会决定，就是一句话，市场起决定性配置作用。茅老师挨批、维迎挨批，但整个文件是继续市场化改革嘛。好像是‘市场派’不吃香，但市场的改革基本的纲领还是这些人的思想嘛。”韦森说着笑了起来。

不管外界如何争议，张维迎如今已经回归到一个学者的身份。接受《人物》采访前，老家镇党委书记来北京找他吃饭，想请这位知名学者帮忙推广家乡特产空心挂面，“我说我真没办法，生意上的事与我没关系。”但他有时又很感性，因为经济问题落马的薄一波前秘书、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是北大校友，曾经非常支持光华的活动，张因在发言中称“敬爱的王益同志”，被外界诟病。王益入狱后，张维迎并不避讳，还去牢里看望。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回避记者的提问，并且说：“我自己不会从任何官员那儿得到一点的好处，我也不会从任何企业那儿得到一点的好处。你要知道，我把独立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依然保持着身上的乡土气息。他说话带有乡音，喜欢吃西贝，饭局最后的主食一般就是碗清汤面。学生陈永伟说：“他一直是土人，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问那儿有没有肘子，有没有鱼头，他最喜欢吃这两个，就给他点上。烤鸭一个够不够？一个不够，再点一个。你说这样的人他能有什么花花肠子？”

2014年12月23日，张维迎给本科生上秋季学期最后一节经济学原理课，提前半小时教室里就坐了数十人。30年前，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他站在北大讲台上，进行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演讲—那时他刚刚在莫干山会议上出名，加之社会上知识贫瘠，来了三四百听众，鼓了十几次掌，有人激动地脱下鞋在桌子上敲。

今天的听众已经不会再有那时的热烈了，一些学生安静地对着自己带来的苹果电脑。最后一课，张维迎不打算再讲抽象的经济学原理，他要和学生谈谈中国的改革。在他看来，年轻人今日所学的经济学常识，最终都将贡献给明日中国的改革。就像30年前的他，在莫干山会议上崭露头角、提出价格双轨制时，比在座的年轻人大不了几岁—一个25岁的研究生，正雄心勃勃地打算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

“那时你们还没有出生。”张维迎淡淡地对面前的学生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