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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展规律与一般本科高校发展路径探析

2015-11-02刘红琳

北京教育·高教版 2015年10期
关键词:发展途径

刘红琳

摘 要: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发展存在规律。大学发展应遵循学术本位内部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服务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外部规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学术本位与服务、引领社会相结合,才能避免在服务社会过程中迷失大学理想,以及避免在坚守学术本位中封闭僵化。与高水平大学的发展不同,一般本科高校的发展应更加重视基于大学发展规律思考自身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大学发展规律;现代大学;一般本科高校;发展途径

大学发展规律概念

大学发展规律是否存在?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大学,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其发展受外部环境、内部因素、发展历史等的制约,应该说其发展存在规律可循。从大学产生和发展近千年来看,无论社会制度、环境如何变化,大学都以差不多的形态绵延至今,也应该存在一些共性特点及可遵循的规律。阿什比认为:“大学的发展就像有机体的进化一样,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有机体”。布鲁贝克从高等教育哲学角度,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概括分析了20世纪大学合法存在的基础,两种哲学观围绕知识及其价值这一大学赖以存在的核心要素,在大学发展历史中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冲突与和谐共存,深刻展现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规律。大学发展到今天,虽然“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2] ”

正像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变要受到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样,探讨大学发展规律,离不开对大学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张应强认为,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他认为研究型大学发展规律要结合具体社会环境,以及大学与这些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大学传统之间的关系。[3]我们思考大学发展规律是否存在或者探讨大学发展规律,重点要探讨大学是如何应对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的,以及大学为了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环境而进行的内部变革、演变的规律。在探讨大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时应避免陷入对具体社会发展环境的审视,着眼于大学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发展历史各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发现大学组织发展演变的规律。

我们常说,规律是指反映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学的发展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与大学系统外部诸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大学发展规律是指反映大学内部各要素之间、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法则。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样,大学的发展也应该受到诸多规律的制约,如受教育发展规律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制约,受社会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探索规律、组织发展规律等制约。探讨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对思考和指导大学建设、促进大学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术本位的大学发展内部规律

审视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首先要厘清大学的本质。大学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是一个以学术为核心的学者共同体,学术的特点和大学发展历史表明:大学的品性一直是追求独立、崇尚真理和学术自由。因此,有学者认为:“大学的本质就是有关知识的制度,知识的获得、传授和应用三者间的关系也是通过大学而加以制度化。”[4]这种知识还是高深的知识、是深奥的学问,这种“深奥”的程度在教育体系的顶层是如此突出,“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5]所以,人类社会需要传授、研究和应用这种深奥的知识,这是奠定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并逐渐发展形成了集知识传授、创新和应用为一体的现代大学。所以,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的,其职能是关于“高深学问”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发展的内部规律首先要受到学术规律的制约,其次才是教学规律、研究规律和内部组织管理规律制约。

大学与其他学术机构具有不同的特征,决定了大学发展内部规律的独特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知识传承、创新或应用的历史不全发生在大学内部,但大学应该是其中无法替代的重要成员。在这方面,大学与其他组织和个体具有不同特征:一是大学是有组织地开展知识传承、创新和应用的;二是它由具备一定学术能力(潜力)和研究兴趣的人员组成,重要的是他们更多地抱着对知识的“闲逸好奇”纯粹研究的目的;三是大学有宽厚的多学科基础(人员、设备、资料等)、环境和交流机制,为知识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大学具有集知识传承、创新和应用于一体的、多功能的复杂组织特征。大学与其他学术组织尤其是与研究所的区别,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曾有过透彻分析。[6]

以学术发展的尺度调节和衡量大学内部各因素的关系应是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研究表明:围绕高深学术知识建立起来的大学,其组织形式的建构与变化同知识和知识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把知识系统与大学组织的历史和社会特征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发现,从大学产生以来,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和综合化两种相反且相关的发展趋势,知识组织在大学组织发展历史中集中表现为“学系—学院”或“研究所—学部”和“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制度化;随着各知识门类的社会属性、学科等级性、知识分布的非均衡性和多元知识观等方面的变化,大学组织的变化集中地表现为学科组织形式的相对地位、大学模式的主导地位、多种大学组织模式以及多元知识观下教师学术行为之差异等。[7]总体上看,大学组织内部的文化环境、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人员资源投入以及专业课程设置等是围绕着探索、传承和应用知识的需求变化而改变的。从大学产生以来,围绕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性争论贯穿了大学发展史,追求学术卓越始终是大学的理想,任何违背和抵触学术发展的行为在大学组织文化中都显得格格不入。

服务和引领社会发展的大学发展外部规律

从中世纪开始到现代社会,大学一直是社会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组织机构。正如布鲁贝克所说:“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8]这种来自外部的社会需要应该是大学产生的外部规律。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现代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现代大学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新的角色,成为地位重要、组织复杂、功能多样、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交互作用频繁的“服务站”。[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学发展的外部规律。

对基于中外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大学的发端与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它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从古老的意大利大学在几个世纪中致力于培养律师、医生和公共政务官员的专业训练中心,[10]到德国洪堡明确将科研作为高校重要职能的改革,再到美国威斯康星精神—强调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大学从“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再到“多元化巨型大学”演进,每一次都是大学通过服务社会推动自身发展的过程。正如李爱民所述:大学发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或模式,它从中世纪只具有教化功能的学术组织走向近代德国的“象牙塔”,直至发展成为美国模式的“社会服务站”, 都是大学自身生长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正常表现。[11] 当前,理论界和政府都比较认可的是,大学不但要服务社会需要,而且还要引领社会发展,“大学的明智变化—根据需求、事实和理想所作的变化。但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2]这无疑进一步强调了大学“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的外部规律性。

从组织社会学角度看,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任何社会组织的发展变革总是表现出保守和被动变革的特征,尤其是具有长期历史传统、崇尚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表现得尤为突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大学主动顺应和预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环境变化,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和变革,这是大学发展外部规律的重要特征。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所大学与其社会环境结合得越紧密,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越大,其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就会越好。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来看,杰出大学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例如:1636年成立的哈佛大学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南北战争之后,适应了美国社会正在由松散的农村组织向城市化方向转变,其办学理念由宗教性的学科重心转到与现实社会相关的法学、医学、商学等学科,新建了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麻省理工学院(MIT)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理念推动了学院的三次飞跃。大萧条时期,适应了美国工业发展对工程教育的新需要,成立了理学院和研究生院,使MIT成为理工结合的研究型大学,并为其后承担美国在二战中的重大项目创造了契机,成为MIT起飞的关键;1948年创办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20世纪80年代提出“大工程教育”的新理念,致力于培养具有集成知识、系统方法和工程实践的工程师,使MIT由此引领世界工程教育发展潮流。

从大学发展规律的总体上看,以学术本位调节各种发展因素及其关系的规律是基本规律,是保证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和大学质量的关键,而引领和服务社会发展是中外大学发展历史证明了的重要外部规律,尤其是现代大学的发展更应当遵循这一规律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学术本位与服务、引领社会相结合,才能避免在服务社会过程中迷失大学理想,以及避免在坚守学术本位中封闭僵化。

对一般本科高校发展的启示

当今大学确是一个肩负多项职能的,以学术传承、创新和应用为核心活动内容的复杂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方面履行得好不好,成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标准。履行职能能力强,在学术传承、创新与应用方面协调发展,成果丰富的大学是高水平大学;在某一方面强的大学是特色大学。当前,我们面临一般本科高校发展同质化,以及高校分类改革、地方高校转型等一系列问题,从大学发展规律角度思考一般本科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大学发展注重历史积淀,不可急功近利

除类似于英国沃里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办学历史较短的极少数成功大学以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都经过了长期的办学历史、文化积淀。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学术积累、文化培育的过程,所以一般大学发展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现代大学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办学历史长的大学大多是高水平大学,它们在文化环境、师资队伍、社会声誉、学术地位、制度机制等方面已经积淀丰富、实力较强,在当前社会软硬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近30年新成立的一般本科高校很难与之竞争。

2.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决定了一般院校更应明确其使命和发展目标

大学组织的学术本质决定了大学表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其复杂性既表现在目标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和多样性,服务对象的日益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各种技术和技能生产和运用的错综复杂性,又表现在随着社会系统发展形势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极易发生的复杂多变性。复杂就意味着选择,相较而言,一般本科高校相比高水平大学更容易选择,这种选择首先是大学自身发展的使命与目标,即我们常说的“建设什么样的大学”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大学”两个问题;其次是围绕目标展开的组织和制度选择,也就是选择实现组织发展目标的途径,该过程涉及组织的调整和重组,最后则是实现组织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从目标选择直到最后的组织文化发展或转型,整个过程是大学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正向跃迁(发展)。

3. 坚守教学核心,协调推进三大职能的履行

现代大学虽已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多元巨型大学”,但人才培养自始至终都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职能。一般本科高校的发展科学大多基于人才培养起步,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能不发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不能在做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时忽视和降低了人才培养质量。高校要在坚守和不断完善教学这一核心职能的基础上,在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组织架构基本取向上,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逐步推进和协调科研和服务两项职能。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组织目标与使命决定了组织结构特征,一般本科高校的组织结构与高水平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可以为科研提供最有效支撑的大学组织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密切关注本科生教育的组织结构”。[13]另外,一般本科高校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处理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比高水平大学丝毫不轻松。所以,要从原初开始处理好这一关系,从组织、制度方面推进研究反哺教学和“教学与研究一体化”,努力实现怀特海所说: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在于其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其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人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知识。[14]

4. 服务与引领社会是一般本科高校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外大学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大学要快速发展就要积极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一般本科高校比高水平大学更少束缚。尤其是在当前,国家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和战略机遇期,而一般本科高校渴望发展的愿望也都很强烈,这是一般本科高校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5.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强化学术权力

大学发展到今天,强调组织目标的准确性、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组织行为的合理性等理性组织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所以,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科学设计和调整大学内部交织着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民主权力及其关系,汇聚各方面力量有效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在大学组织的各种权力当中,“大学组织的管理领域更多地运用科层机制进行协调和控制,而在学术领域则主要不是科层机制发挥作用”[15],因为“除了知识创造者群体本身之外,没有他人真正有能力去评价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16]由于我国大学组织制度中长期忽视学术权力,所以一般本科高校要更加注重培育和构建它。在学术权力的构建中,正如布鲁贝克所说,学者团体的所有成员是相互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在学院还是在系里,原则都是‘一人一票,没有任何例外,即使是院长或者是主席”;即使对于学生,也应实行民主参与,尤其是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更应该重视学生的诉求。总之,大学“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所以,大学组织整体上是一个民主的、共治的社会组织,意味着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民主哲学,“在任何情况下,更可取的办法是通过说服作出决定,而不是靠权力或地位。”[17]

总之,笔者相信大学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有线索可循的,本文的成果也在于此,但这个课题的确非常庞大和深奥,以本人的学识和能力难以透彻揭示其中奥妙,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腾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2][5][8][14][17][美]约翰·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3-30,2,13,14,36-45.

[3] 张应强.探索研究型大学发展规律,促进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评介[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4] 伯顿·R.克拉克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6][12]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5-28,3.

[7]阎凤桥.论知识与大学组织的历史性和社会性[J].教育学报,2008(6).

[9]高宝立.在改革创新中丰富和彰显大学精神[EB/OL].2012-11-29.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http://www.nies.net.cn/pzlm/pl_zt/zt4/201211/t20121129_307253.html.

[10][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

[11] 李爱民.生而长之: 对大学发展的哲学反思[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4).

[13] Robert Birnbaum. How Colleges Works[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Inc. Publishes,1988:12.

[15] 金顶兵,闵维方.论大学组织的分化与整合[J].高等教育研究,2004(1).

[16]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

(作者单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发展规划处)

[责任编辑: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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