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艳茹

鲁东大学

悼亡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是爱情诗的一个分支。悼亡诗的源头早在《诗经》那里就已发现，《绿衣》、《葛生》被认为是最早的悼亡诗。然而到了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才形成了一种诗歌体制和创作题材，开始有了专门的悼亡对象——亡妻。朱光潜先生曾说：“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①道出了悼亡诗的价值。爱情和死亡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而悼亡诗则是二者的结合，“是生命的血泪挽歌，是夫妻间生死恋情的痛苦吟唱。”②所以更加能动人心魄，价值也尤其大，然而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悼亡诗却并不起眼，研究悼亡诗的论著相比于其他题材而言也是少之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悼亡诗没有价值，从悼亡诗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礼教对于文人创作的影响，可以认识到中国文人的爱情观和生死观，同时，悼亡诗独特的意象运用和抒情方式也是值得探究的。

一、封建礼教藩篱内夫妻情爱的独特表达

在浩瀚的古诗文作品中，文人对情人表达爱意屡见不鲜，却“羞于言内”，可以说悼亡诗是诗人“可以公开合法地表达自己对于配偶之爱的唯一机会。”③这和中国礼教对文人的约束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对人伦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早在《三字经》中就已提到“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时的“夫妇从”还有相互顺从之意。到了《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④，便强调了夫妇有别。此外对妻子还有三从四德和“七出”的限制。妻子在家庭中扮演着附属品的角色，对丈夫毕恭毕敬，用心服侍，因此妻子对丈夫更多地是一种敬从。而丈夫对妻子纵使有爱意，由于伦理道德的束缚，也不敢公之于众。丈夫对妻子的爱反倒不如对情人艺妓的爱来的自由，所以在作品中我们常看到文人对情人艺妓倾吐爱意，却极少提及夫妻恩爱。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男人应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文人们为了迎合世风，保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形成了“不言内”这条不成文的规定。

而妻子一旦离世，诗人便不再受“不言内”这条规则的控制，诗人在妻子生前的缄默无语在此时化作无尽的歉疚与遗恨，妻子死后留下的空虚与寂寞在此刻也化作诗人绵延的绝望与伤痛，一首首悼亡诗就像是诗人宣泄的出口。悼亡诗是在封建礼教的藩篱内夫妻情爱的独特表达，在悼亡诗中，诗人才敢光明正大地把以情爱为基础的夫妻关系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对女性的情感与生命给予了极大地关心与尊重。

二、悼亡诗中诗人独特的爱情观与生死观

悼亡诗为我们了解古代诗人的爱情观提供了机会。中西方爱情观截然不同，西方人重恋爱，而中国人重婚姻。夫妻间不应该亲密无间，相敬如宾即可，这种受封建礼教影响的爱情观致使诗人在妻子亡故之后才敢表达情思。而受这种爱情观的影响，妻子在悼亡诗中的形象也大多是善良贤淑的，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如此才能使悼亡诗变得“合法”。《诗经·邶风·绿衣》中虽然未明写妻子的贤惠，但从主人公睹衣思人的伤感中也能感受到妻子在世时对丈夫的关心与照顾；元稹《遣悲怀·其一》中“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拨金钗。”让一个为了丈夫倾尽心力财力的妻子形象跃然纸上；梅尧臣《悼亡三首·其三》中“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更是用“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表达方式直接道出妻子的“美且贤”。从符合礼教规范的善良贤淑的妻子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爱情观也是有着浓厚的人伦情味的。

悼亡诗是直接表现死亡的文学形式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生命的思考。受儒家“乐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西方人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死后会到达极乐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死亡的悲剧意味。而中国人则认为生命只有一次，“人死如灯灭”，不相信天堂与灵魂的存在，所以，在死亡的情感倾向上流露出来的往往是凄惘郁结。诗人们不愿意接受死亡，于是沉浸在一遍遍的回忆中不能自拔。面对妻子的死亡，悲痛之余，也引发了诗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思考。如潘岳《悼亡诗三首》其一：“茬再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沈约《悼亡诗》：“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消亡……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元镇《遣悲怀三首》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等。逝者已逝，生命无常，无不引发诗人对生死的思考。

三、悼亡诗独特的意象运用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①悼亡诗中诗人的主观情意必定是沉郁悲痛的悼念相思，所以其意象运用也显示出独特性。多使用双栖动物形象衬托孤独，用藤蔓松柏等植物表达相思，用日常生活意象来倾诉怀念，这些沾染了作者悲痛相思之情的意象，组成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画面，使得悼亡诗具有比一般题材更具感染力。

悼亡诗中常常出现翰林鸟、比目鱼、鸳鸯等双宿双飞的动物意象，提到这些意象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夫妻琴瑟和鸣，比翼双飞，因此也更加反衬妻子亡故后丈夫形单影只的寂寞悲伤之情。如潘岳 《悼亡诗·其一》中“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元代揭溪斯《饮酒篇悼亡后作》中“蝴蝶飞飞春草草，对语黄鹏清且好。有酒有酒且莫沽，庭一前独宿鸳鸯雏。”同样，植物意象也常常是葛生，蔹，连理枝，松柏等表达依靠与相思之情的植物。《诗经·葛生》中“葛生蒙楚，蔽蔓于野”，葛藤攀附着荆条、荆树，敛草蔓延于荒野，正如夫妻间的相互扶持和依靠，而今配偶亡故，只剩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由使人心酸。汤显祖《清明悼亡诗五首》其二中“沓水青林断女萝，廿年松柏寄山阿。南都不解成长别，才送卿卿出上河。”松柏是长青植物，“长青”谐音“长情”，种于坟旁，以表达对亡妻矢志不渝的思念之情，诗人用廿年松柏来寄托哀思，是表达了多么浓烈地怀念。

悼亡诗往往在细微处见深情，这便少不了对日常生活意象的描写，由此来表达对亡妻的爱和思念之情，平凡但动人，质朴却真挚。俗话说“千年修得共枕眠”，然而当同床共枕的伴侣离世之后，诗人的孤独寂寞之感可想而知，此时，当初夫妻共眠的床、枕、衾、幔等无一不引发诗人对妻子的怀念与思念。潘岳《悼亡诗·其一》：“怀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诗》：“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都是用了床、帐、屏等意象。梳妆打扮必定是妻子生前必不可少的事情，所以镜子，妆台也是悼亡诗常用的意象，江淹《悼室人诗十首》其一中的“宝烛夜无华，金镜昼恒微”正是用了此类意象来表现妻子的美丽以及对妻子的怀念。

四、睹物思人的独特抒情方式

若论抒情诗的强度和深度，悼亡诗在这方面较其他诗而言更为深挚、强烈。悼亡诗的抒情方式总结起来就是睹物思人、“抚存感往”，一般多用白描手法描写具体的物体或是景物，达到情与物或景的高度融合，从而对比烘托出诗人的哀悼之情，表达出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触，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凉，一种不欲独存的怅惘。

悼亡诗常用质朴无华的白描手法，浅显真挚的语言，去描写勾起诗人思念的旧物或引发诗人伤感的景物情景，常有今昔对比之意，来表达感人至深的情感。睹物思人的手法在《诗经·绿衣》中就已开始使用，“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男子面对妻子生前为自己缝制的衣服，不禁黯然神伤，衣在而人归，如今自己衣衫单薄，再也无人顾惜。这种睹物思人的手法在之后的悼亡诗中也经常被用到，如潘岳 《悼亡诗·其一》中“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元稹的《遣悲怀·其二》“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等等。与妻子生前有关的这些物品在诗人看来最容易触发思念之情，引发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触，也让读者为之动容。

睹物思人不仅仅是具体的物，还可以是景物，情景等。如沈约《悼亡诗》：“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消亡。”春去还会来，花谢仍再开，而逝去的人儿却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身边了。如陆游《沈园二首》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故地重游，却物非人非。面对斜阳，听着凄凉的画角声，不禁悲从中来。

在中国古代夫妇受到儒家正统思想 “谨夫妇，正人伦”“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约束，不敢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夫妻之爱的情况下，悼亡诗为诗人提供了一个平台，使诗人郁结于胸，无法排遣的伤痛得到宣泄，同时也引发了诗人对生命的思考。悼亡诗虽未像山水田园诗，边塞诗一样在古代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反映的独特爱情观，其独特的意象运用与抒情方式都为悼亡诗增添了非凡色彩。

注释

①朱光潜.诗论[M].三联书店,1984:73.

②尚永亮,高晖.十年生死两茫茫—古代悼亡诗百首译析[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6.

③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J].北京大学学报,1984(6).

④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88:125.

⑤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