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

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历史背景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央苏区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完全背弃了毛泽东在粉碎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时制定的战略作战方针，采取冒险盲动的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屡战不利，损失惨重。

1934年春，广昌会战失败，中央苏区大门被敌人打开，中央红军被敌人压迫到闽赣边界的瑞金、石城地区。在湘赣边区作战的红六军团亦被8个师的敌人压迫在永新牛田、津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时，敌人一面赶筑碉堡，巩固既得阵地，一面又在集结更大兵力，构成重重包围圈，形势极其严峻、险恶。面对这种反“围剿”已毫无取胜希望，敌军步步逼近，而中央红军留在苏区内线作战取得胜利已经极少可能的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开始为退出根据地做直接准备。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在给湘赣军区训令中，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十七师、十八师组成红六军团，离开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苏区。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对红六军团的行动作了如下部署：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附近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络。

中央与军委这个决定有如下的目的：

1.六军团以自己湘中的积极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分，最广大的发展当地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斗争，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致命威胁，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计划及辅助中央区之作战。

2.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有生力量，并在积极发展游击活动中加倍地扩大。

3.……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为总的前提。”

训令对红六军团的具体行动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3条规定：

1.“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一带从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地段，或其以南，转移到红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游击区域，高度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

2.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留。第二步应转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并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

3.以后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红六军团接受任务后，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召开了全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会后加紧了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力量。在对兵团突围进行了周密、审慎的研究、部署后，确定选择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段突围。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桂东活动的独立四团接应和掩护下，从江西的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溪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衙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线，并先后袭占藻林，攻占左安，昼夜兼程，破敌寒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线，于8月11日进入到桂东以南寨前圩。当晚，部队派出前卫第五十三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之间20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胜利地突破敌人堵截，跳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二、红六军团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训令的部署，红六军团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8月11日抵达桂东县寨前圩一带开展革命斗争。

寨前圩是桂东县南部的一个小集镇，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的重要游击区和物资补给地。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寨前一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以势不可挡的声势，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动摇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的人员很快发展到近万人。1928年8月，毛泽东率工农红军来桂东迎还红军大队时，寨前地区人民又以极大热情从各个方面支援工农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对工农红军感情特别深厚。“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老百姓见红军来了，十分热情欢迎。”

8月11日中午，红六军团胜利突围到达寨前圩后，整个部队沉浸在一派欢乐气氛中，立即广泛地开展了各项活动，一面在圩镇及其附近村落张贴标语，深入群众宣传我党政策，另一方分兵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筹集粮饷，把打土豪实物分給劳苦大众。

为了迎接红军的到来，奉湘南特委指示，中共寨前地下党组织早已做好迎接红军的各项工作。红六军团的到来，寨前一带再度掀起了迎接、慰问红军的高潮，人民群众纷纷投入为红军带路、筹饷、筹粮、提供敌情，捉拿奸细等活动。圩镇上的群众亦纷纷为红军卸门板、洗衣，为伤员熬药治疗伤脚，寨前一带再度展现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画卷。一批有志青年黄存先等亦在此期间加入红军队伍，随军南下。

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的河滩上召开连以干部参加的大会，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1][2]大会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宣布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和主要干部的任命。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十八师长;甘泗洪任十八师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任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组成以中央代表任弼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六军团转移西征。

会上，任弼时、萧克、王震先后发表讲话，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目的、任务，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不怕艰苦，连续作战的精神，为完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赋予的转移西征任务而奋斗。

红六军团在桂东寨前圩举行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为执行首发先遣西征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册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大会以后，任、萧、王向中革军委朱德电报了“六军团行动计划”。根据7月13日，“不宜久留”的训令，决定从寨前圩立即起程，转移西征。

是晚，夜幕降临，萧克下达了起程军令。在茫茫细雨的夜色中，这支9700余人的先遣部队，以红独四团为前导，向湘南进军，从而“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3]

三、进军湘南，转战湘中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境活动，电令广东、广西、湘南军阀，调动兵力分别在湘、桂、粤边境堵截，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之间。

由于军情变化，红军决定放弃在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计划，乘国民党军部署未形成之际，于8月12日，从寨前圩出发，进军湘南，经湘南汝城、郴县、桂阳、嘉禾等县，辗转进入湘中的新田、祁阳、零陵等地寻找立足点，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未果。根据湘江两岸皆为敌军重阻，军团无法渡江的状况，只好急转南下，折而返向。在破坏了湘桂敌军尾追、侧击计划后，进抵湘桂边境。尔后，在湘西南、黔东一带，艰难转战，以自己坚定的意志发展游击战争，为配合中央主力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六军团在转战湘南、湘中期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地下党组织的有力支援。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带路、烧茶水、筹粮食、接收伤病员;地下党则组织游击队配合烧碉堡、割断电线行动打击敌人。红军每到一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开展打土豪、开仓济贫等斗争，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湘桂边界期间，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红六军团以其不辞艰辛，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以灵活机动，忽东忽西大踏步来回转移的战术，使敌人不知所措难以实施围堵计划，实现了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然而，由于对中革军委“把必须的东西要带走”的意图一时尚未深层次体会，红六军团在转移西征中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的机器、石印机等一同带走，结果在行军中前面走10里路，后面就掉队一二里。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造成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干扰了找战机的决心。此种“左”的盲动错误完全违背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使得红六军团在转移的行动中吃尽了苦头。不久，这种“左”的大搬家行动在红六军团转移西征中被逐步废弃。

四、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

为了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直接配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红六军团于9月9日向西疾进，占领了通道县城。并在该区域的新厂设伏，歼敌200余人，伤敌了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此乃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歼敌一个纵队的胜利战斗之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兵分两路于9月10日进入黔南地区的苗族、侗族聚居地域。部队进入该处后，严格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苗、侗民族人民的拥护、支持。时，湘、桂、黔敌军早已重新制定“会剿”方案。然而由于“左”倾盲动错误路线的中革军委不明实情，其多次电令红六军团“江口前进”，“不得西进”的错误指挥，导致10月7日红六军团抵进黔东甘溪一带时，遭敌24个团的三面包围，战斗失利。红六军团一部被敌人隔断，主力被迫转移，部队损失三分之二。几经浴血奋战，在苗、侗民族人民支持下，军团主力终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主力（即红二军团）“于10月24日，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村会合”。④至此，红六军团圆满完成了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赋予的先遣西征任务。

红六军团西征是事实上的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是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拟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退出中央苏区，寻找立足点开辟新的根据地统一的军事部署。其具体行动，乃至细微末节均受命于中共中央直接指挥，从属于中央红军总战略。自1934年8月7日，在江西省突围起，至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村与红三军会师止，历时78天。

期间，跨越湘、桂、川、黔四省，途经湖南省18个县，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尾追、堵截;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地形、地段、民情、气侯;实施了大规模了战略转移;沿途布下了革命火种;为完成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期西征，起到了先遣队的重要作用。

五、深远的历史意义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注：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称为红三军，至1934年红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木黄会师后，于10月27日，在四川酉阳县（今属重庆市）南腰界召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任弼时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恢复红三军为红二军团番号。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第六两个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两军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新根据地具有深远意义。

有了根據地就有了革命斗争的依托。不久，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湘北区域后，发动了湘西攻势。在永顺县十万坪歼敌两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是两军指战员团结密切配合的结果，是扭转两军困难局面的转折点，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11月16日，按中央书记处电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任弼任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为委员。接着，湘鄂川黔军区成立，贺龙任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治委员。

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经历主动进攻和反“围剿”的革命斗争，使得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二、红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两万多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建立并形成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打下了扎实基础。

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的重大军事行动。围绕策应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探出一条通道的任务，从实际出发，勇于抵制中央的错误指挥，甩开行军“包袱”，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符合客观实际军事原则实践，周旋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之间，积累了长途行军的经验和教训，完成了中央赋予的先遣西征任务，在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湖南人民革命史[M].湖南出版社.

[2] 江西省新余市委党史办公室原件.

[3] 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求是，1996.20期.

[4]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99页.

（作者系桂东县陈列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