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上

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群众路线的形成，经过了发生发展历程。桂东早期革命活动，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孕育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桂东的革命实践创造，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仅是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更是党员干部开展群众工作、践行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作为井冈山时期对群众路线的第一次具体化诠释和第一次制度性规范，颁布和创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桂东，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发祥地，而载入史册。

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简言之，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身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实现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新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突出表现，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和生命线。

群众路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大革命时期的桂东已经大体具备了群众路线初步形成的时代条件、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桂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为更好地争取广大贫苦群众的支持与参与，迫切需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约束革命队伍、激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制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有血有肉的阐述，是对群众路线第一次具体化诠释和第一次制度性规范，由此，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在井冈山斗争中的桂东发轫。

一、桂东革命活动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孕育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

1.桂东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强烈愿望，使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

大革命前夕，囿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桂东广大农民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凄苦。“当时占全县总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60683亩，为全县耕地总数的49.55%，人均占有耕地6.6亩;而占总人口80%的贫雇农与中农仅有土地27624亩，只占全县耕地总数的22.77% ，人均只有0.39亩。”[2]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利用地租、雇工、高利贷、囤积居奇等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同时，桂东“虽属弹丸之地，却卓有金汤之势”，是守兵布阵的天然屏障，为历代兵家所注目。军阀混战期间，军阀政府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巧取豪夺，田赋、税款连年加重，各种税捐从无到有，数额从小到大。桂东人民如牛负重，苦不堪言。

桂东人民除遭受军阀政府和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外，还要遭受封建政权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契合了桂东群众求生存、反压迫的迫切愿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

桂东革命青年在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了一个引领广大群众脱离水深火热的方法，这就是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当时，陈奇等采用组织发动农民、学生和工人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将人民大众的力量联合起来反抗各种剥削。

陈奇，桂东县城关镇光明村寨背人，1904年出生，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被推选为桂东籍旅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和湘南学联领导成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湘南学联组织的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党的指派回到桂东，深入城乡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开展学生运动。

这些桂东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奋不顾身投身群众运动，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争取群众支持，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由此，革命思想深入群众心中，促进了桂东群众的觉醒，坚实了革命的群众基础。

2.中共桂东支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使得党和群众关系逐步密切。

1926年6月，中共桂東支部在县城成立后，按照中共二大提出的“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要求，广泛地进行群众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一是吸收进步群众入党。中共桂东支部把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对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培养和发展，积极争取进步群众加入党组织。至1927年3月底，全县有共产党员20余人。[3]二是组织成立群众组织。1926年11月成立了桂东县农民协会通讯处，12月成立了桂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1927年3月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在此前后还成立了区、乡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中共桂东支部或派人担任领导工作，或通过其他方式对这些组织加强了领导。三是培养农运骨干。1927年3月，为培养农运骨干，中共桂东支部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对学员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组织学员与群众一起参与打土豪、斗劣绅等革命活动，提高了学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学员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等群众工作本领。四是组织群众运动。1926年12月，在中共桂东支部领导下，县农协筹备处发动城厢区群众举行了首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各地农民协会纷纷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分给劳苦大众，不动产封存归公;县农协会率领广大劳苦大众跟土豪劣绅开展经济斗争，要求全县实行减租减息，规定不准囤积居奇，要求清理地方公款、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要求实行禁赌、禁烟、禁娼。此外，在中共桂东支部的领导下，县内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等也蓬勃开展起来。五是开展武装斗争。继1927年9月秋收起义，1928年1月，桂东县党组织又发动沙田、濠头等地80多名农民武装，在汝桂边区赤卫队配合下，举行沙田年关起义，攻打桂东县挨户团，击毙伤国民党军20余名，缴获步枪13支。中共桂东支部在上述群众工作实践中与群众逐步建立起了深厚情谊，党群关系走向密切，党的群众路线就在这一过程中有了生根发芽的社会条件。

二、毛泽东在桂东的革命实践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党的群众路线亦是如此，它是群众活动、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不可能产生、形成和发展。

1.毛泽东等人在桂东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群众工作经验。1928年3月，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为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湘南地区，进驻桂东。这时，如何巩固、发展和壮大工农革命军，迫切地摆在了党的面前。特别是党和工农革命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和工农革命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等，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必须考虑、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等人进驻桂东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的群众工作经验。

一是在革命活动中注意争取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才能为革命取得胜利赢得群众力量。如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入桂东时，在大岭坳对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分化瓦解当时国民党驻桂东的挨户团与“灶头勇”（指由“每户一丁”组成的武装）。为保护从穷人家征募而来的“灶头勇”，毛泽东命令部队把枪口瞄准穿清一色黄色制服的挨户团狠狠打击，对穿便服的“灶头勇”则手下留情。大岭坳这一仗，让“灶头勇”们真真切切看到，共产党确实是保护穷人，确实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随后，不少“灶头勇”加入了工农革命军。

二是在革命活动中注重做群众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领导和团结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大革命初期，为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启蒙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入桂东沙田墟时，发现偌大的墟场冷冷清清，家家店门紧闭，户户门前落锁。未走的老人，看到部队入墟后，也惶恐不安，躲在门缝后面往外窥视。通过战士向几位老人了解，原来是国民党桂东当局和土豪劣绅大肆造谣，污蔑工农革命军是“土匪”、“赤匪”，群众不明真相，非常害怕。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亲自到一线了解，分析现状，组织宣传队，采取上门宣传、集合报告、广刷标语等多种手段宣传革命思想，消除群众误会、疑惑和顾虑，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三是在革命活动中注重建立政权组织群众。1928年3月底，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入桂东后，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沙田戏台、同益店、晒布堆等地，向群众多次宣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革命主张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组织部队到农村访贫问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着手桂东红色政权的建设。31日，毛泽东在沙田万寿宫主持召开40余人参加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后改称县苏维埃政府），任命陈奇为工农兵政府主席，下设组织、土地、军事、经济委员各一人。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随即里仁区（四都）、大坪区（沙田）相继成立区工农兵政府，分别由李志光、黄奇志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接着壕里、南边、贝溪、龙头、周江、大湖、东洛、开山、径口、文昌、普乐、杨岭、文溪、江背、蕉源、船塘等19个乡、村也先后成立工农兵政府。同时恢复和建立了农协会、工商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桂东红色政权的建立，极大震惊了桂东县及与桂东相邻几个县的国民党统治当局，也激发了群众参与、支持、投身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

2.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在桂东的革命实践促进了共产党人对党群关系的深刻认识。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了做群众工作的问题，看到了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工作的重点对象，但对党群关系的认识，仅仅是处于思想的萌芽，并没有成文的做法和规章制度。井冈山斗争开始后，特别是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后，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党群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实践，提升了对党群关系的新认识。

一是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使群众工作成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党、政、军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巨大贡献，影响十分深远。这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从而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最早创见。

二是注重维护群众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密切党群關系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根本在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维护群众利益。如1928年3月30日晚，毛泽东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工农兵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做好军队筹款工作。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当年写道：“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4]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在桂东期间，工农革命军从维护群众利益的点滴做起，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舂米、推磨，与群众促膝谈心、交友，消除群众顾虑。在地方党组织和原来的农运骨干、积极分子的协助下，很快地就把那些进行过反攻倒算和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又揪了出来。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躲在外地及深山老林里原先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误会的人，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中，投入到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大潮之中。不几天，沙田一带就传开了这样一首歌谣：斧头砍断寄生柴，革命军专打反动派;工友农友团结紧，革命胜利来得快。[5]

三是注重加强纪律约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创建伊始，队伍成分复杂。有一些小资产者、游民无产者、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再加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部队中有一些人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因此，如何加强纪律教育、克服不良倾向、完善革命纪律，如何建设一支军民关系融洽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等人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初衷。

1、《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突破式探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之前，尽管共产党人对群众工作进行了一些积极尝试，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总结。《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对以往群众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桂东的经验进行了规范化、条理化的阐述，成为党和党领导的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行动指南。1928年4月2日晚，在万寿宫后殿右边一间简朴的小厢房里，毛泽东夜不能寐。他在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将前几个月曾宣讲过但未系统成为条例的工作纪律，反复地斟酌、修改、补充，写下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1927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宣布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将1928年1月在江西遂川李家坪宣布的“六项注意”中“上门板”、“捆铺草”由第五、六项提写到第一、二项。可以说，《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和思考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的认识的一种深化和拓展，是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一次突破式探索。

2、《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具体化诠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之前，尽管共产党注意到了做群众工作的问题，看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工作的重点对象，在党的二大至六大通过的许多决议案都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等方面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但从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仅仅是思想的萌芽阶段，还没有对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阐述，更没有具体内容的阐释。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则以条文形式对群众路线进行具体化的诠释，使群众观点从空洞的概念变成有血有肉的具体内容，变得生动、丰富和实际起来。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例如，“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是“三大纪律”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在对干部和军队具体要求的生动体现。这个宗旨，是当时我党我军区别旧政党和旧军队的根本标志，是党和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石。再比如“六项注意”中的“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都是用具体化的条款规定了尊重群众，与群众平等相处，维护群众利益的具体要求。

3、《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制度性规范。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之前，党并没有从制度上或者纪律上提出要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处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是以这种铁的纪律，将践行群众观点上升到制度规范的层面。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作行动的准则，时时处处都认真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遵纪爱民的行动，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为了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还制定了纪律检查制度。部队离开沙田前，普遍进行了纪律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纠正。在文昌村，有个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水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只水缸的上部有一条细细的裂缝，只在装满了水以后才渗水，部队借水缸时没有察觉。虽然如此，还是作了赔偿。毛泽东当时还解释：“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总比不赔好”。[9]不久后，“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的歌谣，在桂东城镇农村流传开来。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质内涵的第一个宣言，它在昭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的同时，也用纪律条规的形式阐释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是群众路线由简单的群众观念和群众工作经验走向制度化、具体化的第一步。从此以后，党的群众路线经过不断的丰富和总结，逐渐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成为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的重要法宝。而桂东党组织也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群众路线，带领广大群众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使桂东于1949年6月16日和平解放，成为湖南省最早解放的县，成为湘赣粤边界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革命老区县。

综上所述，如果把党的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定位于1928年初至1928年11月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的阶段，应该说是比较妥当和科学的。所以本文提出，桂东早期的革命活動为群众路线的孕育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毛泽东等人在桂东的革命实践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桂东县沙田墟颁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对群众路线实质内涵进行的第一次突破式探索、第一次具体化诠释、第一次制度性规范。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桂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发祥地。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7-298.

[2] 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1921-1949）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4.

[3] 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1921-1949）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5.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

[5] 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1921-1949）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8.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

[7] 中共桂东县委党史联络组、桂东县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桂东历史（1921-1949）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8.

[8]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8.

[9]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09.

（作者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