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鲁艺》摄制组

1938年8月，我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了广东八路军办事处，再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终到了延安。

我先是到了陕北公学政治班，陕公毕业的学生有可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有人到了重庆、有人到了昆明……好多地方被介绍来介绍去，当时来讲，我有可能会回到原地。后来鲁迅艺术学院到陕北公学挑人，因为我会吹口琴、拉手风琴、弹钢琴，虽然并不专业，但也被选上了，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三期的学员。

我和冼星海原来在香港时就认识，在鲁艺再次见到他，显得格外亲切。我们就像亲戚似的，他讲广州话我可以听懂，他说香港话我也可以听懂，什么叫香港话呢？香港话就是英语加广州话。比如“吃饭”，香港话就会讲“eat饭”。在冼星海的指挥下，我们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很成功，冼星海创造了各式各样的乐器，都很适合《黄河大合唱》。

当时在鲁艺，我感觉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管吃管住还不收钱，不像我在香港的时候，房租就要6美元。我们住集体宿舍，每人吃的东西也差不多，国共合作的早期，延安的粮食都是从西安购买的，后来国民党撕毁协议，西安这条粮食渠道就断了。

延安粮食短缺，我们1万多人就撤出延安到了晋察冀，1939年夏天到了河北正定。算起来我在延安待了不到一年，但我们把延安的文艺带了出去。

后来我担任了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的音乐队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国大典的任务落到了我们军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