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琨

【摘要】 在工业社会与经济发展相融合这一主旋律中，控制碳排放这一元素逐渐成为绿色经济模式下的新篇章。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各个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就要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然而，由于中国发展进程模式的特殊性，让国有企业及所有制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止局限于赢利，而更加放眼于生态元素的追求。面对如今的经济转型阶段，本文聚焦于碳排放税费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并结合庇古税、供求关系等模型，提出了可行性税收方案。

【关键词】 碳排放 碳税 市场分析

一、碳税提出的背景

中国正进入经济转型阶段，国家致力于加快五位一体建设的有效进程，此模式下的生态追求逐渐成为发展阶段的重要要素。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西方部分国家已在碳排放背景下提出了相关税制。基于中国的国情，本文以碳税的提出为主旋律，由近期中国部分城市的雾霾天气引发选题方向，对碳排放税的实施方案及模型比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同时，通过已知相关数据的罗列与分析，本文合理融合供求关系模型以及庇古税理论，对碳排放税的提出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分析，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式各企业及领域的横向、纵向不确定性背景，提出了碳排放相关税制的中国式方案。

1、自然背景

作为能源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碳排放量居世界前列。就发展以及民生的角度出发，我国的生态压力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据调查显示，我国的气溶胶浓度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南亚城市，而远高于欧洲城市。然而，一系列的固体颗粒气溶胶作为凝结核，参与到了雾霾的形成过程中。近期，北京出现了罕见的持续雾霾天气现象，这一现象不只形成于碳等烟尘的排放，而且会更加利于气溶胶的积聚和凝结，而工业排放，尤其是碳排放，也成了沙尘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为了促进全流程能源高效利用、效益与废物排放一升一降的进程，必须加强碳排放的控制机能。

2、社会背景

（1）政治层面。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国的黄金发展阶段，亦伴随着环境事件的集中高发。环境问题，尤其是碳排放问题，一直是高消耗、高排放经济体系的必然产物。我国正处于环境保护的技术探索层次，效益与排放的权衡，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对政府的挑战。在政治问题的边缘，为了控制烟尘排放，政府正逐步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公众形成一定的公信。目前，我国尚未引进碳税，国家还没有开始对碳排放问题进行有效的调控。而这一牵涉到政府的环境市场导向问题，值得引发人们深深的思考。

（2）经济层面。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低收入高消耗的经济模式，社会在发展，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也正在发生巨大调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就开启了以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征程，工业在产业结构中也日益进入高度化时期，牵动着经济发展命脉。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为了把握国民经济发展脉搏，我国将以改变粗放型经济模式作为重要引擎，并将工业发展的调整作为“主攻”，因此所引发的碳排放问题在国际竞争中日趋激烈。为了抢占绿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们有必要以碳税的提出为主线，聚焦创新发展以及绿色可持续，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科技层面。当碳逐步威胁到人类生存之时，它的排放便像稀缺资源一样，跨入了经济学的视野。目前我国致力于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的“双轮”模式发展阶段，而纵观世界经济，科技进步作为突破旧发展战略的驱动力，让我们不得不着眼于未来发展，化矛盾为契机。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包含碳元素的有害物质的大量排放，促进了我们主动谋划应对战略，着眼于国外先进税收战略。而碳税的提出与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中国工业科技发展的好势头，在市场、消费、工业成本等指标弹性中，宏观凸显我国稳中求进的五位一体建设。

二、碳税可行性案例分析

1、纵向中外对比

对于碳排放税，西方部分国家已经进行了阶段性的测试与实施。1997年，哥斯达黎加作为生态先锋，引进了碳税这一税种，面对良好的环境绩效指数，这一举措在环境层次上享受着突破性待遇。此外，他们对环境的重视，反而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可见，立足于绿色经济，碳税这一理念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优越性。

2007年，新西兰政府深入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在多次计划征收破坏环境的固体、气体税费进程中，提出了碳税的征收举措。新西兰政府采取了每排放一吨碳，征收一定数额的新西兰元制度，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部分高耗能企业采取相关保护性措施等。这一新税种，并未增加国家收入，但也未给各企业造成实质性负担，得益于政府通过其他税收变化与这一税收增加收入相平衡的举措。

2012年，澳大利亚起征碳排放税，各方的关注让之成为了颇受争议的焦点性问题。面对各种机遇与挑战，澳洲在实验阶段终期，依然开辟了碳税的进程。与新西兰相类似，澳大利亚采取了政府补贴与成本负担相抵消的方式，缓解了各行业之间的压力竞争，间接促进了碳的不确定性调节机制和环境的间接管制。

在碳排放量猛增的今天，一部分国家跟随了可持续發展理念。从长远考虑，通过碳税的推行，可以逐步降低碳排放量。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十分复杂的国情现状，如何将碳税跨入战略性实施行列，是我们研究碳税的方向。

2、聚焦中国企业

部分行业不是集中排放型企业，也不是外向贸易型发展模式，因此碳税的提出会对其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面对这一争议，并综合供给与需求等主导性因素，对风险的预测以及碳税的中国特色进行研究，是主导新税制提出的关键。然而，当经济结构被有效调整到低碳排放的经济体系下时，这种有利于碳排放的技术性投资以及结构调整，就不会导致国家GDP的明显损失。在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的宏观局势之下，碳税这一渠道将引领区域性经济开始主动迈向可持续高效发展的新阶梯。

三、我国实行碳税的可行性

1、供求关系的原理

假设在碳税征收之前，某工厂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分别为S和D。由于不向买方征税，而是向卖方征税，在任何一种既定价格下，该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需求量是相同的，所以需求曲线不变。由于向卖方（也就是工厂）征税，提高了生产和销售该产品的成本，因此征收烟尘排放税后，每一价格下的供应量相应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到S。因此，均衡价格上升，该产品的售价提高。此时，买方和卖方同时分摊税收负担。

假设在供给曲线不变的前提下，以水泥行业为例，当工厂提供的产品缺乏需求弹性时，征收碳税后，由于买者的需求弹性较小，分摊的税收负担更多，所要支付的价格也相应增加。水泥行业现在的产量产能严重过剩，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在相同条件下，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价格较低的产品。而技术革新效果明显，达到国家减排标准和税收优惠条件的企业在价格上占据优势。相比，污染量大且产能较低的工厂将会被淘汰。在此情况下，碳税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继续提高科研技术，加大对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力度，以求降低成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以煤炭生产为例，引用煤炭需求长期弹性的分析：

lnTCt=？茁1lnRGt+？茁2lnPCt+？茁3lnPOt+et （1）

（1）式中，TCt为人均年煤炭消费量（kg）；RGt为人均年实际GDP（元/人）；PCt为年煤炭价格（元/ t·a），POt为年石油价格（元/ t·a）；et为残值；？茁1、？茁2、？茁3为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和石油价格交叉替代弹性。根据相关资料的数据与对该模型的定量分析：

LTCt=4.836042LRGt-4.343227LPCt+1.574094LPOt（2）

由（2）式得出，煤炭需求量的长期收入弹性为正（4.836042），价格弹性为（-4.343227）。此时，当产品富有弹性时，在征税后，由于生产者分摊的税收负担更大，因此其生产单位产品的价格上升。技术革新明显而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亲睐。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成本大的企业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成本，将会逐渐退出市场。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市场需求关系变化的环境下，征收碳税能有效鼓励高耗能产业进行技术革新，降低碳的排放量，淘汰技术不过关和低产能的企业，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空气净化的目的。

2、庇古税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由于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所关心的是个人净效益PNB，因此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性，从而使私人的最优导致了社会的最优。

根据庇古税的理论，社会边际成本SMC曲线与个人边际成本PMC曲线不重合，两者之间相差AB的距离，即外部性。

MR曲线与SMC曲线相交的A点所对应的P2是社会生产的出清价格，与PMC曲线相交的C点所对应的P1是私人企业生产的均衡价格。此时，当企业以P1价格出售时，供求平衡，Q2为市场需求，而Q1为私人的最佳产出，社会为私人对环境的污染承担成本。而同理，社会最优产量为Q2，社会最优产量与私人最优产量之间的差值（Q2-Q1）就是资源的浪费。因此，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生产会根据税率的调整而调整，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当税费I=AB时，PMC曲线上移，与SMC曲线重合。此时达到新的市场平衡，使私人减少生产中对社会带来的污染，生产适合社会需求的产品。

碳税的征收促使私人企业在生产时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让他们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

四、结语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型社会中，我国必须积极抢占绿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以改变粗放型经济模式为引擎，并将城市工业化作为调整的主攻方向。碳税的提出，加之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是把握我国经济脉搏的重要途径。因此，碳税的现实性分析以及可行性应用价值是对我国绿色经济调控的深度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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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