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云弟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再次回顾华侨与抗战的这段历史，努力挖掘新的历史细节，更全面思考华侨与抗战的关系，是对过去的一种负责。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华人在自身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参与抗战，奔走流徙，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不光要看到侨胞为国贡献的绚烂一面，更要去细致慎微地了解他们在侨居地的真实生活情况。

侨胞与海外抗日团体的建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建立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3900余个。1936年1月19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8月21日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成立，属下47个分会，遍布全美大、中、小城市。10月，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正式成立。

东南亚作为华侨华人侨居人数最多的区域，地理位置与中国较为接近。这里的华侨华人移民史也最为悠久，侨居地聚居者多为广东籍和福建籍。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南部区域，东南亚华侨相继成立抗日团体。

这其中从“南侨总会”为代表。早在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消息传到东南亚，陈嘉庚率先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号召侨胞捐款救国。随后，南洋各地华侨相继组织筹赈会、慈善会筹款。1938年5月厦门的沦陷，彻底激怒了东南亚华侨。1938年，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合致函陈嘉庚，倡议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并将此设想函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同年7月，行政院电请陈嘉庚负责组织总机关。经过一番考虑，最终陈嘉庚登报邀请香港、马来亚、缅甸、菲律宾、越南以及泰国等地45个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出代表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10月10日，168名华侨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以“南侨总会”为典型代表的抗战华侨团体机构的成立，搭建了东南亚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的平台。由于战火直接烧到东南亚，东南亚华侨更是切身感受到保卫国内侨乡侨眷的急切；在战线上，东南亚华侨也在为侨居地反法西斯作贡献。陈嘉庚在组织华侨奉献的过程中，需要传递国民政府和侨居地侨胞之间的信息，需要向侨居地侨胞解释侨捐侨献的流向，需要向归国参与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担保人身安全等问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财力相助：侨捐-义卖-购债-侨汇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的援战筹赈捐献数量之巨，实在难以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经济上捐输抗战，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内容。据悉，战时华侨在财力上直接捐助祖国政府抗战，主要是从侨捐、义卖、购债、侨汇等几方面进行的。

为了源源不断地向祖国捐输战费，侨界普遍实行了逐月义捐一定数额款项的办法。当国内发生某种灾害或急需某种捐助时，各地侨胞还会发起各种专项捐献，如航空捐、救灾捐、寒意捐等，种类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的前三年，华侨汇回祖国的各种捐款共达国币20亿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元，占当时全国军费开支的85%。据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刊载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南洋地区，陈嘉庚带头认常月捐2000元，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仅1938-1939年南侨总会捐款达1.4亿元。从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到1941年12月，南洋各地华侨通过赈灾每月平均捐输支援抗战的款额达国币734万元，为世界5大洲华侨月捐之冠。在美洲方面，据杨国标等所著《美国华侨史》记载：八年抗战中，仅广东籍美国华侨即捐献了约2亿美金。

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东南亚之后，华侨青年立即组织起来，开展救亡活动。一些老华侨回忆起当年抗战的情景，总会想起义卖队走街串巷时唱救亡歌曲，“先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呀！太太，买枝爱国花、光荣花，买花救国救家乡呀！” 在南侨总会领导下，东南亚地区还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各界华侨组成“抗敌救国会”，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到处张贴“制裁奸商办法”的告示。

认购公债方面，侨居地团体采取了私人自由认购和团体劝募公债等多种方式。其中不乏逐层逐级摊派认购公债，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团体机构根据侨居地人数和经济能力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再分摊到每一个侨胞身上。这种方式与国内认购公债的方式相似。尽管在国家困难时刻，侨胞彼此心中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种“慈善义购”，但仍踊跃参与。在南洋各地，仅蚁光炎等领导泰国华侨劝募公债分会，即发动侨胞认购抗日救国公债600万元。

此外不得不提及，侨居地侨胞除了参与侨捐、购债、义卖等活动捐献资金外，还要寄侨汇给国内侨乡的侨眷，保证侨眷们日常生活，也补充了战时国家外汇储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由于战时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出口贸易的外汇和侨汇，获取不易，官方一直采取审核和管理的方式控制外汇的流通。在战时国际贸易收支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侨汇成了外汇最大头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在民间侨汇网络不畅的情况下，源源不断经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金融机构经收大批侨汇。倘若没有如此大量的侨汇支撑，侨乡面对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社会，估计惨状更甚。抗战爆发之初，伦敦、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纽约、菲律宾、英属东印度、法属越南、泰国九大重点侨汇来源地在1938-1941年有相当数量的侨汇陆续汇进国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集中于纽约、伦敦、澳洲3处。以侨汇收取的最大银行——中国银行为例，据统计1939-1945年中国银行吸收侨汇收入折合国币总额达358034万元，数目颇为可观。

此时，国外侨居地也在遭受日军的大肆侵略，外国政府限制华侨把大量外汇汇寄到中国。战火底下，华侨华人每家每户都苦苦支撑生存。是什么使得他们参与到经济抗战的大军之中？这里面除了义无反顾的侨胞家国情之外，必须认识到侨居地曾实行“隐性”强制认捐、强制认购、强制摊派的现象。譬如出现了侨胞侨捐后获取侨捐证明，以便出门办事顺利，不遭他人为难的情况。尽管如此，这场经济资源的捐献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力相助：重温南侨机工的“盘山路”

除了“出钱”，还有“出力”——奔赴战场、支援战事。其中南洋侨胞应征滇缅运输机工就是典型案例。南侨机工被誉称“华之魂，侨之光”，令人肃然起敬。远在南洋的华侨同胞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毅然回到祖国保家卫国，作为“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司机和修车技术工人，参与运输军需及其他紧急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口岸及交通仅剩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外国货物进入内地，只能靠香港和越南的两个入口，以1938年新开辟的西南滇缅公路为主。当时滇缅公路刚刚开创，尚未通车。广东失守后，香港积存的货物军火2万余吨，正急需经过仰光由滇缅公路运送回国内，其他剩余的就从越南入口。滇缅公路通车时，山路崎岖险峻，军事运输必须有熟练的机工才能胜任。当时的司机实际上没有很多经验。政府已经在云贵两广湘川等地招募机工1000多名，但远远不敷所用。政府把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新加坡，定名“西南运输公司”，总机构办事处设立在昆明。主要负责人是宋子良。宋子良致电陈嘉庚，希望代为招聘熟练运输司机和机修工人等回国，来滇缅公路沿境及西南等省份服务，以解燃眉之急。宋子良提出机工的薪水、膳宿、衣服、医药均由政府供应。

于是南侨总会发布公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华侨青年报效祖国。看到公告后，应征者皆为当地华侨青壮年。每一位机工回国服务的月薪非常低廉，才30元国币。比较而言，这些华侨青壮年原先在南洋的收入每月都达到叻币两三百元。南洋华侨机工几乎是免费义务为国效劳。众多华侨青年子弟报名回国抗日也经历了种种纠结。不少青年明明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在侨居地娶妻生子，继承祖祖辈辈奋斗多年的家业，经商从政，积累财富。一旦报名回国，最不忍面对的结局是可能战死沙场。但他们毅然说服了亲朋好友，带着侨胞的热切祝福和机器设备，踏上了抗日征程。

短短数月之间，热诚报名回国的机工就达到3200余人（最终达到3912名）。共分9批回国，成为活跃在滇缅公路上的一支抗日生力军。这些华侨首先从南洋各个华侨聚居地赶到新加坡集合，然后再搭乘轮船赶到越南西贡。这一段轮船之旅，顺利的一般要花费3～4天。轮船颠簸，食物供给简单。抵达西贡后，改坐火车赶往昆明。这段火车旅程一般要花费3～4天。当时火车的运输条件非常简陋，但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了华侨青年的报国热心。这些机工到达昆明之后，经历两个月的简单军训，就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各个运输大队，投入了紧张的运输任务，其中仅仅少数忍受不了当地的恶劣条件逃回南洋，大多数机工坚持了下来。

滇缅公路被誉为“抗战输血管”，道路险、阻、难。加上日本轰炸机常来盘旋攻击，随时有生命危险，艰苦可想而知。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贵州晴隆“24道拐”。为避免被敌人发现，很多时候是开夜车。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的各种物资，大后方的人们的基本消费品……总之，当时维持整个抗战所需要的、中国不能生产的所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陈嘉庚听闻滇缅公路办理司机进展不顺利，寝食难安，即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到昆明，沿着滇缅公路视察情况。陈所派代表在1939年秋天开始沿途考察车站，发回的考察报告称“所经各站设备极形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于是陈嘉庚直接函电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函电称滇缅路段的车站设施不完善，办理不周全，希望速速改善。但是并未得到回应，进展不大。除此之外，西南运输处协助运输大量军需药品到国内。国民政府给南侨总会电函，要求大宗药品，比如东南亚盛产的金鸡纳霜、匹灵片、仁丹及救伤绷带等，南侨总会皆允诺供给。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海外侨汇断绝。华侨机工被国民政府草率裁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当年那批斗志昂扬回国抗日的青年中，除了在战场献出宝贵生命者外，有些无依无靠，贫病交加甚至沦为乞讨人员，运气稍微好些的靠朋友介绍找了一份新工作自谋出路，也有一部分被盟军选调去特种训练，到东南亚日占区做侦查工作，十分危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应付国共内战，华侨机工迟迟未能复员回南洋与亲人相聚。在陈嘉庚的交涉下，终使每位机工获得200美元的经费，经香港返回南洋。也有一批华侨机工由于种种原因留在大陆，经历国民政府撤台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大转折。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除了歌颂华侨青年保家卫国可歌可泣的一面，也不得不注意到南侨机工案例的背后有着侨胞家庭对青年子女的关切，有着侨领陈嘉庚对侨胞安全的担心，有着华侨机工自身对国民政府的不同看法等。在那样的历史关头，这批华侨青年自愿放弃海外的舒适生活，回国支援抗战，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走上了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他们或许早已湮灭在历史的汪洋大海里，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追念。

张发奎先生在《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曾评价华侨“其爱国爱军之热诚，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这段血与泪的珍贵历史，不断有亲历者站出来回忆，不断有学者提及。而今天的重温，是为了更深刻地反思历史。70年过去了，历史越走越远，每个人不止要继续保持敬意，更要去了解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