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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归耕南山”意向分析

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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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和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一样，具有建功立业、“致君尧舜上”的远大理想，但是却一生坎坷，沉郁下僚。文章主要分析杜甫晚年在“归耕南山”留守长安和北投肃宗之间所做的选择，以及产生隐逸情怀的原因、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由此分析对杜甫人生的影响和对我们现在的启示。

关键词：杜甫南归长安归耕南山

杜甫（712-770）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曾经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像《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他一生都在为仕途奔忙，但最终却潦倒落魄。虽然屡次失败，但儒家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无论何时，他都没有放弃过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愿望。在困顿长安的十年间，杜甫曾经产生过“归耕南山”的隐逸思想，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却北投肃宗，历尽艰难困苦“麻鞋见天子”，最终却因疏救房琯而罢官。晚年杜甫漂泊西南，在友朋的接济和穷困潦倒中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

一、杜甫产生“归耕南山”意向的原因

（一）求仕失败，归耕南山。

杜甫的青年时代是在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中度过的，33岁漫游洛阳时遇到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同游梁宋，后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他于天宝五年（746）到达长安，从此开始了他十年的困顿生涯。

天宝六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科举考试，落入骗局。之后，杜甫作《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丈八沟在长安城南，此时，杜甫还有出游作诗的雅兴，而之后天宝十年（751），杜甫在京两次应试失败后，向朝廷进献《三大礼赋》，希望能被皇上赏识，结果仅得了集贤院待制候用的空名。献书干谒，希求荐引，但都最终落空。十年之中，历尽辛酸，过着“买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生活。次年，杜甫游曲江，有感仕途失意，作《曲江三章》，以抒发自己隐逸情怀。现实的残酷使杜甫曾经的理想和志向都慢慢地消弭，生出一种浓重的无力感。所以诗人心灰意冷，准备回到终南山隐居度过自己的晚年。可以说长安十年的经历让杜甫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科举干谒都以失败告终，仕途无望，使杜甫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地了解，也让他的雄心万丈化于无形。

（二）社会现实残酷，矛盾尖锐。

天宝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唐玄宗沉溺声色，挥霍无度，不理朝政。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政权。朝政倾轧，奸佞当道，政权内部已呈分崩离析之势。百姓土地被兼并，生活困苦。

杜甫在长安生活了十年，对时代潜在的社会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写了众多的作品来反映现实，但却深感无力回天。天宝十一载（752）秋日，杜甫同高适、岑参、储光羲及薛据，共往长安城南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杜甫借诗歌来讽刺现实，山河破碎，清浊不分，善恶不辨，京都朦胧，政治昏暗。同时，杜甫还写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来揭示唐王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不断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矛盾达到如此尖锐的地步，那么一场翻天覆地的动乱也为时不远。

（三）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儒道互补，亦官亦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常规的人生道路。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础，无数的文人志士也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在每一次社会整合和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文人又经常沦为政权的牺牲品。因为在“入世”的过程中，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山水隐逸的情趣也成为古代文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古代文人的座右铭，也是一种进退自如的处事方式。其实，儒道思想并不矛盾，只是在处理问题上不同的方式而已，而这种方式刚好能达到一种平衡和互补。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在遭受现实挫折的时候，经常会产生消极避世的思想，借徜徉山水来排遣郁闷的情怀。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是特殊时代形成的一种人格范式。它既是承前，更是启后，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因此杜甫在困顿长安时期，仕途失败之后，看到残酷的社会现实，产生“归耕南山”的思想也不足为奇。

（四）世居城南，故乡情结。

唐人具有浓重的长安情结，而杜甫也具有这样深厚的故乡情结。杜甫对其祖父杜审言的崇拜和自豪，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坚持，都让他对功名具有强烈的渴望。

杜甫初到长安，父亲杜闲尚在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做县令，他的生活比较优裕，有可能在杜曲置了薄田，以备将来安家。之后杜甫应试失败和干谒无望，写出了“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的诗句（《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天宝十二载（753年）初夏，杜甫写下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的诗歌，地点在长安城南少陵塬畔（今何家营），他看到此地“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这里风景清幽，民风淳朴，让他能暂时忘却尘世烦恼，所以竟然产生了卖书买宅的想法。不管这是不是他的激愤之语，但却是他在自然山水之中内心情绪的自然流露。仕途坎坷，欲退隐山川，但却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矛盾而又痛苦。于是，他在天宝十三载（754年）写下《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地处长安城南，“城南韦杜，去天五尺”，尽管杜甫在诗中表现了对韦曲自然风光的喜爱，但此时，他还不准备彻底归隐，但前途无望，遥遥无期，不久之后，他面对无奈的现实，毅然离开京城到南山北麓的杜曲落户。

杜甫从初入长安，参加科举，四处干谒，到最终定居长安城南，经历了矛盾和斗争，让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更清醒地认识，无奈之下，回归故乡。天宝十四载（754），秋雨成灾，关中缺粮，杜甫生活更加困苦，他又重新四处干谒，但依旧徒劳，之后他携家至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带着家人四处逃亡，颠沛流离，当他在羌村避难时，听闻肃宗已于天宝十五载（756年）在灵武即位，他毅然北向延州，投奔灵武，不料中途陷于叛军手中，被叛军押解到已经沦陷的长安。杜甫在长安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他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家形势，一方面提出救国之策。至德二年（757年），杜甫决定逃出长安，投奔肃宗，于是，他寄住大云寺，从金光门逃出，潜投凤翔行在，于至德二年五月十六日，被唐肃宗奉为左拾遗。可一开始，就因为他疏救房琯而几乎获罪，之后尽管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仍然于乾元元年（758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被唐肃宗逐出了长安。

二、杜甫未能坚持“归耕南山”的原因

（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志向

在杜甫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的熏陶和教育至关重要。杜家世代为官，远祖是晋朝名将杜预，杜预于文而言，又称“左传癖”，于武而言，又称“杜武库”，也是杜甫一生供奉的楷模。杜甫在《进雕赋表》叙其家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五律尤其精妙。亦与陈子昂齐名，受武则天赏识。杜甫对乃祖的评价相当高，在文中称，“天下之人谓之才子”（《万年君墓志》）；在诗歌中，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杜甫的父亲杜闲曾做过奉天县令。杜家是仕宦家族，对家族荣耀的自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使杜甫具有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也让他从小树立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志向。

这种理想也成为杜甫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影响深远。

（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尽管杜甫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曾经表示过想隐退江湖，悠游于山水之间，但由于家庭的熏陶和他自己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放下过仕途。无论他是否在其位都想谋其政。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借诗歌抒激愤之语，望能安静度日，而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安史之乱爆发后，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杜甫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灾难，国家危亡时刻，又燃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杜甫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封建社会下，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个身先士卒的践行者。他具有远大的志向，时刻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又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浓重的历史责任感，时刻以国家兴亡，百姓富足为己任。杜甫是儒家“仁民爱物，忠君恋阙”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在他遇到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他用道家的隐逸思想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和通达，一有机会，他又会继续追求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杜甫是一个地道的儒生，只是他的作为更加富有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使儒家思想变得鲜活和亲切。

（三）安史之乱爆发，时代危机加深。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杜甫最终未能“归耕南山”的根本原因，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国家危亡就是杜甫最终走向朝堂的直接原因。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可以选择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但难能可贵的是杜甫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历尽坎坷，在叛军的监管下出逃，追随自己一直坚持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杜甫看来，唐王朝代表正统思想，终究会平息叛乱，也能给他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最终他得到了一个通往仕途的合适机会，即使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但是可以亲自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对杜甫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但一切并不如他所愿，终因房琯事件而离他的理想失之交臂。

深受儒家“忠君恋阙”思想熏陶的杜甫不可能退隐山林，因为在他的心中，永远没有熄灭功名之火，无论他身处何种境地，都希望能够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既能够像他的先祖一样，深受统治者赏识，又在文学上有一席之地。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给他了一个合适的契机。

三、结语

“归耕南山”是一种隐逸情怀，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遇到挫折的直接反应。杜甫在长安十年，在长安城南多处地点留下了他的脚踪，甚至还留有田产。科举失败，无人荐引，在他最灰心的时候他发出过“归耕南山”的感慨，也曾定居在杜曲，表示对这种生活的满足，但一旦出现变故，他总希望走仕途经济的道路。所以安史之乱爆发，他毅然投奔唐王朝的统治政权。老杜没能在山林之中独善其身，没有实现他“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抱负，却在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依归，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记录现实，揭露矛盾，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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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琳.杜甫的京城诗与长安京城文化[M].湖南城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