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

【楔 子】

耿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1932年7月上旬打响的“水口之战”，是一场啃骨头的硬仗。广东军阀陈济棠下了血本，红军这边如林彪、聂荣臻、徐彦刚、肖劲光，一时之选也都云集阵前。耿飚所在的红九师首当其冲，师长彭雄重伤，麾下三个团，团长全部殉职。师政委朱良才急了，自己拿着长枪，身上塞满了文件，一把拉住仅凭一把马刀杀回师部的师参谋长耿飚：“参谋长，你去组织战斗，代理27团团长。”耿飚一边答应着一边纠正：“应该是兼团长。”朱良才一听，也改口了：“对，是兼团长，组织27团撑住，让26团、27团收拢。”

该战役虽以“破敌一万，自损八千”告终，但到底大伤陈济棠元气，守住了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后朱良才打趣耿飚：“你个耿猛子，都啥时候了，还跟我掰扯代团长和兼团长呢。”耿飚又纠正：“啥时候都得掰扯，好歹我也是参谋出身啊。”

这场恶战也让红五军团的政委肖劲光第一次认识了耿飚。七年后，这对战友又聚到了一起。是时，肖劲光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耿飚则是留守兵团所辖的385旅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耿飚去看望肖劲光，发现肖在石头上磨刮脸刀片，几块“可怜”的刀片早已被磨得连钢口都没了，肖劲光还是舍不得扔：“都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用了十多年了，现在没处买，凑合用呗。”钳工出身的耿飚三下五除二就给肖劲光用铁皮做了个夹子，磨起来方便多了。十几年后，耿飚出任大使，在国外碰到了电动剃须刀，自掏腰包买了一个送给了肖劲光。后来肖劲光好几次说到这件事，每次都感慨：“这个老耿，心是真细啊。”

耿飚的心细不止体现在小事上。1956年底，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五国。行前，耿飚向周恩来提了一个建议：“如果印方邀请您到尼赫鲁总理的家乡访问，最好别去。”周恩来问为什么，耿飚解释：“据我所知，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您如果在尼赫鲁的陪同下到他的家乡访问，就会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周恩来听后，称许耿飚提醒了他，提得好。此后，印方果然提出类似邀请，但被周恩来婉拒，由此深获巴基斯坦方面的满意。

【革命领路人：舅舅宋乔生】

耿飚从一位钳工最终成长为政治人物，得力于他的堂舅宋乔生的指引。耿飚晚年回忆：“……我和乔生舅舅朝夕相处，他的言行不断在感染着我，使我逐渐懂得了爱谁，恨谁；也可以说，我不知不觉地从他那里接受了早期革命教育。”

宋乔生，湖南湘潭人，又名宋增桥。7岁发蒙，9岁辍学，后到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当了一名吊车工。1922年4月，毛泽东与夏曦、彭平之到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在召集的工人骨干当中便有宋乔生。水口山之行令毛泽东相当难忘，他在随后参加的衡阳三师（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骨干和党团员会上，指定湖南学联做好对水口山的宣传工作。作为衡阳三师第一批党员的蒋先云身负毛的重托和委任，来到水口山矿区推动这里的工人运动，他首先就依靠了宋乔生这批人。蒋先云曾用九个字高度评价宋乔生：“觉悟早、热情高、干劲好。”

1923年5月，毛泽东加派毛泽覃等人到水口山矿区襄助蒋先云。上一年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里学习的毛泽覃，从兄长毛泽东手里拿到了厚厚的一卷手稿，里面记述了水口山矿工的生活近况，内中两处提及宋乔生的大名。一次是“把头”王继前（王麻子）不当操作导致七名工人粉身碎骨，是宋乔生带领大家将遇难工友的碎尸包裹好送交给家属安葬的；另一次是矿山出现窿内塌方、水淹的重大事故，“把头”王继前奉矿方命令封矿，直接导致四十多名工人被活活憋死，宋乔生义愤填膺，带头同矿警发生冲突，打伤一名矿警，险些被捕。此次事件让毛泽覃与宋乔生一见如故，成了要好的战友。毛泽覃的妻子贺怡生前回忆说：“泽覃同志刚到水口山矿就担任了工人俱乐部的教育股委员，分管团的工作，他和宋乔生、陈梅生的关系最好，被戏称‘水口山三结义。”毛泽覃还成了耿飚的英文老师，耿飚自己说过他的英文单词的底子就是毛泽覃给打下的。

1923年12月28日晚，宋乔生护送奉命离开水口山矿的蒋先云。行前，按照蒋先云的安排，由宋乔生负责水口山的全面工作。1926年8月，宋乔生被任命为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委员。9月起担任水口山县委（水口山特支改组而成）军事负责人，他派耿飚、黄佐等人利用当地警备人员的麻痹，巧取东阳渡兵工厂（旧称“枪炮局”）16支“老套筒”，武装起水口山第一支工人赤卫队，而这支工人赤卫队正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特务营”的前身，是湘赣边界红军的主要来源之一。用朱德的话形容，“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最先进的”。在这次偷夺枪炮局的行动中，耿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直到晚年，他对水口山十年的经历仍旧念念不忘，特别是对舅舅宋乔生之于他的引导和培养尤其感念。他说：“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离开水口山的七十多年来，我时刻都在怀念它……我常常一闭眼，脑中就浮现出蒋先云、宋乔生、毛泽覃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了我……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耿飚回忆录190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29年11月22日，宋乔生在江西大庾县中弹殉职，时年38岁。

宋乔生虽不幸去世，毛泽东却没有忘记他。建国后，毛曾与宋乔生的战友朱舜华（在水口山矿斗争中为保护党内资料曾被毒打流产，后名张琼）说：“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冈山，很有功。”“文革”中耿飚挨整，毛泽东发话：“耿飚去哪了？怎么还整耿飚啊？他舅舅宋乔生是井冈山的人，我了解嘛。什么耿黄反党集团，我看还是王力搞的那一套。”耿飚因此获救。

【患难战友李聚奎】

耿飚戎马半生，患难与共的战友不乏其人。论起有鲜明特色与个性的，李聚奎算一个。

李聚奎是1933年1月中旬调到红九师任师长的。之前他分别在红八师、红七师任师长，红三军三个师的师长“轮流当个遍”的只有李聚奎。

1933年3月21日下午，黄柏岭攻坚战啃了骨头，红十师、红十一师打了四五个小时，硬是没拿下，连带着师长彭绍辉的左臂也给打残了，战况非常激烈。聂荣臻晚年回忆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当时我和林彪还有七师师长彭雄同志和一个管理科长在前沿阵地指挥位置，林彪正在写作战命令，一个炸弹下来，气浪把他吹到了山坡下，管理科长负了伤，我和彭雄也被吹倒在地。”（《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林彪急得火上房，点名把李聚奎、耿飚喊来。林彪的办法是正面强攻，李聚奎、耿飚有点犹豫，正面强攻胜算不大。林彪难得温和地说：“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李聚奎这才建议说用一个团佯攻，两个团从左边的两条山梁上进攻，争取一个小时结束战斗。林彪马上批准。

李聚奎同耿飚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以二十五团掩护兼佯攻，李率二十六团，耿率二十七团，分左右同时猛扑，耿飚一手拿枪，一手挥刀，李聚奎和二十六团政委刘华香带头冲锋，不到一个小时，黄柏岭被攻克。徐彦刚跑出老远迎接李聚奎和耿飚，林彪的那张脸很少有笑容，人称“黄河清”，这次也给挤出来了，边笑边说：“军令状没有白立。”

苏区别后，耿飚和李聚奎再次合作是在“军调部”期间。当然，那只是短时期的交集，之后，两人各奔东西，耿飚做了驻外大使，李聚奎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呆过，还一手创办了后勤学院，直到当上石油部部长。

李聚奎任石油部部长期间，没找到“油”，余秋里上任一年半多，松基三号井就出油了。于是，有人就借此事讥讽李聚奎。本来这跟耿飚没什么直接关系，可耿飚听说了，发了一通议论，大意是：“你吃到第九张饼时饱了，能说之前那八张都白吃了吗？一项具体的工作，前后是有传承关系的。李聚奎这个人我知道，用鲁迅的话，他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李聚奎听到耿飚的这段议论已是一年后，他很感动——这位与他分别这么久的老战友还能用这种方式惦记他。为此，不轻易臧否他人的李聚奎说起了耿飚：“九师是徐彦刚带起来的部队，风格过硬，没的说，但太硬了，耿飚就讲，我们是不是要软中带硬啊，要学赵子龙，硬中还要有巧，不能学许褚，光着膀子抡大刀。这些话他当着徐彦刚的面也敢讲，要知道他可是徐彦刚亲口要到二师的……老耿这个人，他是讲了些公道话的。”

耿飚评价李聚奎“于无声处听惊雷”，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印证。1969年，总后勤部的李聚奎专案组多次审讯李聚奎，逼迫他交代在东北军区期间，彭德怀与高岗“勾结”的材料。李聚奎拒不回答，被专案组批为“死顽固”。1973年5月12日，另一幕场景发生了——据李回忆，“彭德怀的房门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望着那推远的车子，我的心像被冻结的冰，转身回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没有想到，这走廊上的匆匆一面竟然是我们的最后诀别……”李聚奎每每回忆至此，都不免感慨：“至今我仍感到深深遗憾：我没有穿着整齐的军装，向他行一个庄严的军礼。”（《挥泪忆彭总》，1988年10月24日《解放军报》）当天彭德怀专案组驻301医院监护小组的《值班日记》中记录了这么一段：“被监护对象871号（即李聚奎）竟然给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鞠躬，并以不吃晚饭对抗。要狠批。”

“大跃进”期间，饥荒同样波及到外交领域，分管总务工作的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有点犯愁了，他给外交部党委请示后征得同意，便着手派人到东北、内蒙交界处打黄羊。可没有“家什”怎么办？耿飚又想到了李聚奎，一通电话过去：“老李，这次轮到我要饭要到你门前了。”李聚奎那叫一个痛快：“你们要什么，我们尽量提供。”说到“要饭”，这里还有一个典故。1937年4月，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耿飚负责搜寻西路军战败的同志。在搜寻过程中，他找到了一路要饭回来的李聚奎，李聚奎当时的模样，耿飚多少年后也记忆犹新：“他瘦了，穿件油渍麻花的破羊皮，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夹着一条棍子，背着一个空布袋，头发又长又脏，乍一看，似乎是个要饭的。”

此时，耿飚再度提起“要饭”这茬，李聚奎就知道老战友真遇到了难处。他二话没说，立刻为耿飚他们提供了吉普车、皮衣鞋帽等，枪支则按照李聚奎支的“招儿”，从总参和沈阳军区那里得到了落实。只是耿飚、李聚奎谁都没想到，几年后，打黄羊找饭辙居然成了他们在“文革”中的一项罪状，几次三番地被翻腾出来，指责耿飚用黄羊肉腐蚀群众，还追查耿飚是否多吃多占了黄羊肉，令一向不爱吃羊肉的耿飚哭笑不得。

【“文革”中受周恩来保护】

耿飚常讲的一句话是：“我在党内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总理，一位是叶帅。”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是在“军调”时期看中耿飚的，耿飚日后长期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也缘出于此。

1966年发动的“文革”，让“老师”和“学生”同时陷入了绝境。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年，郑位三悄悄对刘顺元说：“现在党内意见分歧已经很明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身在其中的多数人却无法做到郑位三那样警醒，包括耿飚在内。

1966年的春节，耿飚过得很高兴，年后春暖花开之际，他作为中国驻缅甸大使迎来了刘少奇、陈毅带队的国事访问。按照惯例，他请刘少奇到使馆讲话，但刘少奇说什么也不去，最后还是陈毅去使馆讲了话。耿飚深感纳罕，陈毅对他说：“不要再去打扰少奇同志了，你要理解他的心情，体谅他的难处。”耿飚听后更是一头雾水，不明所以。刘少奇、陈毅是1966年4月18日离开的缅甸，两天后就接到国内急电，迅即赶回，取道昆明再到杭州。原来，彭真“出事了”。

耿飚历史上的几次负伤，都是拜戴济民（曾任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医术所赐，没造成大麻烦。经戴济民介绍，耿飚还认识了傅连暲。有一次他和傅连暲闲聊，傅连暲说起江西时代他被怀疑“AB团”求救于周恩来的故事，周那时对他说了一番话，“远因是他们对你的历史不了解，近因是你的缺点使大家不高兴，前后一联系就要搞你，就是这么回事”。傅连暲还告诉耿飚，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按照周的谈话在工作中改造自己，改正自己。其实，据耿飚观察，傅连暲率真的个性并没有太多改变。所谓“避债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耿飚规劝傅连暲“瓦罐还是要离锅沿远点”，可他自己虽身处境外，仍旧被“文革”的狂涛不留情面地卷了进来。

1967年初，各驻外使馆奉命回国参加“文革”，外交部的夺权组织却要求驻缅大使馆的大使夫人赵兰香先行回国。对于妻子的先走一步，耿飚没有多想，更没想到妻子回国竟然是夺权派们向自己发难的第一步棋。大抵是赵兰香的“表现”让夺权组织彻底失望，他们这才决定“图穷匕见”，直接将耿飚拉下水。

据耿飚后来回忆，夺权组织对他的审讯和围攻主要集中在他与刘少奇、陈毅交往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其矛头所指已经不言而喻了。而且，为了坐实耿飚的“罪名”，夺权组织还在耿飚历史上的负伤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试图将耿飚打成“叛徒”，至少是“变节”一类的人物。耿飚受到的非人待遇，周恩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此刻周恩来还不能有所表示，这也是“斗争”的需要，更是“斗争”的策略。周恩来曾感慨过：“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保护耿飚过关这件事上，周恩来需要的是等待，而等待则是迎来时机的先决。关于这点，周这样解释过：“我这个人，在对敌斗争中，是从不手软的。但在党内斗争中，我总是比较软，在同志中间，不愿把事情弄僵，不愿彻底决裂，情愿留在党内等待，有机会时，再扭转过来……”（《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不久，机会来了。1968年3月下旬，缅甸共产党公开纪念武装斗争20周年，并请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国发表他们的报告，康生为此专门请示毛泽东。毛顺便一问：“现在缅甸的事谁负责？”周恩来回答：“原来是耿飚。”毛又问：“耿飚去哪里了？”周恩来说：“外交部有过一个报告，说他是‘三降一灭，报告在康生同志那里。”随后，毛问康生：“耿飚有什么问题？你那里不是有报告吗？”康生：“外交部报上来的，说他和黄镇一直在搞‘三降一灭，对抗主席的正确路线。”毛说：“谁搞的呀？”康生表示要把报告送给毛阅看，毛说：“不看了，因为不胜其看。”

又过了将近两个月，即1968年5月20日晚，毛泽东在约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董必武和“三老四帅”时，又一次说到了耿飚。毛泽东说：“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这段“最高指示”暂时保护了耿飚，然而，还不能将他“解放出来”。外交部的夺权组织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故意加重“不当大使就是了”这句话的语气，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耿飚的“罪行”并没有减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气氛相当沉闷，耿飚不清楚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安排，动了几次念头要给周恩来写信，甚至还同黄镇商量，但最终没有写成。他们虽然已同外界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可或多或少能够理解周恩来的苦衷。其实，不仅是在“文革”初期，即便在“文革”后期，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地位仍旧微妙而难以言表。1973年4月15日，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约见表妹王去病，周问王去病她们单位是否知道她是周的亲戚，王去病说不知道。周问为什么？当王去病回答说“倘若犯了错误，会连累总理的”，周说：“我也会连累你们啊！”（《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行文到此，有人或许疑惑，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为何毛发了话，耿飚还没有被“解放”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作为亲身经历那场浩劫的见证人，她说过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参考。聂力说：“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周恩来仍在寻找新的机会。1968年下半年，由于在入侵捷克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闹翻以至于退出华约，中阿两国关系迅速升温。这样一来，加强对阿外交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周恩来由此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位有着丰富经验且战斗能力强的老同志到阿常驻。毛泽东让周恩来提几个人选，周提的人中就包括耿飚。毛再次发问：“耿飚现在哪里了？”周恩来说还在监护中。毛发了脾气：“怎么还整耿飚啊？他舅舅宋乔生是井冈山的人，我了解嘛。什么耿黄反党集团，我看还是王力搞的那一套。”9月，毛泽东给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等人发了话：“耿飚、黄镇，你们要赶快解放出来，派出去！”外交部这次不敢怠慢了，很快将耿飚、黄镇解除“监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1969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外交部推选九大代表，耿飚榜上有名，有人不满意了，认为这是“反攻倒算”，搞“还乡团”，阻挠耿飚的当选。周恩来得知后，顶住压力，依旧将耿飚、黄镇列入代表名单。周说：“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耿飚、黄镇是主席亲自点名解放出来的老干部，现在不列进去是干扰主席的伟大部署，如果主席问起来，你们谁能负责到底？”周恩来还趁热打铁，报经毛泽东批准，将耿飚、黄镇列入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耿飚随即顺利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4年7月27日，叶剑英在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讨论解放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即席赋诗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用叶的这首诗形容耿飚的“解放”过程，可谓恰如其分。

九大刚闭幕，周恩来就找耿飚谈话，要他去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用中央委员出任大使体现了当时背景下的中阿关系。阿方对耿飚也是破格接待，在耿飚抵达地拉那机场时，阿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雷兹·马利列迎接，马利列是阿共（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女婿，也是耿飚的老朋友。

然而，政治上的热情很快化为思考上的冷静，旁观后耿飚发现了很多问题，即中国对阿方的外援和阿方使用外援的种种不妥。耿飚回忆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另据雷兹·马利列回忆，1962年正逢中国饥荒年代，阿方伸手要求粮食援助，外贸部部长李强不敢擅自答应，马利列就又找了中国的领导人，“短短几天后，航行在大西洋上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的轮船，接到命令后，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政策，在阿方看来属于理所当然。

耿飚还回忆阿共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所谓指示，其中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而实际上阿方在使用中国外援物资时，浪费现象极其严重。耿飚说：“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耿飚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凡此种种，都促使耿飚决定将事实反映上去，苏区时代的“耿猛子”又“复活”了。

李先念看到耿飚的来信，对耿飚说了实话：“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耿飚的信几经周转，送到了毛泽东跟前。毛看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听到周恩来的转述，耿飚才算放了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年后，“秋后算账派”还是找到了耿飚。姚文元出访阿尔巴尼亚时，因为穿错吴桂贤的大衣闹出了笑话，耿飚从正面角度提出要注意外事礼仪，避免尴尬，引发了“文革”新贵们对他的集体仇视。加之耿飚在任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期间，对新贵们一直有所抵制，“兴师问罪”已无可避免。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文革”后期一次颇有来头的政治运动，其矛头直指周恩来，顺便也捎带了耿飚。中联部一夜之间出现大量的“声讨耿飚”的大字报，北京街头甚至还有“打倒耿飚”的大标语。耿飚愤而请辞，周恩来当即否决：“不行！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耿飚回忆录1949—1992》）周一贯不说硬话，此间却如此断然，三句话既是送给耿飚的“政治箴言”，同样也是“文革”中周本人的自况。

这次“倒耿运动”本意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以，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却意外地给耿飚带来了两个“本钱”。一个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老战友见耿飚时常露面，误以为耿飚“站过去了”，见到耿飚挨批，这才知道，耿猛子还是耿猛子。再一个是抓捕“四人帮”后如何展开善后工作，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叶说：“耿这个人关键时刻靠得住，有骨头。”并提名把掌控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电台的工作交给耿飚。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用这句话套在周恩来与叶剑英的行事作风上并不为过。而长期跟随在他们身边的耿飚无疑也受到了这样的感染，使得他在暴风骤雨的十年政坛上一直把握住了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