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论析

2015-10-21邓远萍王刚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5年5期

邓远萍　王刚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长足的进步。战后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普遍抗拒阶级主义的国家工具论，转而接受一种多向度的而非单一的阶级统治性质的国家。批判国家阶级性、指向国家社会性构成了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共同话语，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崛起正是基于对马克思国家社会性问题的追问。在当代国际化的理论场域中，努力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应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放于开放性的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并合理归置文本与现实的关系，竭力拓展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视野，借鉴学术资源，转变话语风格，创新话语内容。

[关键词]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国家社会性

中图分类号：D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5002207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任何机构都无法同国家的重要性相比。对国家问题的过分注意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他重要政治因素的贬低”[1]（P71）。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青睐国家问题，按照奥勒姆和李普塞特的观点，这缘于马克思首先是社会冲突论者。“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诸如阶级冲突的思想、诸如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原理”[2]（P14），“把冲突视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旨趣的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以不断的冲突为特征（即使受到压制），或者以保持共识为特征，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3]（P4）。马克思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爆发的生产潜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对抗的加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在保障利益剥削与稳定社会秩序上的显著功效。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社会冲突之上的国家与社会形态的生产体系和阶级结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始终浸淫于政治经济学（国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社会学（国家是由统治阶级掌控的暴力工具）的话语窠臼之中，加之忽视基于现代政治的经验观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施展的意识形态性，后马克思时代的国家理论研究一度陷于停滞之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从而为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4]并探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问题带来了契机。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国际语境

由于系统化理论建构的缺失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鲜有令人刮目的进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淹没于厚重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解释传统之中；战后斯大林主义的终结、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实践的成功以及西方左翼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的逐渐加大，重新唤起了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兴趣[5]（P310）。

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出发来修正马克思的阶级国家观：国家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被资产阶级占有的国家却非资产阶级所能任意操控，国家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满足被统治阶级利益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除了固守国家是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国家具有独立于社会的寄生性、掠夺性这两种论点之外，还叙述了一种不含统治因素和阶级内容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国家负担整个社会”，亦即“关心整个社会、管理市民社会的国家，这种国家甚至给市民社会带来好处”[6]（P140）。在致力于综合和融汇诸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杰索普建构了新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生产者和产物来分析”[7]（P260）。作为社会关系的黏合要素，国家是融合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一个复杂的制度整体，国家提供了积累策略、政治策略和领导权策略之间冲突、整合与生成的制度平台，国家的形态、性质和功能等最终是由资本逻辑、阶级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共同塑就的。

在检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传统过程中，并非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重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学术任务。“关于马克思的国家概念及其国家分析的模型、性质和问题域，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各自非常迥异的解读与阐释”[8]（P910）。

在《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中，帕特里克·邓利维和布伦登·奥利里逐次研讨了多元主义、新右派、精英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新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并总结了五种国家理论内部分别用以描绘国家运行态势的三种形象：“傀儡者形象”、“护卫者形象”和“党派形象”；其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应这三种国家形象的又是三种模型：“工具主义模型”、“功能主义模型”和“仲裁者国家模型”。按照邓利维和奥利里的观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国家描述为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已给出了工具主义模型这一广为人知和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国家是被公民社会中的某一集团从外部控制的消极机构，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的阶级利益导向来规划国家权力的行使；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开始提出了不同于工具主义的仲裁人国家模型：统治阶级与国家的直接统一性被打破，国家权力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单向控制而改由行政官僚自主运用，而作为具备自主意志和利益诉求的社会行动者的一员，国家也可能不惜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去追逐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功能主义模型出现于《资本论》之中，国家是复杂劳动分工情势下各种社会组织的一种协调方式，功能主义视域中的护卫者国家作为体系化的制度力量需要消化群体矛盾与社会问题向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政府机构改革和公共政策格局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9]（P144146）。

作为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最重要的一股政治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包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的施政纲领在理解国家性质的侧重点上也形成了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一种偏离乃至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普遍主张国家具有强烈的超阶级的人民性并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的职责在于经营人性化的社会服务和公共福利。很多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性质的这种理解既有深厚的思想资源，也是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深刻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伯恩施坦认为，国家既是压迫与剥削的机关又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是一种管理机关”[10]（P442443）。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迈入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新科技革命造就了飞速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改革社会福利状况、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共识。民主社会主义者据此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充斥着阶级群体的利益斗争，国家的公共政策也时常面临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国家不再是简单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专政机关，而是反映全体民众的利益要求的公共机构。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写道：“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取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11]（P347）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欣赏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朝着更加民主和合乎社会公正的方向变革的趋势，不认同国家还是马克思当年论说的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或者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的统治工具；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业已压倒阶级统治职能上升为国家的主要职能。

总之，无论是在理论上亲近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与马克思疏远的自由主义以及走中间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当代各种流派的国家理论特别是它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更准确地讲是国家性质）问题的讨论上，虽然观点各异、议题纷呈，但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它们在理论省思中都“突破了单纯的阶级分析而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主要目的是破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以及阶级还原论倾向”[8]（P12）。这种理论研究上的不谋而合在福利国家实践遭遇危机之后仍旧在思想界不断升温。除了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和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赫施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理论、奥菲的福利国家批判理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共同的致思取向是：“普遍反对列宁主义式的国家观点，国家已经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12]由此，关注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国际语境，探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关于马克思国家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或者学术研究中的共同话语是：批判国家阶级性、拒斥粗俗的阶级主义的国家工具论，不约而同地指向国家社会性、接纳社会服务性质的与执行管理职能的一种公共治理国家。于是，在这里探视国际语境中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意义或价值就体现在，立足于当代历史发展的社会现实，在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上构建与国际学术界对接的思想话语，增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国家问题言说上的话语分量，最终目的是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

二、国家社会性思想：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生长点谈论话语和话语权问题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很流行。在话语理论建构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福柯的微观权力学关于话语的分析都已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争夺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宣传活动中的重要行动，当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整合已经愈发依靠对话语权的控制和引导。话语权是指主体所能自由表达话语的权利，话语权问题首先是话语表达的资质，涉及这种权利的有无问题；其次是话语表达的效果，这体现在权利实施过程中话语影响力的强弱问题。较之古代专制社会对话语权的垄断，现代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已使前者并不令人担忧，后者如表达话语的能力、话语的影响力等实践上的效果才是值得看重的层面。因此，所谓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固然是指浅层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思想家的理论话语中所保持的被提起、被叙说、被书写的一种研究状态，而更为主要的是其中内含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介入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能力。换言之，所谓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是这个理论面对纷繁的社会现实和重大的理论问题所展现的批判性与解释力，亦即它自身转用社会现实和其他理论问题的适切性问题。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当代国际学术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在总体趋势上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发声而逐步崛起的过程。受制于时代变迁铸造的历史语境，学术风气的转换和研究旨趣的转移构成了催生和影响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理论语境；而在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各种路向中，国家社会性问题的研究则扮演了引入注目的角色，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对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关注。

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在一开始处于沉默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失语的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最早可以上溯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教条式地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理论思维的僵化性扼杀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继续透视现实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世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先后建立被视为和马克思的阶级与政治观点脱不了干系，在东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政治背景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难免遭受被批判和被抵制的命运；在反叛第二国际的政治主张的过程中，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激活了马克思的主体性、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等思想，但国家问题已不再居于思想家思考的中心。而在外围加剧学术风气转换的因素是萌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主流的行为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行为主义政治学崇尚经验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强调研究形式和研究手段的数量化、精确化，于是，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国家概念因太过陈旧和抽象而被学者们厌弃。伊斯顿认为，国家发挥了象征性的神话功能，它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是不够的：“在5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的变革，作为一个概念的‘国家被认为不合要求……‘国家这一概念之所以会被政治学首先摒弃，是因为它早先是含糊不清的。”[13]（P3）在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导的研究潮流中，一般的国家理论研究尚且被噤声，更遑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了。但是，将“国家”弃于理论研究视野之外，终将不能给予政治学以长久的助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以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进行深层的政治文化与价值的研究、注重政治的社会责任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悄然兴起，国家的规范性研究重受青睐。

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者身份出现的回归国家学派（The New StateCentric Scholars）在恢复国家主义的研究范式上出力甚多。1985年，埃文斯、鲁施迈耶和斯考克波写道：“近十年来，比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突然兴起了一股对‘国家的兴趣。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被用作解释研究中感兴趣的现象的原因，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一种制度组织（Institution）的国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视，来自所有主要学科不同理论倾向的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为数已十分可观，所探讨的领域也非常宽广。”[14]（P2）回归国家学派将国家定义为对特定的领土和人民寻求控制权的组织，认为在分析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上，国家仍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于是，国家缺席的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被打破，国家获得了生机。凯恩斯主义的消退和福利国家危机暴露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在探讨国家与资本、社会结构、权力、阶级关系、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构建了带有个人标签的国家理论。及至二十世纪末，在苏东剧变、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终结之后，全球化骤然显得突出和新颖。

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后福特主义的开放式经济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营和资本的跨界流动为特征，非政府组织、世界性的国际机构力图分享民族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全球公民社会也在成长为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历史步入后现代社会，对现代性批评和责难的工程亦同时展开，在中心消解、基础坍塌、权威瓦解之后，有关国家和全球化、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议题占据了话语讨论的中心，“国家终结论”、“国家强化论”、“新帝国论”、“世界主义论”等粉墨登场、不一而足，“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15]（P272）。由此，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一改先前暮气沉沉的局面，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形塑中和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碰撞中走向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迭次转换的学术风气背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折射的是研究旨趣的转移。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在此之前，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失落与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被遮蔽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奉行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的福利国家理论，这说明国家社会性（或者说是与其内涵相称的政府公共性）已被视为早已解决的本然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们不再耗费笔墨揭示国家权力的起源、国家的公共权力本质等“元理论”层面的东西，理论求思的重点转向了设计与完善国家的现实功能和政府体制的运行程序上，马克思的国家议题和国家社会性在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中基本上被忽略了。同时期的社会主义世界多半还在坚持马克思国家研究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马克思对国家机器的阶级统治行为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性质的批判，专注于马克思国家理论内部的阶级内容而遗忘了国家的社会性质。与科学社会主义血脉同源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观点转而守持全民性的公共国家。于是，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丧失也就不难解释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旨趣发生了转移，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随之开始张扬。几种代表性的国家理论自觉地反思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阶级原则，在尽可能地扩展研究题域上有意识地呈现对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问题的学术兴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邓利维和奥利里的“三种模型”、列斐伏尔的“三种草图”[6]，甚至于波普尔的“制度主义”与“本质主义”[16]（P190）的区分，以及当下各种时髦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理论。可见，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和对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研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两者是共同进退的：对国家社会性问题的忽视必然减弱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崛起必然包含着对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追问。

三、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提升

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提升并非纯粹地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就能实现的。除此之外，首要的任务是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中。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由资本打头的全球化运动促成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巨大变迁，“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7]（P1）。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语境，如何避免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全球化强势的话语霸权面前患上失语症，是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必须用心思考的课题。保持马克思国家理论一贯的批判意识，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股鲜活的思想资源，从旧时的解读思维和话语演绎中脱离出来，以对现实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观照取代抽象的和教条化的一般理论阐释，在兼顾规范性和实体性研究中给出一种可供操作的实践策略，是全球化背景中提升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的路径之一。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地塑造新的空间场域的同时，也在加剧人类活动空间的公共性或社会性。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社会斗争实际上都超出了阶级属性与阶级矛盾的简单规定，时下风行的全球治理就已默认了诸如全球安全、世界和平、共同发展和人类福利的价值认同，这些也都超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既要坚持‘阶级、‘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又要引入当代全球化现实所产生的新的分析概念和范畴”[12]。因此，在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申述上，仅以阶级统治工具来界定国家已经不合时宜，而应在接受全球化的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辅之以社会性的视角审视国家的新角色和新功能。

开放性的全球化的时空语境导致在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提升问题上，还应合理归置文本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思想言说与理论构造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对共产党执政实践的认同与拒斥以及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既要回归文本、正本清源，也要返本开新、导向现实。加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文本研究，追求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学术品性，再现马克思国家思想的原初形态，是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前提。当然，进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文本解读和学术化的理论研讨不是为了陷入治学的学院化倾向；抛开现实的抽象思辨及对建构体系的热衷，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促进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发展。

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对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国家理论来说，面向现实的政治品性的养成将更加依赖现实的馈赠。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既需要文本提供的批判话语与批判的方法论，也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拾取批判的话题，借由对紧迫的现实问题的批判维持话语的在场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可能性，既来自于认真研读马克思论述国家的著作，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的‘建构，也来自于结合时代发展、现实实践要求的‘重构。”[12]如果满足于只从卷帙浩繁的经典著作中梳理出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各种论述，而不是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置于不断变动着的社会现实中加以验证，在经验性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理论观点的扬弃并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理论，那么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必将因为远离时代生活而被现实社会所疏远，这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时代创新和话语权提升了。因此，强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当代现实的关联是重建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关键。

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的“当代性”只有在“视域的融合”中才能得到彰显，如历史与未来、传统和现代的激荡以及全球和本土、世界与中国的际遇[18]。依托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提升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应当锐意开拓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认真借鉴其他各国家在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思想成果，充分汲取其中的优秀的学术资源，从而为丰富当代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沉寂之后，战后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进入到了一个不断分化与组合的阶段，冠之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各种理论流派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于是，建构和发展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参照系，不仅要囊有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典型性的思想流派或代表性人物的政治理论，还应注重借鉴那些属于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某些思想观点。“在国家理论的当代复兴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唯有作为活生生的力量在与当代各种政治理论的对话、驳难中确立其主动地位，方显出当代解释力。”[5]（P27）当代国内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不应自设藩篱，应该抛弃那些有碍于研究扩展的狭隘的宗派意识和国别观念，力求培养一种包容意识，树立理论上的自信和开放的心态。为此，在对国外学术界的国家理论进行仔细的译介、整理和评述的基础上，既要以马克思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去衡量当代诸种国家理论，也应在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比较分析中更正既往研究中的一些过时的论断和说法。而在当前来看，舍弃单纯以国家阶级性为主导的话语叙事，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中的有益的思想元素，在国家社会性思想的话语建构方面拓宽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框架，这应是最为紧要的事项之一。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的提升还需实现话语风格的转变、创新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基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和制度对抗的历史环境中孕育的。由此造成了在话语内容的表达上，传统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偏于陈述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和排他性，敌我对立的阶级观念、本质主义的情结、还原论与决定论的色彩甚至集权主义的印痕，在其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而在话语的表达方式上，传统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则不免流于简单化、片面性和教条主义，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宣教往往过分强调阶级立场的鲜明性并附有浓烈的专断性和指令性特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代社会，以上种种对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削弱已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推入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于是，正视并克服传统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中的各种局限性，是构建适于当代情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尤其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为此，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权的伸张和话语优势的建立，首先在话语内容上应当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在坚持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兼收并蓄中外古今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以修正和完善自身。其次，必须转换话语表达的方式和策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研究应特别注意避免以官方话语代替学术话语，两者之间的必要区分和适度的分离是很有裨益的；还要讲究话语的理性化和民主性，改变单一化的宣传渠道并杜绝赤裸裸的外部灌输行为。在当代的政治实践由阶级统治向和谐治理转向的大背景中，为了防止话语内容的贫困和话语表达的无力，从冲突思维向和谐思维的转变已是马克思国家理论话语建构的必然要求。

纵观马克思之后的后马克思时代，西语理论界普遍充斥着强烈的拒绝阶级主义国家观念的思想倾向，学术话语褒奖的是作为社会管理机关、代表全民利益、供给公共产品的公共权力国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在马克思国家社会性上的问题旨趣，构成了新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工程的一部分，其对增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的合法性，强化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介入政治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和解释力裨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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