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声

摘要：与新文学相比，现代通俗文学有着更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生关怀，并形成了自我的话语系统，这与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所秉持的传统文化观念、新闻思维以及文学写作传统密切相关。对这些作品的形成进行文化、职业和文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中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生关怀。

关键词：通俗文学；抗战叙述；家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4-167-07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方面受到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快速进入了现代社会。日本的侵略所激发的屈辱情感和爱国情绪，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民生问题和道德失落自然就成为了作家们所关注的社会情绪和社会事件。与新文学作家相比，现代通俗文学的作家对这些社会情绪和社会事件有着更多的关注，也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有关作品至今还散见在各类报刊之中，实在令人痛心。对这些文学作品择其要者进行分析，并从中发掘作家们的文化观念和展现文学表达的特色，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就成了侵略中国的主要列强之一。以侵略事件发生时间排列，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1905年日俄为争夺东北亚控制权，日军在旅顺进行了大屠杀、1914年日德为争夺青岛以及周边地区控制权发生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日益深入，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样的境况下，抗战文学自然成为了现代中国民族战争文学的主要内容。直接或间接描写甲午战争的小说，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统计大约有近20部。现在看到中国学者收集甲午战争最早的文集应该是阿英先生于1948年初版、1958年再版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这部文学集除了收录5部小说外，还收集了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诗词、战争纪实和散文，收集作品的事件主要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1904-1905年的日军旅顺大屠杀。记叙1914年后日本侵华的行径，中国文学同样有很多的作品，其中新文学作家创作于1938、1939年的作品有阿垅的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血祭》以及《在雨中走着》等短篇小说、黄谷柳的纪实短篇小说《干妈》等。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有着更多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是现代中国抗战文学的创作主体。

1914年8月，日德在中国青岛开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国难当头，群情激愤。在这一年的《礼拜六》第46期上，剑侠发表纪实小说《弱国余生记》，对两个强盗在中国土地上打架表示愤慨。《礼拜六》主编王钝根为这篇小说专门加按语说：“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并宣布将第51期的《礼拜六》定名为“国耻辱”专号。从第51期的《礼拜六》开始，王钝根连载他根据报刊材料撰述的《国耻录》。他在“序言”中说：中国对日交涉失败，人民愤痛，莫可言明。军人学子，甚至自尽。呜呼哀哉！敦谓中国人民甘心为亡国奴耶？然而，痛者自痛，嬉者自嬉。彼冥顽无耻之官吏，吾不屑论。亦有僻处乡隅，目不见报纸，耳不闻国危，燕雀处堂，苦于无觉。苟有人焉，诏以世界之大势，中日之地位，安知其不能奋然兴起乎！……钝根不揣，就平日报纸所见，删其模糊影响之谈，节其触目惊心之事，略加编次。不务文章，惟求热心大夫，广为传播，使村农野老，妇人孺子，咸知东亚和平之真相，而亟谋所以自取。

《国耻录》共刊8期，以大量实例揭示了日本军队对巾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语言悲愤而恳切，作者要唤醒那些“无觉”的中国人，中国快要亡国了。

“亡国奴”这个刺眼的词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断出现在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中。1920年代以后，一批“亡国奴小说”出现了。贡少芹的小说《亡国奴自豪语》写一个中国青年骂印度巡捕为亡国奴，印度巡捕却向这位中国青年说：“我是亡国奴，诚然不错，你的国未亡我也知道，但就目前而论，我这亡国的人，还能管束你这未亡的人，你这未亡国的人竞没有权力奈何我亡国的人，怎么样？即此一端，我和你比较也足以自豪的了……。”作者在小说结尾说，他写这篇小说时“一副急泪辄冷冷下”，是“实欲使我国人闻此事有所觉悟也”。此时正在主编《半月》的周瘦鹃写了《亡国奴日记》、《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小说，写“几个矮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

与“亡国奴”小说相辅相成的是大量出现的“国难小说”，其中尤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最为盛行。什么是“困难小说”？1932年《珊瑚》第11号上发表施厚冰的《爱国小说的借镜》一文，作了如下解释：“足以激励爱国之小说，其艺术有正反二面。或写亡围惨痛，读之触目惊心，令人愤慨，或写爱国事迹，可以感奋。”“困难小说”就是写“亡国惨痛”的爱国小说。此时“国难小说”主要作品有含凉生的《国难中的苏州》、玉峰客的《国难之昆山》、叶慎之的《困难之太仓》以及郑逸梅的《沪变写真》。这些作品均以纪实的笔法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上海、苏州、昆山、太仓的社会状况。关于上海一·二八事变所引起的难民潮，茅盾的《林家铺子》曾有间接地描述，通俗文学作家则有着直接的描绘，王天恨的《失落》写一·二八深夜上海外白渡桥人挤人、挤死人的惨状，许廛父的《流离》写难民艰难的生活状态、徐卓呆的《食指短》写难民战后回到江湾时看到的各种凄惨情形。作家们描述的亡国之痛，触目惊心，令人凄然。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小张恨水”之称的天津作家刘云若在《一四七画报》上连载小说《粉墨筝琶》描述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久不还乡，自然需要肉体上的安慰，于是无论住在哪里，就要就地解决。中国的妇女，许多受了蹂躏。不过日子一久，乡村妇女闻风而逃，有的一闻日本军队将来，便逃避山野之间，因饥寒致死的很多。由此人们更痛恨日本，纷纷投入抗日军中。八路势力的增大，也多由这种原因造成。日本军官很引为殷忧，就改计向都市征发妓女和各种卖淫妇人，分遣到各地慰劳军队。天津是繁华区域，征发的数目最多，一时莺燕纷飞，惨不可言……不过这事原取的是轮班制，一批送去，经过若干日期，便送回来，再换一批送去。无奈头几班在途中死走逃亡，所余不及半数，到地方又过着酷毒的生活，简直没几个能够回来。”这大概是中国小说最早写到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的文字。

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属于“国难文学”大系，所收作品的发表时间到清末民初，，以上所述作家作品基本上是国难文学，可以看作为《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之续。值得提出的足，1931年后，中国抗战文学的风格发生了变化，从一片哀鸣的“国难文学”中走向了高喊杀敌的“抗战文学”。

一·二八事变中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中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开始了正面抵抗。与形势的变化相匹配，写抵抗事迹的“抗战小说”出现了。其中代表作品有邓启炘的《抵抗日记》。小说用日记形式写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敌过程，邓启炘是当时十九路军的一个连长，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程瞻庐的《不可思议》，写一个刻章世家的子弟如何放下刻刀拿起战刀参加义勇军的故事。顾明道发表长篇小说《国难家仇》，以九一八事变为背景，写东北人民如何建立了义勇军奋起抗敌，小说开头就说：“我想日军在很短的时期内，几乎把我土地广大的东三省完全占领了去，这样看来，谁说中国不会亡呢？政府始终不抵抗，平日勇于内战的总司令和军长们也没有决心与日军拼上一下。全国军民虽然激昂，可是只有空言而不能实行，这样迁延下去，东三省非我所有了。我辈生此乱世，自感怅触，倘然庸庸碌碌，老死牖下一无所见，徒然辜负了七尺身躯，不但如此，恐怕国家将亡，大家要做亡国奴，受人家奴使，不容你老死牖下呢，为今之计，我辈苟有爱国之心的，只有挺身而起，和恶魔奋斗，杀开一条血路，所谓坐而待亡，不如赶快自救。”这一段话见解不凡。日军侵占上海后，顾明道写小说《血雨琼葩》，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因多隐语，被日本人勒令停载。

对“抗战文学”贡献最大的当属张恨水。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31年创作的《太平花》为界，前面基本上是以言情为径、社会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后面基本上是以抗战为径，社会为纬的抗战小说。张恨水说日本人侵我是要奴役我辈：“一旦明枪执刃者夺门而来，视眈眈而欲逐之，方将奴隶犬马我兄我弟，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也。”作为文人，不能拿枪抗敌，但可以提笔激励。据学界统计，张恨水的创作大约2800万言，其中有关抗战的文字就有800万言。他是现代中国创作抗战作品最为丰硕的作家。他的抗战作品代表作有：《东北四连长》、《角鼓声声》、《热血之花》、《天明寨》、《弯弓集》、《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其中《大江东去》写了南京保卫战和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虎贲万岁》写了抗战后期著名的“常德之战”，这部作品是在战役之后一个月根据实绩材料写成，作者说：“一师人守城，战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

阿英在1958年版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的《例言》中说：“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见于当时报纸书刊以及各家专集，甚至仅有传抄本，搜集不易。编者访求多年，略有所得，选编在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不易，并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阿英的这段话，同样可以视作为以上文字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的另一个角色是市民代言人。现代市民是随着中国现代都市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在现代中国，市民数量比不上农民，但他们生活在城市，从事于现代工业和手工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拥有现代媒体和发言的阵地。因此，市民是现代中国的民意阶层。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大多是“南社”成员，在政治上，他们支持共和政体。1915年，当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时候，他们群起而反对之，成为了当时反袁的文化主体。1915年12月，袁世凯刚刚称帝，叶小风就在《小说大观》上发表《如此京华》，用“演义体”讽刺袁世凯的皇帝梦。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不久，贡少芹发表《洪宪宫闱秘史》，写袁世凯称帝到破灭的始终，指出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在于有违社会发展进程。对于军阀统治，通俗文学作家同样是嬉笑怒骂。1922年，贡少芹发表小说《尘海燃犀录》，写当时北洋军阀的勾心斗角和生活腐败。小说告诉人们：中国人就在这些人的统治之下，岂不令人胆寒。1924年，徐卓呆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了长篇讽刺小说《万能术》，小说写中国在军阀的统治下，走向了毁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署名“噱”的作者发表《山东土地自叹》、贡少芹发表《时事五更调》、《学潮曲》。在《学潮曲》中，贡少芹对“五四运动”有这样的记载：叹学生遭魔劫，提此事声先明，都只为爱国热忱同心请愿团结结，一唱百和，早声嘶力竭，誓拼死忘生争交涉，不提防，势汹汹共殴枪击，惨凄凄之肢惨骨折，恨.悠悠，听男啼女泣。

敬告同胞诸豪杰，强权究难讲，公理灭，惟愿能万众一心早图自立。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周瘦鹃在极为愤慨中起了个笔名“五几生”。“五四”运动时期的周瘦鹃已是《申报·自由谈》主笔，从6月4日到6月28日，他以“五九生”之名发表十多篇对“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罢工罢市的评论，支持学生和市民的爱国举动。特别是1919年6月4日，北洋政府抓捕一千多名学生。6月11日，周瘦鹃发表小说《晨钟——为北京幽囚之学子作》，他称这些学生为中国的“晨钟”，并署名“七年前之上海民立中学学生周国贤敬识”，以示自己与学生们同一阵线。新文学作家正面描述“五四”运动的作品并不多，而通俗文学作家却有这些作品，应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材料。

站在市民的角度捕捉热点，思考问题，针砭是非，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思路。1920年代开始，上海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金融业的快速膨胀，使得上海逐渐成为了远东的金融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小市民们却成为了被愚弄者和受害者。站在市民的立场，通俗文学作家一方面抨击那些大亨们中饱私囊的卑鄙行径，一方面揭露黑幕，警示市民们不要上当。1921年上海出现“信交风潮”，大量小市民的钱财被席卷一空，上海滩一片哀鸣。通俗文学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批“信交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周瘦鹃的《旧约》、《最后一个铜元》和江红蕉的《交易所现形记》。江红蕉的这部小说写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成立和运作的黑幕，告诫市民们卷入这些骗局之中只会倾家荡产。1945年以后，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过去，创伤还未抚平，国内战争再次爆发，小市民的生活再一次陷入困境，捐税、物价飞涨和战争是直接威胁市民生活的三大祸首。此时通俗文学有关社会时政的文学作品再一次地掀起了创作热潮。平襟亚的《孔夫子的苦闷》写从不谈利的孔夫子在物价上涨的市况下终于坐不住了，巧立名目向七十二徒增收各种费用。徐大风的《万税国游记》借《镜花缘》主人公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之口说出了“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的现实。在这个万税国中，不仅税多如牛毛，钞票也被贬得如便纸，一副大饼油条就要300万元，“虽然他们三人不是万税国人民，但要路过其地，也感觉着大大的伸手要钱的威胁”。沈关生的《福二伯》通过两个老人的对话写出战争给老百姓和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这些士兵一旦驻扎在某地，某地必遭祸害，杀人、抢劫是常有的事。在此时的社会时政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和《五子登科》等小说。1946年新民报社出版的《八十一梦》，之所以取其名，按照张恨水的话说：“本来在中国社会上，老早就把八十一这个数目，当了一个不能再扩充结果的形容词。所以有这么一句话‘九九八十一，穷人没饭吃，人生大事，莫过于吃饭，更莫过于穷人吃饭。”一方面是穷人没饭吃，一方面是官吏们发接受财。小说中给那些无耻的官吏都起了个绰号：势利鬼、有隙必钻、混世虫、害群马、钱维重等。由于表现的是广大民意，这些小说当然大受欢迎。

除了社会时政之外，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最喜欢的是写两种人：一是娼妓，一是渎书人，分别形成了两种小说类型：娼门小说和文人小说。对娼妓，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有一个态度的转变。清末时他们将妓女看作为城市风流的一个部分，例如《海上花列传》，这类小说也就被称作为“冶游小说”；到民国初年，他们将妓女看作为城市的一个恶现象，例如《九尾龟》，这类小说被称为“狭邪小说”；到了20年代之后，他们对娼妓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1922年1月5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开始连载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小说开头就说：“在下发一个愿心，将这些人间地狱中牛鬼蛇神、痴男怨女、狰狞狡猾的情形，憔悴悲哀的状态，一一的写他出来，做一幅实地写真。”小说用写真的笔法写上海妓院的生活，“悟来纸醉金迷地，正是烟花地狱场”，作者对妓女充满深深地同情。在毕倚虹的另一部小说《北里婴儿》中写一个妓女生了孩子，却不能认子，只能称为“阿弟”，因为在妓院中所有的孩子都只能归老鸨所有。作者说：“那事实也算得是残酷极点。”1938年，周天籁在上海《东方日报》上连载小说《亭子间嫂嫂》。小说写暗娼顾秀珍悲惨的一生。小说中作者反复问：“一个妓女的一生是这样的下场么？这是谁害了她呢？我要问一问这到底是谁害了她呢？”并反复提示渎者：“她的生命完全害在这只万恶的社会手的，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谁又料到这样的结果，而又死得这么惨。”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人生命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通俗文学作家以其特有的视角关注特别的人群，并从中显示出特有的价值。

与对娼妓同情并对社会的黑暗表示出批判的态度不一样，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文人表现出的是一种嘲讽。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新旧转换之中，程瞻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茶寮小史》对那些混迹于教育界的文人极尽嘲讽，那些遗老遗少，装扮新潮，都是些善变的“蝙蝠派”，那些所谓的新人物，跟着外国走，是只会学舌的“鹦鹉派”。民国初年，国家需要启蒙，民众需要学习，教育界却是这些人把持，作者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讲什么爱国爱群，刻什么诗稿文稿，谈什么琐碎考据，做什么人伦师表。眼睁睁把国民引入歧途，好端端把青年搀进鬼庙。”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特别鄙视文人的丑恶行径，其中最为厌恶的一是酸腐，一是作假。嘲讽酸腐，揭穿假象也就成为了这些文人小说的两大主题。1920年代，程瞻庐写了两部小说，一部是《酸》，专门描绘文人酸态；一部是《葫芦》，专门写文人的作假。两部小说均指向了一个问题：文人的品性出了问题，成了这个时代的负面形象。在现代文人小说创作中，另一个著名作家是徐卓呆。他的嘲讽和批判集中在文人的抄袭行径上。现代中国是小说时代，写小说不仅可以赚钱，也可以成名，于是一些文人突然都成为了小说家。这些既无才华也无生活体验的文人一夜成名，只有一个手法，那就是抄袭。徐卓呆写了《洋装的抄袭家》《告发抄袭》《小说材料批发所》等小说，将这些所谓的小说家如何将外国小说转抄成中国小说署名发表，怎样将中外小说情节偷梁换柱等伎俩披露出来。言肥行鄙，鲁迅在他的《肥皂》《高老夫子》等小说中对那些假道学家的虚假行为有着深刻的批判，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们有着同样的思路。

与新文学比较起来，现代通俗文学作家的国家意识、民生意识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它们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论思考，却有更多的感性温度；它们没有引领社会导向的激情，却是生活中平民的感受；它们没有更多文化底蕴的人物刻画和形象塑造，却有着更多的真实性和生活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通俗文学秉持的文化传统、职业行为以及文学传统与新文学的路径不尽相同。

与新文学作家的新文化意识不同，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坚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作家大多数是在科场上摔打过的传统文人。又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期，他们成为了共和国的拥护者和维护者（虽然有很多反满的民族意识在其中）。用包天笑的话来说：“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提倡新政制是他们的政治原则，保守旧道德是他们的文化原则，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正因如此，当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危机时，他们几乎是本能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并为此发声。大敌当前，有些作家甚至要投笔从戎，例如张恨水。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尊严教育、耻感教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通俗文学作家有着一种品德尊严和道德尊严。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他们对“亡国奴”特别敏感，可说是刻骨痛心。因为这个词除了屈辱的含义外，还有羞辱的意思。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常常将当时处于亡国时期的印度与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对比，让趾高气扬的印度阿三骂中国人是亡国奴，刺激的就是中国人的羞耻感。“亡国奴”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就如狗一样。1922年5月出版的《星期》第10期，包天笑发表小说《沧州道上》，用对比的手法写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两个世界。为避车，火车停靠在沧州站。车内是洋太太、洋大人们凭窗浏览风景，车外是“衣衫褴褛白发飘萧的老妇人和赤脚蓬头垢面的小儿”；车内香气扑鼻、四处飘散，车外“馋涎只在舌尖上似春泉泊泊而流”；车内不时地扔出“吃剩的肉骨和面包上的皮”，车外是一条黄狗、一条白狗和一个无腿的残疾人在蹦跳争食，“三色种狗互相争夺，互相瓜分”。完全是白描手法，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没有国家尊严和民族尊严，国人就如狗一样在外国人面前争食，那是一种巨大的羞耻。如果说，国家和民族意识是做人的大节，品格和操守就是做人的底线。他们之所以对文人们恶劣品性那么关注，除了他们自己对文人比较了解之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在物质生活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商品潮流对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冲击。“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当一切都围绕着钱的时候，个人的道德感没有了，羞耻感也没有了，包括那些读了那么多圣贤书的文人们。问题是物质大潮作为社会进步重要的组成部分，势不可挡。如何在物质大潮和品性道德之间取得融合呢？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没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他们只能是焦虑地写些黑幕小说。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在时代际会中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新闻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贡少芹、张恨水等人是现代通俗文学的主要作家，也是很多杂志、报刊的主编或主笔。20世纪上半叶，文坛上有“一鹃一鹤”的称谓。所谓“一鹃”是指周瘦鹃，所谓“一鹤”是指严独鹤。将他们两人并排称呼是因为他们分别执掌着三大副刊，而且时间很长。周瘦鹃先后执掌着《申报》两大副刊《自由谈》和《春秋》近二十年，严独鹤执掌着《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时间更长，陆续达三十多年。这三个副刊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作家的三块阵地，周瘦鹃和严独鹤自然也就成为了这三块阵地上的旗手。从他们的生平就可以看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实际上都是一些报人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具有很强的报刊性。中国报刊自晚清之后，风格一变，从注重商业信息转向民生、言论和批评。按梁启超的话说：“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报刊将自己定位为民意代表，上条当局，见知见罪，悉凭当途。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为什么那么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为那是影响中国人民生的重大事件；为什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那么反感，因为那是有违民意的逆行之举；为什么对军阀统治不满，因为他们的治理使得老百姓穷困潦倒；为什么对一些政治经济上事件的黑幕那么感兴趣，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注意上当；为什么对娼妓等问题那么关心，就是认为这是影响社会健康的毒瘤……站在民意代表的角度上，这些问题不关心岂不是失职？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大多出生在传统的耕读之家，生长于现代中国不断扩展的城市之中，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市民的生活他们感同身受，十分熟悉，因此他们的民生话题可能没有政治家那些看得深远，没有思想家看得深厚，但是很有生活性和针对性。报人的身份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写作方式。新闻有所谓的“5W+1H”的基本要素（ what、who、where、when、why、how）。现代通俗文学的作品可以运用这些基本要素加以分解。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有其优势：社会性强、时效性强，并能够获得大量的读者，因为这些都是市民们眼下最关心的事情或者人物。同时也形成了写作特点：文学创作渗杂着新闻写作的思维，不追求理论的深刻性，而追求事件的写实性；情节构思的转合与采访纪实画面剪接并举，不追求故事的内涵和文字的弹性，而追求形象的组合和文字的白描。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在新时期的继续，经由晚清文学发展而来。晚清文学的创作作风对现代通俗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大。晚清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学在历史事件中描述英雄之性和个人生活中表现男女之情转型为在现实社会中表现日常生活和揭示社会问题。这就是文学写作“今生活”。写当今社会之事，泄当今社会之愤，发当今社会之议，是晚清文学之主流，按照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要求，文学创作被视为社会启蒙一个手段。现代通俗文学延续着这个传统，关心时政、紧跟热点，臧否是非、直抒胸臆，在现代中国，他们一直秉持着晚清以来的文学启蒙的传统，并结合社会发展的生活现实发扬光大。在现代中国还有什么比困难、抗战、民生、民风更大的社会时政和热点呢？现代通俗文学将这些纳入创作题材中势所当然。对于晚清文学的美学风格，鲁迅曾经说过：“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补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鲁迅所论晚清文学的风格特点在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