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经学价值，更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朱自清先生将其称为“文学的权威”。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思想观念、笔法结构和遣词造句，无不对后世史传文学甚至小说家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叙事方面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大的行文结构和创作精神上，更体现在一些小的细节里。由这些细节入手，管中窥豹，可以初步领略《左传》的魅力。

关键词：《左传》 叙事 史传文学 哭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P116）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在《左传》之前，并没有能称之为“美”的史学著作。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只是简短的记事记言，偶尔出现表语气的词汇；到了《尚书》，篇幅虽增加不少，且内容更丰富，修辞更复杂，但仍旧以政府公告为主，文字佶屈聱牙，深奥古朴，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之后的《国语》偏重说教，重言轻事，也不能说是优秀的记叙文。因此，在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左传》便成为一个无法动摇的里程碑。它跨越的时间长，包含的事件多，涉及的人物众，并且能够将其叙述得有条不紊、全备周密，可谓巨笔如椽。

《左传》在叙事写史，塑造人物方面的伟大成就已无需赘言，而其中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寓大义于微言、以一字明褒贬的创作方法更为人所称道。《左传》在叙事文学上的发展，还体现在它的小说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便是历史小说，而从“历史”到“小说”，正是从《左传》发轫。小说化的表现之一，是善于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这样的人物有几十人，如子产、管仲、赵盾、晏婴、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秦穆公、庄姜、骊姬等，由君到臣，由上到下，由男到女，由忠到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物系列。这种创作方法上承《尚书》，下启《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新的写作形式和历史阶段。

鲜活的人物形象，离不开精彩的细节描写。《左传》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叙事中刻画人物形象，主要突出的是人的言和行，并且致力于传神。当然，作为一部史书，在《左传》中，“喜”“怒”“哀”“乐”这样直观的神态描写，其多样性和细腻性无法与历史小说相比。但至少它做出了此种尝试，这些细节描写，使《左传》的叙事显得更加真实、丰满、生活化，也更具有感情色彩。说明其作者已经注意到历史进程中“人”的作用，并试图通过对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哭”为例，《左传》中的哭，有“哭”“泣”“啼”等三种表示方法，而这三个字的意思又有何异同呢？据《古代汉语词典》，“哭”有三种释义：“1.因悲痛而流泪出声；2.吊唁；3.悲歌。”[3]（P894）“泣”在读作“气”时，也有三种释义：“1.眼泪；2.无声流泪或低声地哭；3.星座名。”[3]（P1206）而“啼”字则有两种释义：“1.哭，出声地哭；2.鸟兽的鸣叫。”[3]（P1534）由此可见，这三个字在“哭、流泪”这个义项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可以一并分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哭”在《左传》中还具有“吊唁”的意思，作为一种礼节而存在。如《左传》里出现的第一个“哭”字，即《左传·隐公三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君故曰君氏。”[2]（P12）“反哭于寝”就是将逝者下葬后，于祖庙中哭之。只有具备这个仪式，再加上赴告同盟诸侯、祔葬祖姑等步骤，才算是承认声子“君夫人”的身份。而鲁隐公虽时为鲁国国君，却以代桓公摄政自谓，有让位于桓公之志。因此在隐公二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时，便以夫人之礼安葬，而声子之死与仲子仅时隔四、五个月，且声子又非隐公之父惠公的正妻，所以势必不能以夫人之礼下葬。相似的事例在《左传》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如僖公三十三年：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褅于庙。[2]（P360）

宣公十八年：

子家还，及笙，坛帷，覆命于介。既覆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2]（P536）

成公二年：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藏。[2]（P551）

昭公十八年：

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2]（P1078）

定公元年：

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2]（P1196）

当然，《左传》中出现的“哭”，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而且往往画龙点睛，产生绝妙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庄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亦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讎，我反忘之。”[2]（P165-166）

文中的“文夫人”，即是被后代反复吟咏的“息夫人”。本为陈庄公之女，鲁庄公十年嫁于息国国君。路过蔡国时，因美貌过人而被姐夫蔡侯觊觎，息侯得知大怒，谓楚文王曰：“伐我，吾试求救于蔡而伐之。”于是楚败蔡师，俘蔡侯。庄公十四年，蔡侯为报战败之仇，便向楚文王夸奖息夫人的美貌，楚文王遂率师破楚，以息夫人归。息夫人回到楚国之后，与楚文王生有二子，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却始终不曾与楚文王开口交谈，文王问其故，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这一段历史后来成为诗人笔下常用的典故，王维有《息夫人》一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刻画了息夫人坚忍自爱的性格，塑造了一个虽忍辱偷生但仍沉默反抗的女性形象。楚文王去世之后，其弟令尹子元欲霸占息夫人，于是便在其住所旁演练万舞。万舞是先秦时战舞的一种，《诗经》中有所提及，《邶风·简兮》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4]（P39-40）全诗先言舞阵之壮美，又言舞师之潇洒，最后说明“西方美人”对舞者的爱慕之情。既有诗意如此，可知子元在文夫人宫殿之旁演练“万舞”是有所暗示的。对于这种不正当的追求，息夫人保持了她高洁的品格，理所当然的拒绝了。但这种拒绝不是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含蓄，富有技巧的。她并没有痛斥子元，却说先夫楚文王在世时也常常排演万舞，为的是不忘仇雠，如今成王年幼，子元当政，不去找楚国的敌人报仇，为什么要在文王遗孀面前表演万舞，这岂非不合常理吗？果然，子元听后，立刻率六百乘伐郑，息夫人暂得解围。这一段文字，刻画了子元的好色阴险，息夫人的机智果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一个“泣”字，更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息夫人遇事，第一反应是“泣”，说明她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柔弱女子而已，无法摆脱被人觊觎占有的命运。先是蔡侯、息侯，后有楚文王，现在连当政者子元也对她怀有不轨之心，这怎能不令她惊惶悲哀。可是一味哭泣显然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转移子元的注意力，于是她随即想出巧计，一来婉拒子元，二来又替成王巩固了江山，实在高妙。而前之泣，后之计，以女子之弱衬其心志之强，使息夫人的形象瞬间立体起来，生动可感，如在眼前，成为《左传》中的一位经典人物。

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欲趁机攻打晋国，老臣蹇叔对此表示反对，因此产生了《左传》中极为经典的段落——“蹇叔哭师”：

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2]（P348-349）

“蹇叔哭师”是秦晋崤之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在秦穆公决定出师之前，老成持重的蹇叔就已经看到了貌似有利的局面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极力劝谏。然而秦穆公一意孤行，以致在崤之战中被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西乞、白乙三人被晋军所俘。这篇文章虽然简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蹇叔之哭，在于他已然预见到了秦军失败的下场，就连“晋人御师必于崤”的作战方略，也为他所洞悉。他哭秦师，是出于一位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对国家、君王、军队的担忧和痛惜；哭其子，表现的是他对即将失去亲人的悲伤之情。从人性上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反之，明知不幸即将产生，却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这无疑是大悲。至此，秦穆公出师，崤之战正式开始。晋襄公着丧服督战鼓舞士气，晋国士卒奋勇争先，加之又有戎姜相助，使秦军损失惨重。这样的结果不出蹇叔所料。后来，孟明等三人在襄公嫡母秦女文嬴的劝说之下，被释放回秦国。但有趣的是，《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2]（P355）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竟然在臣下面前痛哭流涕，他想表达什么？第一，他对于自己不听蹇师劝阻，急功近利以致全军覆没是感到后悔和羞愧的，这种悔愧之情，他通过“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这句话作了说明，但听上去还不够真切感人，因此需要用“哭”来做必要的补充。向师一哭，使残兵败将和蹇叔都充分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第二，这一“哭”大概也有政治作秀的成分。孟明等三人，本为败军之将，理当重罚，但秦穆公却表现的非常善解人意，主动将过错归结于自己。减轻了孟明等人的思想负担，使他们感恩戴德，之后深觉无以为报，只能更加效忠穆公，为秦国霸业尽心尽力。这一个“哭”字，于细微处见精神，成功地塑造了秦穆公既善于反躬自省又长于收拢人心的性格特征，与“蹇叔哭师”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师心自用一起，组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代霸主秦穆公复杂鲜活的形象。

鲁文公七年，晋襄公既死，秦穆公之子秦康公将晋文公之子公子雍送回晋国，欲扶植其为晋国国君。穆公之女、襄公之妻、太子夷皋之母穆嬴对此表示不满，于是：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宾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2]（P391）

可以看出，穆嬴是一个非常有心机有野心的女人。她很清楚，一旦公子雍坐稳王位，自己和太子的地位就会不保，甚至性命堪忧。而如果让太子即位，子少母壮，自己便可名正言顺地摄政掌权，成为晋国实际的统治者。因此她必须废除公子雍，让太子夷皋成为晋君。要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争取晋国重臣赵宣子即赵盾的支持。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去请求赵盾的帮助，却是每天抱着太子去朝堂上啼哭，《左传》虽然没有说明这一行为持续了多久，但可以推测的是，此举之后朝廷上下都已经明确此事的前因后果和穆嬴的态度立场了。这时，穆嬴才怀抱太子，去登赵盾之门，搬出从前襄公对赵盾所说的托孤之言，对赵宣子进行道德上的施压。可以看出，当时穆嬴手上应该是掌握了一定政治资源的，也有朋党羽翼的帮衬，否则赵盾等人也不至于“皆患穆嬴，且畏逼”了。穆嬴是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的，先以“啼于朝”来制造大的舆论环境，让百官大臣明白自己的诉求，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同情；随即造访赵盾，以襄公之言施压，再加上自身掌握的政治资源，成功地扭转不利局面，将本是有求于赵盾等人的被动，转化为主动，使自己的儿子得立为晋君，是为晋灵公。在推动这件事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如果穆嬴没有做出这一步，仅是私下里去找了赵宣子，那么赵盾大可矢口否认襄公遗言，在人证物证皆无的情况下，恐怕后面的局势对她来说将会变得很被动。而如果《左传》的作者，没有将这个“啼于朝”的情节描述出来，千载以降的读者，又有谁能想见当时晋国朝堂的波谲云诡？并且又怎能将穆嬴心机深沉却胆识过人，手段果决而不卑不亢的性格特征认识得如此深刻？

前文提及“哭”在《左传》中有时是作为一种礼节出现的，看上去似乎只具有记录的功能；但有些时候，它也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如文公十五年：

葬（公孙敖）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2]（P427-428）

公孙敖是共仲（即庆父）之子，因罪逃于莒国，后在归国途中死于齐国，齐人将其归葬，其妻声己因恨他抛家弃子，不想看见他的棺材，但又不能荒废礼数，因此“帷堂而哭”即用帐子遮挡住视线之后再哭。声己之子襄仲大概是受母亲情绪的影响，也不愿行哭礼，后在惠伯的劝说下，转怒为喜，“帅兄弟以哭之”。可见，在此情此景之中，“哭”完全不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而沦为一种形式。襄仲最后的“哭”，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亲之道”，从而不被舆论所指责罢了。从这起初不想哭，到最后帅兄弟哭的情节中，读者可以领会到襄仲作为一名政客的虚伪矫情。

政敌相对，难免眼红，《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里却有这样一则记载：

己卯，孟孙卒，公鉏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鉏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2]（P807）

季孙、孟孙、臧孙皆为鲁国大夫，臧孙与季孙关系较好，与孟孙关系不佳。孟孙氏去世之时，季孙、臧孙分别前来吊唁，季孙行过哭礼之后，马上关心起孟孙氏的继承人问题。对他来说，孟孙已矣，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自己将来的政治伙伴或者政敌究竟是谁。应该说，季孙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政治家情理之中的作为。而作者对臧孙的描写则颇有意味，同为大夫，同是吊唁，写到季孙时，作者只用一个“哭”字一笔带过，说明季孙吊唁的过程是很简短的，哭完即出。但臧孙入内，不仅哭，而且“哭甚哀”，用“哀”来描述哭的程度，说明他不是一般礼节性的哭丧，而是包含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其中的。行文至此，作者觉得这依然不能体现臧孙伤心之情，于是又在后面加了“多涕”二字，用以补充。以臧孙的身份及他与孟孙的关系来说，这种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行为难免令人感到讶异，因此他的车夫便代读者问出了“为什么”。臧孙此时才说出心里话，只因孟孙之恶实为良药，处处警示自己谨言慎行，如今孟孙已死，自己如失镜鉴。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说：“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武则天在狄仁杰死后曾说：“朝堂空矣。”言谈之中尽是惋惜之情。而臧孙之所以对孟孙之死感到如此悲伤，自然也是因为这种惋惜。孟孙氏死后不久，这三家便一阵乱斗，最后臧孙氏先后流亡邾、齐二国。作为一位政治家，臧孙对局势的了解应该是较为通透的，从后续事情的发展来看，他也不是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野心，但他仍然在孟孙的葬礼上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已与政治立场无关，纯是个人感情的抒发。“哭甚哀，多涕”区区五个字，便把臧孙氏作为“人”的一面刻画得生动可感，使其避免成为一个脸谱化的政治家形象，从而与同一事件中的季孙氏区别开来，不至于给读者造成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

在《左传》对哭的记叙里，有一种描述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盖因其形式不同一般，其间虽互有细微的差异，但可概言之曰“枕尸而哭”。“枕尸而哭”在《左传》中一共出现了4次，分别为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哭叔武”[2]（P333），襄公二十五年“晏婴哭庄公”[2]（P823），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哭宁喜”[2]（P854），襄公三十年“子产哭伯有”。[2]（P900）这4次“哭”，与上文所举之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动作——“枕尸”，试看其中流传最广的“晏婴哭庄公”一段：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2]（P822-823）

齐国爆发内乱，大夫崔杼弑齐庄公，欲立齐景公为君而自己可有摄政之权，此时作为朝中重臣的晏婴自然需要拿出态度，表明立场。于是才有了后来与随从的对话，随从提出的“死乎？”“行乎？”，是当时晏婴最有可能选择的两条路。殉君而死，晏婴可青史留名；出亡别国，晏婴可保命伺机。而晏婴的回答却很出人意料，他即不死也不亡，理由也很充分：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却是因私人恩怨被杀，这样的君主，不值得与他共存亡；而若是出逃，崔杼必定不会放过他，最终恐怕还是难逃一死。按齐庄公本为崔杼所立，后因与崔杼之妾棠姜偷情而被崔杼谋杀于家中。因此晏婴虽然对崔杼这种先立后弑的行为非常不满，但对死于非命的庄公也不见有何明显的同情之意。可是作为人臣，该尽的礼节和义务不能不顾。于是启门直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枕尸股而哭”意为将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兴”字据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哭时仆地，哭毕而起”[5]（P1098），“三踊而出”是为跳三下而出。由此可见，晏婴在人臣之礼上还是颇为尽心尽力，一丝不苟的。这样一来，他即表现了自己的忠君守礼，又避免了授崔杼以柄，令崔杼心有顾虑而不敢对他不利，实在是颇为高妙。

《左传》的作者就是这样在细微之处着手予以充分地刻画，用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增光添彩，使其穿越千年历史的尘埃，仍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成为不朽丰碑。

注释：

[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王云五主编，李宗侗注译：《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

[3]陈复华：《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周振甫译注，徐名翚编选：《诗经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曹祎黎 陕西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