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艳

在广东抗战史上，至今仍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笔者试图挖掘一些档案资料，还原广州沦陷前后的历史情况，以飨读者。

广州、汕头、海口等地广布日本谍影

广东在日本南侵计划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地位。七七事变前日本已觊觎广东，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北海事件。此事件源于日本间谍中野顺三，七七事变前，他在北海开设丸一大药房，以此作掩护，在北海至廉州一带，秘密绘制地图和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潮汐等情况，为日军提供情报。

1936年9月3日，为保障北海安全和驻军机密，驻防北海的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翁照垣派人将中野顺三刺杀于丸一大药房中。日本以日侨遇刺身亡为借口，派军舰进逼北海和海口，并企图在北海强行登陆，伺机占据海南岛及北海，作为其南侵根据地。十九路军六十师严阵以待，不准日军登岸，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就是“北海事件”。最后，中日双方经交涉，国民政府向中野顺三遗属支付三万元“抚恤费”，十九路军撤出北海。

事实上，为侵略广东，战前日本已在粤设立诸多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1934年日本在汕头设立了汕头特务指挥部，作为华南地区谍报活动的指挥中心，下设香港、广州、琼崖、厦门4个分支机构。1935年，汕头特务指挥部迁往香港，在华南地区形成层层情报网。香港特务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探测华南各地的军事阵地、要隘、防御工程；策反华南国民党军政要员；网罗土豪、流氓、土匪充当特务；收买抗日人士和失意知识分子，以破坏国民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利用华籍特务出版书刊，宣传亲日思想，煽动地方独立；网罗地方商贩组织和走私集团，搜括战略物资，破坏华南经济。战前日本派遣广东的著名间谍，在广州有多贺谷、今井芳子、徐重光；在汕头有王振谦、笋积玉；在海口有胜间田善作；在北海有中野顺三；在顺德有詹江枫。这些间谍在日军侵粤中起了重要作用。

女间谍今井芳子，1926年奉命与一名中国留学生结婚，随丈夫来到广州，在沙面租界开设“长良食堂”，以此为据点，进行谍报活动。日本称她“是在中国活动的最出色的女间谍之一”。胜间田善作，居海口数十年，以经商为名，在琼崖进行间谍活动。他借行商之名到处侦查琼崖地方情形，联络当地的土豪、失意军人、军僚政客、地痞流氓，让他们提供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胜间田善作的间谍活动备受日军称颂：“日军之所以能顺利地登上海南岛，实为胜间田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

战前日本的特务活动甚至深入到广东社会的下层。1935年底，日本浪人纷纷从台湾潜入潮汕地区，到下层社会活动，引诱贫苦农民工人和失业者，成立梅花党等组织，并在各墟镇设医院药房，暗中测绘、摄影潮汕沿海及要隘地形。其中汕头是日本在华南间谍活动的主要地区，日本人在汕头经营的商店、学校、旅店无一不是间谍浪人出入的场所。抗战爆发前夕，日本在广东的特务活动日趋严重。1937年6月，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获的情报，日本海军省密令台湾总督，将曾受士官学校及台湾警校特别组训练的台民80人，送入华南内地从事特务活动。

广州沦陷前，日本收买、训练的大批汉奸在粤活动频繁。据称当时广州市潜伏的汉奸约有4000人。粤省当局曾在广州多次捕获汉奸。由于当局的查缉，日本特务机关遂迁移至广州附近的各县市，并将其人员广布于东江、南路、西江、琼崖的重要县市。但不久各地特务机关也被查缉。日本又派曾担任日本驻广州领事官的和田潜入广州，重新部署特务活动。随后， 日本特务人员150人陆续潜入粤省，分布在沿海各市县进行谍报活动。粤省当局为加强广东边防，也曾实施铲除汉奸、日本浪人及缉私、抵制日货等措施，但防谍防奸的成效极为有限。

潜伏广州的日本特务、汉奸在抗战初期，为空炸粤省的日机发信号，指示空袭目标。当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大举进攻广东时，汉奸不仅为日军带路，还四处活动，到处为日军插旗，虚张声势，扰乱中方军心和部署，成为日军侵粤的帮凶。

抗战初期，广州是中国海外交通唯一门户

抗战期间，中国所需要的军械、汽油、药品等物资需要从海外进口。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遮断航行”宣言，宣布封锁中国自上海以迄汕头南部的海面。9月5日，日本外务、海军两省又宣布伸展封锁中国海岸，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港澳不在封锁区内，外轮不受限制。这样，中国海岸线从北到南实际上均在日军封锁之内。在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对长江下游江面实行封锁，将船舶沉于水道要冲及布置水雷，以阻止日舰侵入，这样长江下游经济交通断绝。由于广州毗邻不在日军封锁之列的香港，遂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中国抗战物资输入的重要国际交通线。

当时国内所需的抗战物资，从香港运到广州，再通过粤汉铁路转运内地各省。内地出口用以换取外汇的蚕丝、茶叶等土特产，也经粤汉路集中广州，再转运香港出口国外。鉴于抗战初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海外交通唯一的门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了“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办国际运输事务，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该处主任，对外称“兴运公司”（后改为西南运输公司）。该处主要经办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进口军械、航空委员会的油料以及其他军事机关的军用品。抗战初期，各种军用物资源源不断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经粤汉铁路北运。当时在广州市区以及珠江南的芳村、花地等地都设有存放抗战物资的仓库。粤汉铁路货运量也比抗战前增长了几十倍。

日本认为，攻占广东，切断这条国际运输线，就可以削弱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力量，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但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华中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被牵制了大量兵力，另一方面要对广东开战，日本还有国际关系上的顾虑。广东周围是英、美、法（广州湾）、葡的势力范围，为免引起外国干涉，日本虽野心勃勃，但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还没有对广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夏衍记述：“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

日军虽未大规模入侵广东，但一直利用其海空优势，不断对广东城乡实施狂轰滥炸，占领沿海岛屿，破坏和封锁海陆交通。所以，日本对广东的侵略，最先是从轰炸开始的。当时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700架，中国只有305架，广东的防空力量也很弱，广大城乡处于不设防状态。日军对广东的轰炸集中在铁路交通沿线及作为华南贸易中心的广州市。

1937年10月以前，日机主要进袭珠江水道的虎门、黄埔，10月以后的数月内，日机集中轰炸了广州附近的交通线及粤省境内各铁路。日军毁中国国际交通线的目的至为明显。随着华北、华中沿海口岸的沦陷，广州作为抗战物资转运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1938年4月以后，日机转而大举轰炸广州市区，且集中轰炸市内工厂区。当时亲历广州受袭的夏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广州在轰炸中》，记述了轰袭的惨况：“5月28日起，敌机大规模地向广州市区轰炸了，来的飞机最少是12架，最多的时候是52架，掷的炸弹都是300磅至500磅的巨弹，一次投下的弹数最多的日子是120个，每天来袭最少3次。5月29、6月6日，整日在轰炸中，全市市民简直没有喘息的机会。投弹全然是无目标的，商店、民家、学校、幼稚园、医院，甚至于屋顶上铺了法国国旗的韬美医院，全是他们的目标。5月28、29日，每天死伤的人数是1000人以上。6月6日，死者1200人，伤者简直无法统计……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那种惨状谁也不能想象。”此后，日军每天出动飞机数十架，连续疯狂轰炸未设防的广州市区。市内无数民房、工厂、店铺、机关、学校被炸，外国领事馆、教堂、教会学校均未能幸免。

广州其实是抗战初期全国受日机轰袭最为严重的城市。1938年4月10日，日机十几架轰炸广州市区，地处西关的大利军衣制造厂中弹燃烧，厂内500多名女工，正当工作之际，走避不及，多罹浩劫，救护队清理后，共发现尸体102具，伤者172人，仅物资损失一项已达13万余元。在广东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省营工厂是日机轰袭的主要目标，西村工业区聚集了多家省营工厂，日机的轰炸使各厂厂房设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粤北是广东与内地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也不断受到日机的空袭。

当时除了夏衍外，宋庆龄、郭沫若、廖承志、巴金等人都曾在广州亲身经历大轰炸的灾难，他们或发表演说，或写文章谴责日军的暴行。蒋介石也曾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指出广州是不设防城市，谴责日军的轰炸行为（因为广州不是作战区域，广州市没有多少军队和军事设施）。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不足一年内，日机轰炸广东2000多次，广州市有800多次。广东真的是受空袭最多、被炸最严重的省份。

在日本空军疯狂轰炸广东各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在广东沿海进行侵略活动。日军先后占据了万山群岛、东沙、西沙、三灶等十几个岛屿，在一些岛上修建机场、营房，作为海陆空军基地。1937年1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中山三灶岛，在岛上进行疯狂的烧杀，全岛14个村庄变成焦土。随后，日军在岛上修建军用机场。以前轰炸广东的飞机均从台湾或海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机场建成后，轰炸珠江三角洲的飞机多是从三灶起飞。

广东军政当局的麻痹与疏忽

1938年9月下旬，日军在青岛、上海、大连等地进行登陆作战训练。10月上旬，日军从三地集结台湾澎湖马公岛待命。10月9日，日军舰艇和木船500艘，飞机100多架，总兵力7万多人，向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2点，日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澳头登陆。日军在武汉会战正激烈进行之际进攻广东，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战略作了错误估计，一直认为日本顾忌英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也就不敢贸然大举进攻广东。因此，在武汉会战期间，他将广东军队的4个师以及广西的军队调到武汉，广东兵力空虚。负责广东防务的是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12集团军下辖3个军（8个师），驻守在从潮汕到珠江口的漫长海岸线上，兵力分散。

广东军政当局也与其最高统帅蒋介石一样，对敌情存在严重的麻痹思想。在日本进攻广东的前几天，余汉谋曾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称：日军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但余汉谋忽视军委会的情报，不作任何军事上的防范部署。广东军政当局思想麻痹，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担任广东作战的日军二十一军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日本投降后在中山纪念堂代表日方签署投降书），为了摸清登陆点大亚湾的情况，1938年9月18日（日军进攻广东前一个月）派一名侦察参谋带3个人去万山群岛进行战前侦察。几个人去了万山群岛后，因随身带去的电台发生故障，失去联系，田中久一久等不见音讯，于是亲自带了5名侦察人员，化装成渔民，前去万山群岛。他们上岛后，因地形不熟而迷路，田中久一和其中一名侦察人员被当地民团抓住。但当时中国方面没有意识到日军会准备在大亚湾登陆，所以对抓住的两个陌生人没有引起警觉，就相信了他们自称是台湾渔民的假话，没有拘留审问，就把田中久一释放了。当晚田中久一就坐上来接应他的汽艇逃去香港，在香港日本秘密特务机关的安排下，乘飞机返回日本。

日军登陆广东的前夕，恰逢“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和中秋节，中国守军连以上的军官多数都离开部队到广州、香港度假了，等到发现日军集结大亚湾时，才急忙通知军官们赶回营地。当时有些军官还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银幕上打出的紧急通知，才匆忙赶回部队。日军登陆后，广东军事当局对日军情况一无所知，连日方统帅及军队情况都没有弄清楚。余汉谋仓皇失措，用兵错乱，连失要地。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沿惠州、博罗、增城、从化长驱直入，迂回至广州北面，10月21日下午，日军机械化部队3000人冲入广州，华南重镇沦陷。广东军政机关撤往粤北地区。

广东当局对战争的麻痹思想，不能不说是广州迅速沦陷的主要原因。

广东近代工业的灭顶之灾

广州在日军登陆9日后就失守，广东军政当局匆忙撤退。沦陷前广州市一片混乱，民众因为信赖当局，事前没有及时疏散，工厂也未及时迁移。特别是抗战前在陈济棠治粤时期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因广州沦陷而遭灭顶之灾。

抗战前的七八年，广东在陈济棠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在广东的统治地位，与中央抗衡，致力于各项经济建设，广东经济得到稳步发展。特别是糖厂、纺织厂、制纸厂、电力厂、士敏土（水泥）厂等12家大规模近代化省营企业相继建成并投产，把广东近代工业推向发展的巅峰。各工厂中以省营纸厂规模最大，该厂造纸机器设备购自瑞典洋行，动力设备购自捷克斯可达厂，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造纸厂。在省营工业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广东民营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全省民营工厂有2000多家。战前广东以广州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可以说，广东工业在1936年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华中各大城市沦陷前， 沿海沿江工厂、学校、文物等曾经历一场中国历史上悲壮的大迁移。广州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将近一年半时间才沦陷的，按理广州工厂迁移后方要比天津、上海等地有更加充裕的时间。而事实上，广州的工厂几乎都没有及时迁移，其原因耐人寻味。

1938年2月，经济部长翁文灏亲自致函粤省当局，建议为避免损失，将工厂内迁安全地区。3月，日机轮流轰炸各省营工厂，解决省营工厂的安全问题更加紧迫。广东当局饬各有关机关对工厂内迁问题拟具意见，结果各机关意见分歧，工厂内迁问题悬而未决。4月7日，经济部长翁文灏致电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工厂迁移的具体建议。翁文灏并于月中南下赴粤，与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建设厅长徐景唐商议粤省工矿迁移问题。

粤省当局却更多地从眼前利益出发考虑迁移问题，并强调实际困难。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屡次敦促，粤省当局却没有把工厂迁移内地的决心，而幻想依赖外人来保证各厂安全（即将省营工厂改组为有限公司，加入外资，工厂悬挂外国旗帜，雇用外籍工程师负责对外交涉）。直至广州沦陷前，迁移问题未有实质性进展。

1938年10月12日，当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除有外债关系的市头糖厂、顺德糖厂及省营纸厂附属的电力厂外，其他省营工厂如新造糖厂、士敏土厂、肥田料厂、硫酸苏打厂、饮料厂、纺织厂、纸厂等仅能将少量轻便而贵重的机件物品匆匆运走，其余机器设备遵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准备一律予以破坏。10月21日上午，广州警备司令部在撤离广州前，将省营纸厂、饮料厂、士敏土厂、纺织厂炸毁。但因时间仓促，各厂破坏并不彻底，以后为日军占据经营，机器设备被其劫迁。

战前广东官营工厂中只有官营石井兵工厂、琶江炮厂两家军工企业迁移内地。这两家工厂在1936年陈济棠下台后，即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收。石井兵工厂在抗战前夕已迁往广西融县，继而与广西兵工厂合并，于1940年分为制子弹和制枪两厂，分别迁往四川、贵州，直至抗战结束。琶江炮厂在抗战爆发后不久遭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即决定将工厂搬迁内地，该厂迅速将一切重要装备拆卸运赴重庆，随后与汉阳兵工厂运往重庆的制炮机器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制炮厂。两个内迁的兵工厂对后方军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广州沦陷前，广东民营工厂的内迁情况也不乐观，大部分民营工厂未及迁移，处于鼎盛时期的民营工业随着广州的沦陷而遭受严重损失。

由于广东工业无论官营或民营企业多未迁移安全地带，广东近代工业随沿海地区的沦陷遭到致命打击，原有基础被摧毁。此后，直至广东解放，都未能恢复战前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迁移广东后方地区的工厂极少，因此，未能为战时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工业基础。

历经曲折，战后追回偷运日本的广东省营纸厂

广东沿海地区沦陷后，所有近代企业被日军及由日军支持的日商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形式所攫夺。厂内机器设备常被日军或日商以军需为名，随意拆迁。日本对广东近代工业的掠夺破坏最典型的是省营造纸厂。省营纸厂在1938年5月完成安装调试，试产成功，原定于10月举行开工仪式，但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东当局撤退前炸毁了工厂的磨浆房，其他先进的设备仍保持完好。广州沦陷后，纸厂被日本海军军部占领，后委托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经营。一年后，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利用日本陆军军部势力，把纸厂从王子制纸手中夺去，并在日军的协助下，将所有机器设备（包括电缆、水管、门窗）拆卸，运回日本北海道南部一个偏僻小城安装设厂，中国最先进的纸厂还未正式投产就被彻底破坏了。

抗战胜利后，审理战犯时，有日本战犯供出省营纸厂被劫运日本。被劫物资战后理应归还，中国派出代表团到日本办理归还劫物事宜。中方虽知道纸厂被劫，但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一概不清楚。后来王子制纸为了报复再生制纸当年夺厂之仇，向中国驻日代表团告密，说出了纸厂的地点。中国驻日代表团即请盟军总部令日本政府查报，日方才迫不得已列了部分机器设备清单，又假称当时运拆时机器设备已经破烂不堪，形同废铁，故意抵赖，不愿归还。中国驻日代表团派人前往工厂实地视察时，发现日方隐瞒事实。但因手头没有档案资料可查，无法核对，于是请国民政府外交部通知广东省政府立刻派员携带档案资料赴日交涉。广东省政府于是派原省营纸厂厂长刘宝琛和总工程师陈丕扬赴日。刘、陈受命后，就先搜罗相关证据，但纸厂的部分档案资料在战争中已丢失，唯有请原来提供设备的瑞典和捷克的两家工厂将订制机器的清册复制寄来。

刘、陈两人在1948年2月到日本，日方为了破坏机器的归还，用金钱美女拉拢刘宝琛，刘不为所动。日方阴谋不得逞后，一方面使出种种手段阻挠，另一方面继续开工生产图利。但中方坚持必须归还，最后，经盟军总部的交涉，日方不得不于1948年7月停工，拆卸机器设备。1948年11月，被劫8年之久的省营纸厂设备终于运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