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存洪

南昌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育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委员。

重视国民精神培养并由此而受益的国家很典型的有德国。180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希特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他认为，国家的崩溃实际上是国民精神的崩溃，国家的兴盛实际上是国民精神的兴盛，拯救国家、民族的方法，就是塑造全新的德意志人。虽然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伤害，但德国以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精神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谅，善于反思和勇于悔过也是德国国民素质的一部分。

应该说，我们长期以来是不够重视国民教育和国民精神培养的。中小学品德与社会、思想政治等课程，有“热爱祖国的教育”，但更多是介绍祖国的历史人文、地理风俗等内容，“精神”的东西少之又少。在社会层面，缺乏“国民”“公民”意识，这从“老百姓”“群众”等称呼上就可见一斑，连身份证上都只是“居民身份证”，回避“公民”“国民”的称谓；学校也不见原来的“国民小学”“国民中学”的称谓。

因为缺乏国民意识，所以，一些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在当前“强敌环伺”、挑衅到南海和东海咱家门口的时候，不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去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做人做事没有底线，什么都敢干，“老子有权，我怕谁？”“老子有钱，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有企业弄虚作假，有学者指鹿为马，有裁判大吹黑哨，有官员贪赃枉法，有警察刑讯逼供，有法官草菅人命。实际上，官员贪腐的深层次原因也在这里。如周国平先生所言，“如果说中国国民的普遍人文素质是好的，对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是尊重的，是追求的，作为国民一部分的官员也不至于腐败到这种程度，重视精神意义的民族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腐败。”公民赴国外旅游，置国家形象而不顾，大声喧哗，随手乱丢垃圾，甚至在飞机上大打出手，“出丑出到国外去了”，以至于外国有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温馨提示”。表面上看，这只是个人行为习惯的问题，其实没这么简单。

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要靠精神的“救赎”。100年前，中国曾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当时的思想精英们，探究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是从经济上、军事上去寻找，因而有洋务运动兴办实业，打造北洋舰队。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派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继之而起的是维新运动，维新派侧重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并发起了“百日维新”改良运动，结果亦告失败。辛亥革命以后认为更深的原因乃在于国民素质，最有代表性的是严复，于是他提出了“三民”——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今天的中国社会又一次站在了社会转型的关口，经济要转型，政治要改革，但在这一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千万别疏忽了“国民精神”，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乃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石。如果精神疲软，一个民族是很难真正立起来的，即便是一时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土豪、大款多了，也很难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学生“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甚至是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础打好了，以后只要顺着“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就可以了；反之，这一时期没有打好“坯子”，就会时过境迁、勤苦难成，以后上了大学，再去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效果也只会事倍功半。所以，重塑国民精神，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基础教育工作者的“铁肩担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