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改梅

在2006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临界妇女”这个概念。该项报告指出，50～70岁的妇女人群，正处于退出工作岗位、婚姻生活出现危机、健康拉响警报的“临界”阶段，这是一群长期被忽略的“临界妇女”。

比较遗憾的是，该报告发布之后的9年当中，几乎再没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过专门探究，“临界妇女”也鲜少被提及。如今再审视这个概念，会发现它和年龄段在45～60岁的妇女，也就是俗称的“中国大妈”很契合。她们确实处在人生的动荡阶段，得跨过单位与家庭的双重“退休”这道楚河汉界，奔向不一样的彼岸。对她们来说，生活的突变带来的精神危机是巨大的。

温州的这群大妈在家终日无所事事，睡到日上三竿才起，然后打发时间，最后发展到以“开运动会”的暗号来吸食新型毒品K粉和“神仙水”。新闻里如此写道，“便衣民警刚推开包厢的门，震耳欲聋的音乐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在疯狂扭动。”吸毒是种很极端的现象，而若以“中年妇女赌博”进行搜索，光温州本土就出过好几个大妈聚众赌博的案例。抛开毒与赌，大妈们被骗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2012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发现，非法集资案受害者女性占6成，平均年龄在54岁上下。大妈们是怎么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先来探究她们当前的处境。

相关调查表明，中国城镇中老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女有别，女性会比男性早5岁左右，一到年龄就赶着退休了。一些企业为了减轻负担，甚至鼓励办理提前退休。从工作到退休，陡然变动带给大妈们人生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部小说曾这样写道，“爸爸的人生看上去很开阔，而妈妈的人生在18岁的我的眼中显得很狭窄，因为妈妈把她的人生都分给了我。”的确，在对家庭的付出方面，女性投入的确很大。所以，对中老年妇女来说，家庭比工作更重要。

50多岁的妇女因为计划生育，往往只有一个孩子。投入到孩子身上的精力是巨大的，可是到了孩子考上大学、进入社会这个阶段，她们的精神寄托就出了问题。且不说中国人的生育年龄在推迟，即使帮着子女带孩子，精神可能依然是空虚的。因为长期缺乏和儿女的交流，大妈们感受不到被尊重和关爱，反而很容易身心俱疲。

家庭角色转变给许多妇女带来的不适应和空虚感比离开工作所带来的失落还要多。所以，尽管这些温州大妈基本是“家庭妇女”，但她们也面临着在家庭中“退休”的局面。这个时候，她们的丈夫往往还在上班，配偶之间的交流不多或者不通畅常常存在，而这些温州吸毒大妈也承认，她们吸毒是瞒着家里人的。中国大妈的社会和家庭角色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所以“临界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精神问题。

大妈们还没有到奶奶的年纪，她们的体力虽然大不如前，但健康尚可，而且都有一定积蓄，甚至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所以不管从哪方面看，她们都不愿意闲着，几十年的人生走到现在，她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些发泄渠道，但是，大妈们普遍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很难让她们找到一条“高趣味”的道路，毕竟高知女性仅是小众群体。

名声在外的广场舞也不过是一种发泄渠道。它集社交、锻炼、娱乐等功能于一身，能够让大妈们快速地找到一种归属感。

然而，社会对大妈们的需求应对有限，不当宣泄带来生活危机的情况时有发生。实际上，大妈们的发泄渠道也非常有限，能够数得上的就是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等几项。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有一批叫做“大妈剧”的产物，讲的是家长里短，收视率奇高，在网络上的存在感为零，影响力有限，在人们盘点年度收视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尽管掌握着遥控器上的收视率，却很少有什么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正是大妈们尴尬的生活写照。

发泄渠道太狭窄，生活危机时不时随之浮现。比如这次的温州大妈吸毒事件，就是一种极端的体现。一种是大妈们主动去从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则是，大妈们时常会被不法分子盯上。

因此，对子女而言，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亲情，应该多陪陪老人，给他们亲情的慰藉。同样地，社会也应该通过理性的对话方式理解老人的需求，解决她们存在的纷扰。如果一味对“大妈”表示不屑，这样的态度只会让问题陷入无解。对大妈而言，应该提高文明修养、提升自身形象，共同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社会空间。从政府层面来讲，通过加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远离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广场，使其成为民众互动交流的场所，同时发挥协调、沟通、引导的功能，整合社会公共资源，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