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华

今年7月初，为纪念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会上，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张维迎坚持他二十多年来一贯的观点：“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很多时候，在经济事务中，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干预，效果或许会更好。”

林毅夫也没打算改变他对中国模式的推崇：“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

坐在张、林二人中间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半开玩笑地说：“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引发会场一阵笑声。与此前一些媒体渲染的“论战”不同，张维迎和林毅夫双方在谈及各自观点时，脸上都挂着微笑。

不久前，张维迎刚刚确定从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调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时隔20年，张维迎与林毅夫再次成了一个学院的同事。1995年，三位“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易纲一起创办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那场被描述为“张林论战”的研讨会结束一周之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专访了张维迎。他的新办公室刚刚布置好，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只放了一张办公桌、一张靠背椅和一对单人沙发。

不被理解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的桌上摆着两本再版的新书。

一本是《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最初出版于1989年，这已是25年来的第三次再版。另一本《理解公司》初版时间也是将近十年前，书中每隔几页便会出现数学模型及各种图表。写作这本书，张维迎前后花了近七年时间，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人们在对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误解”。

张维迎历来以见解独到而闻名。

1983年，张维迎24岁，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消息：“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张维迎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批判文章投给《中国青年报》。标题为“为钱正名”。

后来，写毕业论文时，他的这种超前思维，让导师担心答辩能否顺利通过。在随后的“反精神污染”中，因《为钱正名》一文，张维迎被列为当时陕西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

茅于轼启发了张维迎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最初的认知。2013年8月，在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的一次沙龙上，张维迎在演讲中提到，“31年前，茅于轼教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这真是一扇窗，有了這扇窗，我才看得更远看得更亮，决定我以后走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三十年后，在北大朗润园狭小的办公室里，张维迎用他略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要说自己相信的话，内心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生命中最值得坚持的东西。”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明知政府可能不会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在价格改革的讨论中，张维迎仍然坚持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最终让市场决定的论调。

上世纪9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期间，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再一次坚定了张维迎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观。张维迎景仰的米塞斯，是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最近十年，张维迎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睛一亮，但也令他与那些凯恩斯主义者愈加渐行渐远。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文指责当时由顾雏军主导的格林柯尔私有化，导致“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流失。郎咸平的言论一时引得不少底层民众拍手称快。“郎顾之争”爆发后，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主流经济学家，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坚持必须进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2006年3月，张维迎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后再次遭到强烈质疑，被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没来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只看到那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断章取义地给了他“黑心教授”的封号。

正是从那时候起，张维迎成了让草根阶层难以理解的经济学家，同时也被传统的经济学家视为主要的反对派代表。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经问过联想控股集团董事长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传志回答，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对于张维迎的不被人理解，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曾感叹：“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孤独的改革者

张维迎给记者递过来一瓶矿泉水，歇了歇嗓子。这天上午他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子里录了一档视频节目，当时还穿着一身西装，三个小时下来，衬衣已经湿透。 “这个不录像吧？”他有些担心地问《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摄影师的采访会让张维迎更放松些。

这么多年来，作了那么多演讲、写了那么多文章，张维迎传播的其实还是那些常识：为什么要相信市场、私有财产、自由意志的自发作用。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一有机会，张维迎都会呼吁政府改革。

去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发言刚一结束，台下的张维迎马上发问，“发改委全名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发改委过去十年其实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根据朱部长刚才的讲话精神，是不是下面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会反思自己的功能，给市场放权，给企业放权？”

朱之鑫道：“说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张高丽副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在发言里也特别提出了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干成一件事情必须要有政治勇气。我们讲改革的总体方案，设计图、路线表看出了我们这方面改革的认识。”

张维迎的那番话，让台下不少官员面面相觑。

2013年，国务院一共分三批下发、取消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张维迎并非不谙世事的教书匠。1984年，他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体改委一度扮演着中国改革的中枢角色。在体改委的六年，也是张维迎距离决策前线最近的六年。但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性格。

在历年的中国企业家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和高西庆都会辩上一场。2011年亚布力论坛上，围着红色围巾的张维迎先发言，他照例批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他认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随后上台的高西庆，第一句话就是“每次开会我都避免和张维迎辩论，但每次听了他的发言我都不得不多说几句。”话音未落，台下一片掌声，而高西庆自己也笑了起来。高西庆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发表这番言论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官居正部级，管理的资产超过万亿美元。

“张维迎说的很多道理都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处理是13亿人的事情，美国人一百年前就用玩儿自由放任的方式到今天，所以比我们发达，是这样吗？美国出台反垄断法，直接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结果。”说到后来，高西庆一脸严肃。

坐在演讲台旁张维迎，转过身子，拿起话筒接过高西庆的话茬：“反垄断，最该反的就是政府的垄断。”张维迎左手握拳上下挥舞。

不只對政府干预和国企抱有质疑，对于他身处的高校体制，他同样有强烈的推动改革欲望。

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几个月后，张维迎拿出了一份《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张维迎提出的那套方案基本复制自美国大学的“不升即退”的模式，在学校教职工中引发大面积反对声。这年底，北大党委换届选举，张维迎得票倒数第一。次年4月，北大教改草案第三稿中就删去了对教师流动比例限制，删除了“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的条文；“分级淘汰”“末位淘汰”这样的语言也不存在。张维迎本人自2004年初便不再参与教改事务。

张维迎在学院内的“仕途”绝非一帆风顺。

2006年，张维迎接替吴志攀出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万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石看来，在张维迎的主持下，光华管理学院与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并肩，成为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但2010年，北大一纸通知，张维迎不再担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没几天，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发微博质疑北大此举，“张维迎走后的光华还是不是光华？”

“要做好一个商学院，现在想起来都后怕、都头疼。”几乎每申报一个新项目，给老师支付一些讲课费，学生学费的调整，几乎每一处细微变动，都需要去报备审批。无处不在的管制，让张维迎觉得当院长“其实蛮烦人的”。那时，张维迎几乎每天七点就到办公室。现在，每天一早，他都可以去寓所附近的奥林匹克公园晨练，一边快走，一边哼着信天游。

如今，年逾五十，张维迎对许多事情也开始想得开了些，“现在，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太较劲、太着急。现实太复杂，对于学者，有时只能去追求逻辑的和谐。”

呼唤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几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为企业家打气。

“总理不要被就业吓住。”今年博鳌论坛上，张维迎在一个分论坛上发言的一开始就把话题转到企业家，“还有企业家顶着呢。如果政府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企业家更愿意做长远的事情，就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企业家有更多自由，废除不必要的管制，让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让我们的司法变得更独立、更公正。”

对于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评价很高。早在1983年底，在张维迎脑子里，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最突出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企业家”在中国一度被归入敏感词之列。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观念里，一讲到企业家，就想到上海滩、冒险家、资本主义尾巴什么的，太负面。

在公开场合，张维迎从来不忘记呼吁人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为一些落难的企业家说话。2004年，他反对有人利用顾雏军事件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八年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张维迎又替吴英喊冤。次年，湖南湘西三馆集团总裁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处以死刑，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极大震撼。张维迎发现，在这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于是，在演讲中大发感叹：“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一些企业家正是因为跟政治走得太近，最终身陷囹圄。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把企业目标设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2000年，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有一些企业家，则不知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也同样陷入困境。德隆系分崩离析多年后，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张维迎深知企业家的痛点。

2004年夏天，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对着台下的企业家说，“在座的企业家，你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这个累，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

过去十多年来，张维迎先后担任过几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2001年，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张维迎则评价此举就像是麻袋上绣的花。当时，包括张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把“宝”全押在独立董事身上，希望依靠独立董事彻底防范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并不太现实。

同年，张维迎应天津家世界董事长杜厦之邀，担任这家公司独立董事。此前，他还曾担任国旅联合的独立董事。张维迎和杜厦相识于1982年在西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大会上，两年后，两人又一起上了莫干山开会，成为终生挚友。

2004年，第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亚信科技聘请张维迎担任独立董事。尽管张维迎对于互联网业务并不熟稔，在董事会上发言并不多，但对于独立董事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然而，万科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石却认为，“张维迎与企业还走得不够近。”一次去亚布力论坛开会，王石在酒店房间里看到张维迎写的一本新书《竞争力与企业成长》，这恰好是万科当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看完这本书之后，王石写了篇文章建议张维迎深入企业，动用他的资源，用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这样想必对中国企业成长、对中国经济发展更有帮助。

备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

采访中，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好几次，张维迎都没有接。他是个大忙人，7月初，正值高校暑期，他就一直奔波于京沪两地，出席各种论坛。

一次，王石在文章中写到，“張维迎就像一个布道者，坚持苦口婆心地传播现代企业理念和外国优秀企业的经营经验，实在难能可贵。”

“你问我这二十年来，观点为什么始终如一？”张维迎说，我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好奇，就希望搞明白这个世界，现在我觉得弄明白了，我就希望能说出来，你不能让我不说，或者说假话，这就会让感到我不舒服。“说话要对得住自己的良知”。

张维迎所赞赏的奥地利学派，可谓是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摇篮。尽管求学于牛津大学，但回国之后，张维迎数十年传播市场理念，也被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之一。

前不久，他给香港一家媒体撰文时谈到对过去十年的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讲，是过去35年里最好的十年；第二个判断是，从社会矛盾、社会和谐的角度讲，是过去35年里最糟的十年；第三个判断是，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讲，是失去的十年。说到未来十年，张维迎预感这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

但更多时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张维迎，展现出来的批判、悲观一面较多。东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华生认为，张维迎如此悲观的原因是他从没离开过体制。前不久华生在微博中写道，“毅夫讲政府做的95%都是对的，否则中国没那么大成就，恐是他在世行时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我觉得对70%就不错了。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不免经常卷入舆论漩涡，耳朵里总会有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分量的批评比廉价的赞美更有价值。”张维迎说，“人家和你争论，首先是尊重你。最大的不尊重就是，不理你，你说啥，人家都不回应，装作没有听到。这才是最可怕的。你看很多人观点针锋相对，但在私下却是很好的朋友。”

今年7月29日，林毅夫在新华社举办的一个讲座上，特别澄清“我不是反市场。我一直讲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被媒体报道出来以后，都只剩下有为政府。然后另外一方被认为是代表市场派，我代表政府派。”

张维迎生长在陕西吴堡农村，地处黄土高原深处，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如今，张维迎早已是陕西的大名人。上世纪90年代，当年的研究生同学、体改委的同事纷纷经商，一些人也劝他“下海”试一试，但张维迎依然选择做一名学者。早年张维迎给本科生上课，讲博弈论时，他曾让两个学生当场分一百块钱，并制定了一条规则：每人在纸条写上自己想要的数额，如果两个人加起来刚好等于或小于一百元的话，按所写数额给付；但如果两人所要之和大于一百元的话，谁也得不到，结果是两位学生各写了50。然后他告诉学生，这就是博弈。

学生用最理性的方式，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拿到了那一百块钱。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作为一个北大教授、不被人理解的经济学家、遭遇挫折的改革者以及不知疲倦的公共知识分子，张维迎的博弈之道却难以用一个数学模型来概括。

“人是会学习的动物，你不会在今天去重复二十年前的错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太较劲，太着急，因为你认识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所以耐心也就有了。”张维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