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奕 汤志红 胡玉兰

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之异同比较

杨奕 汤志红 胡玉兰

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在文化内涵以及表演形式上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而在灯彩造型、表演内容及配乐模式上又有着许多差异，二者之间在发展的道路上，互相借鉴，共生共荣，共同殝达民间灯彩艺术表演之高峰。文章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解析鲤鱼灯艺术在吉安与赣南的异同表现，并对二者的借鉴、传承趋向进行蠡测。

鲤鱼灯；赣南；吉安；异同

赣南、吉安两地毗邻，经赣江水系由南至北横跃而过，古时由于群山环绕，交通不便，两地文化多经赣江水路随渔民的迁徙而相互传播，鲤鱼灯作为渔民的传统庆贺活动亦为其中之一，其在江西省境内起源至流传大约有近千年历史，积聚了深厚的传统底蕴。随着社会的发展，鲤鱼灯成为当地人文风俗的一部分，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年节庆祝、同乡聚会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动。

2005年吉安鲤鱼灯成功申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收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鲤鱼灯在灯彩表演艺术中突出的地位和历史文化价值。两地的鲤鱼灯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点，有差异性，二者在发展的道路上，互相借鉴，共生共荣，共同殝达民间灯彩艺术表演之高峰。如今，这一灯彩表演已成为吉安、赣州两地文化交流的纽带，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本文对吉安、赣州两地的鲤鱼灯进行比较研究，解析其异同表现。

一、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文化内涵的同一性

中国传统民俗活动中，灯彩活动由来已久，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男性为“丁”，而“灯”通“丁”的谐音，同时“灯”由“火”和“丁”构成，“火”为“旺”之义，于是“灯”即为“丁”，添“灯”即为添“丁”，“灯”旺即为“丁”旺，该文化内涵传达了人们传统的生殖崇拜心理，折射出朴素农耕文明思想。故而，民间灯彩演出本身就意味着是添丁增口，薪火相传的吉兆。鲤鱼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鱼类，远古时期的图腾壁画中早已有这一图腾形象［1］，可见鲤鱼灯本身蕴涵着的祈福子孙延绵不绝的美好心愿，这是鲤鱼灯亘古不变的祥瑞之意。

另外，在鲤鱼灯的表演队伍中一般包括三种灯制——“龙、鲤、虾”，此乃赣中、赣南的传统文化。在当地民间，龙头寓意平步青云、兴旺发达；鲤鱼意为鲤鱼跃龙门、年年有余；虾代表着活力生机、进退相宜。此外，三种造型的灯彩以红色、黄色为主要色调，寓意鸿运当头、飞黄腾达。其中无处不渗透着“仁、义、礼、智、孝”的儒家思想。“龙、鲤、虾”的寓意集中体现在鲤鱼灯表演之中，表达了百姓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向往。

其次，鲤鱼灯的制作以竹为原料，有着竹报平安、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舞动的花节表现出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映射了先民们创造鲤鱼灯艺术之初时的集体心理图景，体现了传统的和谐与希望之美。

这些文化传统在吉安、赣南的鲤鱼灯中共同延续，体现了二者在文化内涵上的同一性，其丰富的内涵几经流传和历史的沉淀，都成为千年文化的缩影。时光穿梭，岁月变迁，两地的风土人情已经随着各自的发展而改变，可这些文化饱含的蕴意却始终如一的坚持着，诉说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追求梦想的路途上奋发向上、孜孜不倦的可贵精神。

二、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表演时间、场地的共同点

吉安和赣南两地的鲤鱼灯在传统的表演时间、场地、形式以及内容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表现出传承中的联系性和延续性。传统上，两地的鲤鱼灯多在大年初一至十五元宵期间表演，且有一套较为严谨的程式，包括散帖、亮灯点光、鸣鞭、参神、宗祭、出灯、收灯等，虽然整个过程的开始部分两地有些许顺序变动，但依然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诸多共通之处。出灯前的仪式多由头灯及村里德高望众的人来主持，庄严而神圣，以祈祷来年鱼虾满仓、风调雨顺、平安吉祥。随后所有舞灯人作揖祭拜，方可出灯。

如今，这些民俗礼仪部分简化，但总体上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样貌。灯彩表演的时间扩展至其他节日吉庆或丰收团聚时刻，不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日子，普及性更广。在表演时段上依然保持了晚间这一固定时段，这是因为鲤鱼灯表演时需在鱼腹部亮起灯光，灯光要在夜间才更加璀璨辉煌，最大程度的将灯彩的特点展现出来。

由于有着庞大的表演阵型和移动的表演方式，表演多选择在广场村巷进行，一般先在广场表演大的组合造型，之后走街串巷表演移动花节。表演时借助舞灯人的手法、步法等来模仿鱼类活动，配以锣鼓唢呐，营造出明快热情、跳跃欢腾的气氛。

三、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造型上的差异性

吉安鲤鱼灯有四种灯造型：红鲤鱼、金鲤鱼、鳌鱼和虾。其中，鲤鱼的体形上比赣南略小，为一尺八寸，红色鲤鱼贴红色鳞片，金丝鲤鱼贴金色、红色鳞片各半，以符合红鲤和金丝鲤的形象。其周身所粘贴的鳞片均以优质红彩纸或金箔纸剪成片片鱼鳞形状，将每片鱼鳞压花折叠出立体呈叶脉状花纹，鳞片以黑墨勾边，突出其轮廓，并按鱼鳞生长的规律贴上鱼身，整齐美观，栩栩如生。鳌鱼灯为红底金边，鱼嘴、尾为翠绿色。虾骨架外蒙一层薄纱，为青绿色，镶金纸边，背上安装了一串彩灯，尾部可灵活摆动。鲤鱼、鳌鱼、虾的整体造型均与当地的神话传说“龙女化鲤”中的鱼形象相吻合。

赣南鲤鱼灯只有三种造型：龙头、鲤鱼、虾，其中鲤鱼多为三尺左右的长度。所有造型讲究整体性和精巧的手工，注意色彩间的搭配和不同层次的对比，鱼头、鱼尾以及青虾的周身常贴有富含民间美好寓意的彩色剪纸，做工上运用赣南传统的浮雕工艺，突出层次感和立体感，注重视觉的多角度效果，此工艺可利用灯光的明暗度增强造型的现场视觉效果，折射出斑斓的色彩，美轮美奂。在颜色搭配上，偏向大红大绿中黄、金色相衬，视觉冲击感强，具有传统地方特色，其颜色与造型细节多与当地的龙灯、船灯等一脉相承。

四、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表演内容及配乐模式上的差异性

表演方队编制上，吉安鲤鱼灯舞蹈表演性极强，表演方队由一只威风凛凛的鳌鱼作头，一只活泼调皮的青虾为尾，五只金丝鲤和四只（或十只）红鲤居中，共十一只（或十七只）灯组成。舞时，舞灯人身穿青衣，每人托举一只灯，用脚尖走碎步。而赣南鲤鱼灯表演则以龙头为中心，鲤鱼灯跟在龙头后面，虾灯一般在最后（有的表演还会加入螃蟹灯、螺灯等），有时随表演阵型的不同，虾灯也会变换位置，在鲤鱼附近蹿游，显得十分活泼。可见，吉安鲤鱼灯以鳌鱼替换了龙头，摆脱了与龙灯的形质亲缘关系。而赣南鲤鱼灯对鲤鱼的数量并没有明确严格的规定，少则五盏，多则几十盏不限，表演形式更偏向龙灯。

在具体的表演花节上，吉安鲤鱼灯几经改革和创新后，表演固定为十六个花节环环相扣，分别是鳌鱼进场、鲤鱼出洞、单拆篾塔、双拆篾塔、斜拆篾塔、双斜拆篾塔、三盏球、漂带、上水翻潭、劈柴、寻食、跳龙门、穿龙门、积塔、团龙、咬尾。整个表演运用复杂的队形变化和多种手法完成各个花节，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表现了团结和谐、奋勇拼搏、不懈地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可贵精神。鲤鱼灯轻盈游动，似鲤鱼又不拘泥于鲤鱼，以神胜形，讲述了一个完整的“龙女化鲤”的美好传说。而赣南鲤鱼灯的传统表演花节较多，有上水、下水、分水、园花、天车花、平花、单打花、双打花、八字花、篱笆花、摆字、靠石、钻泥、求潭、抢水、翻波、追逐、过滩、求灯、跳龙门等。表演以弹跳步伐为主，表现了碧波荡漾、鱼群欢跃的胜景，将人们的美好向往寄托于表演之中，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动力。与赣南鲤鱼灯相比，吉安虽保留了一些传统鱼灯造型、花节、手法，但其更具完整的故事性，花节的衔接显得更严谨和具有逻辑性，其手法、步法在长期组织定型中显得更为统一规范。而赣南鲤鱼灯整个灯阵更为自由，表演过程的整体感和逻辑性稍弱。另外，花节中借鉴融合了较多赣南其他花灯的手法，例如摆字花节中，将鱼儿舞成福、喜、吉等字形造型，就是吸纳了赣南“摆字灯”的阵型。

配乐模式上，吉安鲤鱼灯的音乐主要用民间吹打乐大锣、大鼓、小堂鼓、水钗、小锣、汉锣和唢呐来伴奏。所选曲牌是吉安民间流行最广的《大武队》、《双如意》、《风入松》、《得胜令》、《急急高》等套曲中的段子，乐曲风格热烈欢腾，其中一个花节更换一种曲牌，使音乐与舞蹈情节紧密呼应。这些曲牌音乐的旋律大多用唢呐吹奏，锣与鼓的节奏与旋律相同。而赣南鲤鱼灯常用八音锣鼓进行伴奏，锣鼓的地位比吉安鲤鱼灯更显突出。

五、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借鉴与传承趋向蠡测

从鲤鱼灯艺术起源并随着赣江水路流传开来，吉安鲤鱼灯与赣南鲤鱼灯之间的借鉴与传承已走过几百年历史，二者在不同时期有变革、有创新、有借鉴、有融合，分别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模样，代表那个时代的审美，而始终紧随时代进步的脚步前行，却是其长盛不衰的法宝。保护传统，将民间艺术发扬光大的道路必将持续铺开，对于二者借鉴与传承的几个趋向亦可蠡测。

首先，在制作工艺上必将精益求精。最早的鲤鱼灯制作采用赣南的制作工艺：以竹子破成细篾和薄片扎制鱼头、鱼身、鱼尾的框架，以皮纸贴框架糊紧，用彩色颜料描绘图案，贴上剪好的彩色鳞片，表演时再点上蜡烛。建国后吉安鲤鱼灯率先改革：以绸缎代替皮纸；用鸭蛋壳或乒乓球制鱼眼；以电池、小电珠代替蜡烛；鱼须、牙用硬壳纸或塑料片制成；鱼鳞用红纸、金箔纸制成；加强虾灯尾部关节摆动的灵活性。这些制作上的改革成果传播到相邻的赣南地区，与当地的制作工艺融合，在保留原灯彩造型的基础上，赣南将灯彩与浮雕艺术结合，进一步提升了鲤鱼灯造型上的观赏性。各项改革有利于鲤鱼灯表演动作的灵活性和幅度的掌控，直接引起了鲤鱼灯表演花节的创新，有助于鲤鱼灯在民间的流传。这些考究的制作工艺在两地人民的交流和学习中，不断革新、完善和超越，展现了无数民间艺人的智慧之光。

其次，在挖掘保护方面必将深入进行。两地都尽可能的挖掘鲤鱼灯的深厚文化内涵，为其大众传播打开渠道。其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以及申报后的相关研究工作成为重点内容。吉安鲤鱼灯2005年已成功申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收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录最大程度的使民众快速有效的了解到这一艺术形式，同时，带动展开了全方面多角度的专业艺术研究工作，而新的研究成果又使民众更深入的知晓其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如此良性循环，不仅增加了鲤鱼灯的文献积累，更为其传承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再次，在交流中推广成为互相提高的有效途径。两地先后改变了传统鲤鱼灯小范围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传承模式，由政府出资成立鲤鱼灯艺术演出团队，打破了过去传承量有限，且不易推广的局面。让民众以团队的形式集中学习，学习效率提高，效果更好。学习的过程中，以两地间的演出交流作为实践基础，对表演质量及时反馈，并通过录音、录像、电视专题片、各种展演、比赛、广场庆贺等一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表演能力提高，扩大其影响力。这些活动均在持续进行，此趋势必将另鲤鱼灯走向一个新的演艺繁荣期。此外，各文化相关部门与表演艺人积极配合，大力宣传推广，为该艺术活动提供相对稳定的时间和场所，调动了表演者的积极性，一方面让“鲤鱼灯”成为地方品牌之一，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一张名片，另一方面生成传统艺术发展的良性动力，进而加快创新的步伐，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最后，用作品创新带动艺术创新成为发展的新途径。古往今来，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通常是作品革新，要想让一种艺术拥有长久的活力，必须拓宽其创作思路，以更丰富的作品内容、形式，以更符合时代气息的作品特质来推进艺术改革发展。目前，吉安鲤鱼灯将其部分花节改编为舞蹈作品，同时为鲤鱼灯的曲牌进行符合现代音乐审美的改编创作，演出后群众反响强烈；赣南鲤鱼灯则有将其与山歌、秧歌结合的尝试等等。可见，鼓励作品创新是可行亦是必行之路。推广作品创新，可让古老的艺术旧貌换新颜，紧跟时代的步伐，贴近群众生活，从而扩大各个层次人群的受众面，促进其在新时代的传承。

六、结语

吉安鲤鱼灯和赣南鲤鱼灯渊源之深，二者有着相同的文化内涵，不一样的表演风貌，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在改革创新的传承道路上，二者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推陈出新，让鲤鱼灯这种民间传统艺术重焕光彩。艺术之花只有在适合于自己的气候和土壤中才能绽放，两地的鲤鱼灯艺术始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生生不息，反映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群众基础，它们的传承发展之路诉说着人们百年不变的美好心声。

［1］肖方远.吉安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吴军行.客家灯彩音乐［J］.中国音乐学，2002，（1）.

［责任编辑：程文燕］

杨奕（1984—），女，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曲式分析与审美；汤志红（1965—），女，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与教学、江西民间音乐；胡玉兰（1969—），女，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声乐演唱与教学。（江西南昌330099）

江西省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奇葩——吉安‘鲤鱼灯’研究”（YS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