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红

摘要：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对1997～2013年四川“四化”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四川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显示：四川“四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为了推进四川“四化”同步发展，必须通过产城一体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拉长产业链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有效衔接、合理规划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就地实现、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化与其他“三化”深度融合。

关键词：“四化”同步；动态关系；实现路径；四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0.07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10-0029-04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Sichuan from 1997 to 2013 by using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mpiricall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realiz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Sichuan.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ur Modernizations” in Sichuan are cointegratedly related in long term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are in the same dire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in Sichuan， they must promot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by industry and city integration，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o be connected effectively， map out a plan rationall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to be realized locally and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dely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integration both informationization and the other “Three Modernizations”.

Key words：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Four Modernizations”； dynamic relationship； realization path； Sichuan

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导致工业化发展内需不足、城镇化发展支撑不够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乏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思路，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效解决内需拉动不足、城市膨胀过度、农村发展乏力等问题。2014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5万亿元，同比增长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四川取得的发展成就与近年来四川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对四川“四化”的发展现状和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进一步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对策建议，将有助于四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强劲发展态势、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四化”同步发展研究综述和理论内涵

11研究综述

“四化”是一个中国化的提法，但国外学者也对此做了相关研究。Blunch等认为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反馈机制，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1]；Eswaran认为工业生产与农村发展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工业化滞后将会阻碍农业的发展[2]；Bruhart和Mathys认为聚集经济对城镇化进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聚集经济和专业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3]。我国学者对“四化”同步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简新华、杨冕认为，“四化同步”与“四化协调”的内涵是一致的，“四化同步”就是“四化”的发展速度、水平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平衡，既不过分超前，也不严重滞后[4]；杨鹏等认为，实现“四化同步”要重点解决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行政体制、高等教育体制等制度问题[5]；代玉虎通过建立“四化”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全国31个省、市、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6]；熊巍、祁春节用距离同步度模型对湖北省2001～2011年“四化”同步发展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运用灰色系统模型对湖北省“四化同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7]。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四化同步”的内涵、实现路径、协调发展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四化”之间的动态关系还没有涉及。本文旨在对四川“四化”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四川“四化”同步发展的对策建议，对四川通过“四化同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四化”是指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是通过优先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信息化。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工业化、信息化为主要动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以先进技术和装备为支撑、以先进的经营组织形式为载体、以高素质的现代农民为经营主体，实现城乡差距逐渐消失的强农、富农之路。“四化”同步发展就是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速度要适当、要匹配，任何一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四化”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四川“四化同步”实证检验

21四川“四化”发展水平及演变趋势

211指标设定

设定工业化水平指标为INDR，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设定城镇化水平指标为URBR，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地区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设定信息化水平指标为INFR，参考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中国信息化综合指标体系》，并借鉴相关学者关于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方法对四川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设定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为AGRR，借鉴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并根据统计数据对四川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

212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分析四川1997～2013年的“四化”发展水平。计算四川“四化”水平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1998～2014）、《中国信息年鉴》（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计算信息化水平的方法借鉴张子妍对信息化水平测度的方法[8]，计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方法采用杨万江、徐星明所著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测评》一书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的方法。1997～2013年四川“四化”发展水平及趋势见图1。

由图1可知，1997～2013年四川“四化”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发展速度有较大差异。其中城镇化发展速度最快，由1717%增长到4491%2004年及其以前用非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为了降低2004年前后城镇化的差异，本文采用3年移动平均法对城镇化水平进行处理。，年均增长173个百分点；其次是信息化水平由1600%增长到3865%，年均增长141个百分点；再次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由2056%增长到4111%，年均增长128个百分点；最后是工业化水平由3255%增长到4409%，年均增长07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四川“四化”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均存在较大差异。

22四川“四化”协整关系分析

221单位根检验

采用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检验四川“四化”发展水平是否平稳，以避免“伪回归”现象。由于1997～2013年“四化”变量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而在ADF检验时，选择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9]。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区间内四川“四化”发展水平的二阶差分平稳，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即lnINDR～I（2），lnURBR～I（2），lnINFR～I（2），lnAGRR～I（2），这表明“四化”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22VAR模型的确定

为了检验四川“四化”之间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对“四化”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方法，因此在协整检验前需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VAR（L）模型的关键是确定滞后阶数L。确定滞后阶数L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使L足够大，才能完整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二是模型的自由度，L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会减少。根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HQ准则和LR统计量（5%的显著水平）等指标进行选择，“四化”关系模型最终滞后阶数L为2，即VAR（2）[10]。

223Johansen协整检验

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VAR模型。VAR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2）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的VAR模型的滞后期为1，检验结果见表2。

23四川“四化”间的因果性分析：Granger检验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某个变量对于另一变量是否是外生的。如果某个变量的变化有助于预测另一变量的变化，就可认为该变量是另一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对四川“四化”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信息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

3四川“四化”同步发展实现路径

四川“四化”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而且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四化”中任何“一化”的发展都会对其他“三化”产生影响，任何“一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四化”必须同步推进、协调发展。

31产城一体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产城一体，要求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相互促进、联动推进，产业发展为城镇提供就业岗位和物质保障，城镇建设按照产业发展需要进行规划、设计。四川产城一体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关键是在特大城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提升城市质量。成都作为四川唯一的特大城市，应引导低层次的存量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促进附加价值高、产业链条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约发展。根据W A Lewis人口流动理论[11]，提高中小城市人口吸纳能力的关键是加快产业发展。四川中小城市应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具有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四川还应根据实际和发展的需要对过于密集的小城镇进行合理拆并，选择农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加工、贸易或旅游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32拉长产业链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效衔接

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和原料，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因此，必须拉长农业产业链，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工业资本投资农业，将农业产业链向工业延伸，实现产、加、销一条龙发展；必须拉长工业产业链，开发生产现代农业所需要的机械和设备，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保障。为了引导更多工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发展，首先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有效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其次要制定优惠的农业贷款政策，扩大农业贷款的抵押范围，降低涉农贷款的利率；最后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农业保险门类，增加农业保险补贴。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应开展现代农业技术需求调查，加大对急需技术的研发力度，实现技术突破，并尽快将这些技术通过工业企业加以转化，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先进设备。

33合理规划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就地实现

农业现代化要求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规模化、园区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是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实现形式。农业规模化和园区化的要求必然导致自然村合并重组，形成更便于生产生活的乡村“大社区”。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必须对“大社区”进行科学规划，根据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特点，合理规划农业产业园，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坚持集约、节约、高效、生态等原则，合理设计和布局道路、管网、厂房、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引导农民成为农业的管理者、投资者、产业工人和农业服务者，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提高的农民会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文化素质，逐步实现住宅集中成套化、村容村貌街面化、村务管理民主化，这时的新农村已就地城镇化了。

34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化与其他“三化”深度融合

信息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其他“三化”提供服务。首先要推动信息化服务于政府管理创新。要建立和完善政府门户网站，及时更新数据资源。政府可以通过自建或购买的方式大量将“云计算”技术运用于公安、城管、交通等领域，切实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其次要推动信息化服务于城镇化。当前四川很多农民工进城多年未能真正实现市民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城镇化制度了解不够，应优化信息硬件设施和软件平台，通过信息化促进城镇化；最后要推动信息化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方面，运用信息化集成技术推进企业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提高农业效率，改善农业环境，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Blunch， NielsThomas H， John C Beck. The Attentio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rrency of Business[M]. Havard Business Press，2002.56-87.

[2]Eswaran， Mukesh， Ashok Kotwal. The Role of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8）：401-402.

[3]Bruhart， Mathys. 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8（38）：348-362.

[4]简新华，杨冕.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104-105.

[5]杨鹏，朱琰洁，许欣，等.中国实现“四化同步”的挑战：目标VS制度[J].农业经济问题，2013（11）：87-94.

[6]代玉虎.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研究[D].西安邮电大学，2014.23-48.

[7]熊巍，祁春节.湖北省“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评价与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9）：131-135.

[8]张子妍.四川信息化水平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11.20-33.

[9]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67-168.

[10]夏显力，郝晶辉.陕西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9-22.

[11]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o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139-191.

（责任编辑：李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