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

【内容摘要】佛教艺术是一种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对佛教艺术的研究属于宗教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佛教哲学思想中的禅宗传播地区主要为江南一带，历史上湖北尤以禅宗祖师道场集中为胜，禅宗对湖北佛教造像艺术思想影响深刻。文章以武汉寺院佛教造像为例，调查整理遗存、分析武汉佛教造像资源现状及地方特点，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策略方案。

【关键词】艺术资源  武汉地区  佛教造像

历史上的武汉及周边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长江中游佛教传播的集中地区，也是历代中国中部地区佛教发达的区域。对武汉佛教文化资源的调查对整理长江中游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其佛教文化的发展演变具兼收并蓄的文化特性及都市化的特征，尤其作为近代历史变革首发地，发端了近代佛教改革运动影响至今。整理武汉佛教资源对挖掘湖北佛教造像的艺术遗存和人文价值有重要作用。

一、武汉佛教思想传播历史与佛教艺术发展

武汉佛教造像艺术研究可追溯至早期佛教传入的初期，“吴国译经，始于武昌”。武汉及周边鄂州等地为长江中游地域最早接受佛教、传播佛教的地区。东汉时期佛教开始渗入中国，三国初期孙权定都武昌（今鄂州）。先后有支谦、维祗难、竺将炎等名僧为避北方战乱来此，并在孙权支持下从事早期译经活动。早期的佛经翻译对推动佛教在长江流域的传播和普及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武昌、汉阳地区持续混战，如汉阳却月城、南北朝梁争夺郢城（今武昌）等，使现在的武昌与汉阳作为魏晋南北朝的战场之地不利于保存文化遗留，但战乱之苦使佛教得以发展，民间信仰自由广泛。例如，武昌大东门莲溪寺出土三国时期的铜牌“鎏金铜佛像”和白毫相俑具备明确纪年“永安五年”，是中国现存最早明确纪年的佛像文物遗址。

南北朝至唐初禅宗文化由寂而显，武汉地域正处禅宗初盛的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中心地带。《江夏县志》记载京口（今江夏）“初祖（达摩）入中国，折苇渡江即此，后人建亭塑像以祀之”。历史记载生活于武汉（武昌唐以后名鄂州城）受正式印证的法嗣禅僧众多，如《宋高僧传》卷十一记载鄂州无等禅师“至武昌睹郡西黄鹄山奇秀，遂结茅分卫”。《宋高僧传》卷二十九记载唐鄂州开元寺玄晏，“释玄晏，江夏人也”等驻锡武汉的高僧。由于早在唐后期，鄂州（今武昌）极速发展，有誉为“东南巨镇”。直至今天，武汉四大丛林皆为禅林，可见禅宗文化底蕴深厚。

作为中部政治中心的武汉地区，都市中修建寺院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唐初，唐太宗大将军尉遲敬德在武昌今洪山监修弥陀寺，即现在武汉宝通禅寺，寺中有铁佛6尊，最大的一尊高达4米。宋时城中有开元寺，“在城南一里”，“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南宋时，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所铸铜钟，重达一万三千斤，并有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所铸铁佛。明清以后，寺名改作铁佛寺。宋时城外有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齐王中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黄庭坚《头陀寺》诗云，“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濈濈”。明代楚王朱桢修建千佛殿请来高僧无念主持寺庙，大做佛事，调经斋僧，并在楚王府内修有长春寺，楚王还多次主持维修洪山宝通寺。随着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趋向淡薄，城市文化中的都市寺院正发生着演变。

二、武汉寺院佛教造像艺术的典型生态：都市寺院文化

武汉作为历史上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经济繁盛，寺院渐兴于都市并发展演变，形成了其特有的都市寺院文化现象。近代以来，城市文化中的都市寺院正发生着演变，一方面出现了市廛、寺观等在城市空间的交错定位，在空间上相互渗透与侵据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寺院改为学堂、商业会馆渐渐隐没，宗教空间渐渐变为商业空间，成为武汉近代都市寺院的世俗化、商业化演变趋势的一大特点。武汉地区寺院的佛教法事活动除消灾祈福外也有特殊性，由于武汉为历史上重要军事要镇，也是古来征战之地，当地寺院成为凭吊伤亡之所，例如近代辛亥革命次年，孙中山带随员专程到古德茅蓬（今古德寺）凭吊埋于此地的革命烈士。近代都市寺院曾兴盛一时，如清朝出版《汉口丛谈》刊登的老汉口镇的地名，其中一半地名沿用当地寺庵或稍加改动而来。沿着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发掘武汉都市寺院佛教艺术资源，由此能挖掘出更多的地域文化特色。

三、近代武汉佛教艺术文化资源：辛亥革命与佛教改革运动

作为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汉地区民族企业渐兴，兼收并蓄各种新兴思想，为近代佛教僧制改革提供土壤，出现了以太虚、持松、来果、慈舟、妙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大德。晚清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在武汉开展佛教文化革新事业，创办武昌佛学院、组织佛教正信会、建立“武汉佛化新青年会”、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发表系列阐扬“人间佛教”的重要文章，掀起了现代僧伽教育之高潮。武汉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重镇，名震海外。抗日战争时，圆瑛大师率领“僧侣救护队”撤退到汉口，开辟寺庙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武汉的教育、文化及抗日救亡运动等深切影响了武汉近代佛教发展。后太虚圆寂，其八分之一的舍利子留存武汉，建太虚大师的舍利塔至今保存。当代中国台湾佛教会会长白圣长老、百龄高僧本焕长老等均出自湖北武汉。近代佛教改革的实行在武汉有深厚的基础，正是武汉近代佛教文化资源可挖掘之处。

四、武汉佛教艺术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倡议

佛教历史建筑、佛教造像艺术不仅是地方文化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当地人情感记忆、构架地方文化的身份认同的感情支撑。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地区很多佛教造像和佛教遗迹早已淹没，但近代寺院建筑与造像艺术保存相对完整，兼具地方特点。现存的城市佛教艺术遗迹，如何让佛教文化资源为当地历史文化建设再起作用值得我们研究。

近代武汉是中国佛教文化革新事业的重镇，然而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正迅速遗失，我们对武汉寺院佛教造像艺术资源调查以对其做及时补救整理工作。目前城市的快速发展，如何妥善处理保护和开发的都市寺院和佛教文化资源亟待解决，如市井中的都市寺院如何解决面临拆移搬迁和历史资源保存的问题、在民俗信仰基础上保护性开发佛教文化资源等问题。因此，挖掘武汉寺院佛教造像艺术遗存和这些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并及时补救整理十分紧迫。

（注：本文为2013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39009）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责任编辑：贺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