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霜

摘 要：社会的发展难以逆历史惯性而动，在人类还没有创造出大于历史惯性的力量前，社会将沿着既有的方向发展。纵观社会发展历史，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当结构性关系中一方绝对或者相对衰落的时候，另一方的优势地位则会凸显出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发展亦是如此。而在相对衰落和相对崛起都需要长时间调整过程的这一历史发展惯性的影响下，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凸显，除了自身发展指标需要呈上升趋势外，其他国家发展指标的绝对或者相对减缓降低也是重要的变量。如何利用好结构性关系的这一特点，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期，以此创造更多的“中国机遇”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发展战略问题。反观我国自身发展历程，从趋向性角度来看，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下，我国正经历着“不破不立，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全面改革阶段，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大破”的进展，展露了“大立”的端倪，在国内社会经历着兴利除弊、除旧布新的同时，“十三五”的征程开启，使得“中国机遇”也向着国际社会扑面而来。

关键词：中国机遇；体制改革；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十三五计划”

一、国际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机遇”

我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体量今非昔比， 7%-8%的中高速增长无论是速度和体量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加大、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张，也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和国际社会地位的提升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尚未走出发展迟滞的状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社会还将处于“恢复期”。欧洲特别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仍受欧债危机所累，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力，2014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预测，欧元区经济增长可达1.1%，但到年底，欧元区的实际增长比预期减少近30%，只有0.8%；此外，东欧和西欧国家间经济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欧盟国家间政治诉求的分歧也还在扩大，使得欧盟的区域样板地位进一步减退。日本作为一个保持了20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就开始进入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的阶段，直至2010年丧失了GDP世界第二的地位。2014年以来，安倍经济学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安倍政府也采取了数量庞大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实际是到了2014年年底，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2%，和年初预期的1.4%相去甚远，经济在事实上还是衰退的状态。经济的持续停滞加之日本国内政治改革步履维艰，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缓解与控制，这些问题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日本大国地位的严重褪色。随着世界能源价格下降和普京理政策略中巨大的军费开支，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也随着经济的低增长率而难以恢复，其军事大国地位也在艰难维持中。

我国能保持经济增速发展和国力稳步提升，而国际社会其他主体的综合实力涨幅小或迟滞衰退，这两种发展变化让我国得以抓住时机，通过国际发展现状给予的 “中国机遇”，将努力实现全面崛起化为可能。

二、国内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机遇”

从改革开放到2015年，我国破除了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思想禁锢，在此过程中依照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思想，通过制度变革与创新，本着改革开放的基本原则，政府逐步将社会生活的权利归还给社会，鼓励勇于创新和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变通的进取精神，开放了大批计划经济时代唯有国家才能控制和经营的领域，极大充实和放活了市场，增加竞争多样性的同时提高了市场发展动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由我国新领导集体推动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实行的进一步全面改革是我国综合国力继续保持高增长的稳固基础。沿着这一改革脉络，目前由政府宏观调控为主的一些战略部门，如金融、能源、航空、运输、媒体等行业的部分业务也都有向市场开放的可能，这些领域和部门的“中国机遇”能够大幅促进我国实力的快速增長，相信随着科技进步，经济领域不断扩大，会有更多新行业即将出现。

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将“中国机遇”带向世界，使我们能够利用更多来自世界的资源、人才和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注入新能量。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也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的全球角色将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更负责任，将给世界发展创造巨大机遇。①

三、“中国机遇”的契机与新发展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国际社会话语权和大国地位会日益凸显。“中国机遇”将给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提供共赢的发展平台。“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关系日益凸显，中国机遇的内涵在不断扩充。”②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为“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指导方针也强调除了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外，要建设更加开放和积极“走出去”的中国，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要在把全球治理推向合理公正的发展上起到建设性作用，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具领导力、更负责任的大国角色。这些方针规划充斥着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中国机遇”。例如市场机遇扩大使得消费拓展空间大，企业发展前景好；投资机遇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模式吸引催生更多投资；对外合作机遇扩大，我们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筹建亚投行，都在努力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做贡献。

“中国机遇”从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建立亚投行等方面就已经展露端倪。

“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体系完备、公平互惠，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诉求。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强调，“我们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民共享发展成果。”③同时还提出“希望企业家朋友与中方各类企业、丝路基金和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对接，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探索开拓市场、互利共赢的新路子。希望企业家们继续关注和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把握中国机遇，同我们一道踏上中国发展新征程。”④同时我国也将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受惠，为我国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拓展空间，提升能源资源安全等。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体现出我国“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彰显了我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的信心。相信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沿线国家将积极磋商配合，逐步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规划，共享“中国机遇”的丰硕成果。

与此同时，截止2015年10月9日， 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53个正式签署《亚投行协定》。亚投行既是“中国机遇”为我们提供的国际金融战略平台，更是通往世界的窗口。它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参与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同时还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而为我国实施国际战略开拓了更大的空间。除此之外，亚投行在经济层面能扩大亚洲乃至全球的投资需求，支持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推动欧洲经济复苏。在政治层面既能缓解亚洲一些紧张的地缘政治，也有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成果，从而推动国际秩序的优化。总之，亚投行作为“中国机遇”的一部分，它面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优化欧亚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协作平台，能够促进欧亚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亚投行的建立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也意味着新的机遇期，有利于我国企业加快步伐迈向世界，提升竞争力。

四、“中国机遇”可能面临的挑战

围绕我国当前对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和经济“新常态”⑤下中国的发展与变革所带来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双重维度的“中国机遇”，我们仍肩负着繁重的改革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仍然面临着一些宠大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角度来看，面对高增长带来的“中国机遇”，还有很多繁重的任务与挑战。我们认为只重增速而忽视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而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那么我们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现阶段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比较重。因为只有通过可观的经济增长推动国家财力增强才能够巩固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从而抵御风险，改善民生。而实际情况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全球总需求形成整体偏紧，各国都面临增长压力，我们控制经济增速不过快下滑就已经是挑战了，这对市場运行和政府施策的要求都很高，必须保有改革定力和适当的政策宽松，以保持经济增长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第二，由于地理条件、历史发展等因素，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区域结构的不平衡也呈现出诸多问题，虽然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的制定，区域结构在逐步得到优化。但需求结构和分配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也都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有这些结构得到根本优化，我国的整体经济质量才能够得以全面提升。第三，城镇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仍需加快。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生活、学习、就业，从而刺激消费，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发展，这些都将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相差约30个百分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从工业化角度看，与东部地区相继完成工业化的地区相比中西部的工业化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离发达国家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技术革新和科学创新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四，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当前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试图从机制上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面对当前一些地方行政部门过度干预市场，权力寻租现象依然存在等情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是“新常态”下“中国机遇”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其次，当前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面临转型过程中各种困难的必然选择，经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会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甚至影响一个国家政局的稳定，这就对一个国家政府的治国理政能力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党在十八大提出的政治纲领是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继而党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五中全会强调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则是为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确定了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面对国内社会视域下“中国机遇”所带来的制度性挑战，必须认识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实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组成部分。因为一个国家由经济体制改革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会在最终以政府政策的再调整反映到一国的政治生活中去。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我们一方面能够在改革的时间段内秉持现行体制的功能性与有效性，同时还要扫除现行体制对改革的广度与深度所构成的结构障碍。除此之外，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要想具备有效性和实践力，在选择改革方法上就必须考虑社会各阶层支持的持续性。因为政策选择越是实际稳妥，可行性就越高，也就越能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依据，铺创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方法的选择上，必须选择那些既具备过渡性特点又能够在改革经验丰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彻底解决原有制度弊病，有效遏制问题复发的长效机制来完善和替代原有制度的改革策略，从我国当前的形势和状况而言建立服务型、责任型政府，推行适应性民主改革，就是符合政策选择的方案。第二，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到进一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重点在于“建立健全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这就决定了建立服务型、责任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但是在转型期完成一系列改革还面临很多挑战。因为这就要求政府在转化职能的过程中，要向社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健全和落实好政府及官员的问责制度，同时在还必须强化和凸显人大监督职能。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改革的有效性，发挥改革本身的推动作用，为社会生活和政治职能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历史经验证明，转型社会的政治变革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具备面对“中国机遇”敢于改革的勇气，勇于接受“中国机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样才能够保障国家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好的促进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

五、结语

面对历史发展的惯性带给我们的国际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机遇”，和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所争取和赢得的国内社会视域下的“中国机遇”，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中，我们依然处于民族崛起和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对“中国机遇”带来的发展前景有着坚定的信心，同时我们还必须能够克服前面所述的关于“中国机遇”的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改革中的阻力，以此把握住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综合国力的提高开足马力，致力于把“中国机遇”的发展路径与美好愿景带向世界，实现世界范围内，更大维度的双赢与多赢。（作者单位：防化学院基础部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

参考文献：

[1] 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 亚当﹒普沃斯：《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鹏：《政治体制改革与党内民主刍议议》，《法制与经济旬刊》2011年。

[4] DavidM.FinkelsteinandMaryanneKivlehaneds.，China'sLeadershipinthe21stCentury：TheRiseoftheFourth，Armonk：M.E.Sharpe，2003

注解：

① 鄢一龙：中国“十三五”的世界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30日第01版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3月29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③ ④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3月29日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⑤ 习近平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媒体公开报道称最早始于习近平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