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郇庆治

生态产业化、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对甘肃省陇南市的考察

□ 郇庆治

甘肃省陇南市是第一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近年来，陇南市围绕着优越的山水生态禀赋而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已远远超出了“水生态”或“陇南地域”的狭隘意涵，其大胆探索以及所面临着的诸多挑战，值得关注。

区（流）域生态文明建设：陇南的特殊性和典型意义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类社会（区）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完整性与复杂性的认知和尊重。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治国理政之策（公共政策），是需要借助于政治或行政的力量来推动的，因此，行政区划或辖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考与实践维度。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从治国理政或公共管理的意义上来理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省域”（省、市、自治区）应该是一个更为科学的选择，因为它可以更好地结合自然生态保护、行政管理需要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区域特性。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甘肃省在上述尺度下显然并不是一个很适当的行政区划或空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廊型”结构，使之容括了太多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多样性与复杂性，而陇南市就是一个处在这一构型一端的、异质性明显的个例。

陇南市（地级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毗邻陕川两省，扼陕甘川三省要冲，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全市辖成县、徽县、两当、西和、礼县、康县、文县、宕昌八个县和武都区，总面积2.79万平方公里，有195个乡镇和283万人口（截至2013年）。它是甘肃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性地带，被誉为“陇上江南”，海拔在550～4 187米之间，高山、河谷、丘陵、盆地交错，气候垂直分布，地域间差异明显。境内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独特，礼县先秦文化遗址、成县西峡颂汉代摩崖石刻等人文历史景观和武都万象洞、成县鸡峰山、宕昌官鹅沟、文县天池、康县阳坝等自然生态景观各具特色，开发前景广阔。2014年，陇南市实现地方生产总值262.5亿元，大口径财政收入49.3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3.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00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023.7元。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说，一方面，陇南市有着自己明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在，它明显不同于甘肃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禀赋，以及由此决定的颇为优越的地域性生态环境质量。比如，2015年，该市的森林覆盖率为41.5%，而总面积1 374平方公里的两当县，森林覆盖率为73%，植被覆盖率为84%，均居全省第一。更值得提及的是，笔者考察所途经的康县、成县、徽县、两当、宕昌、礼县和西和等县城，都可以说是“满眼绿色、清水环绕”，城区之内则是建筑与社区密度适中，道路清洁交通有序，行人看起来都悠然而淡定，彰显着这些小规模县城（两当县城只有不足3万居民）的生态宜居程度——比如，通常条件下康县梅园沟风景区和两当县云屏三峡风景区一带的负氧离子浓度都接近4万个。因此，这里既看不到陇西那样的一望无际的荒漠沙野，也没有省会兰州市那样严重的工业污染与都市拥挤，而是呈现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较高程度的和谐状态。

另一方面，陇南市又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典型意义”。长江上游的地理与生态区位和相对不便的交通条件，使得陇南市十分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了一种根本性的限制。这里的现代工业经济总量依然相对较低（尤其与我国中东部地区比较），而且仍然有着较大面积的贫困人口——按照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2年调整后的最新目录，成县、徽县之外的包括武都区在内的7个区县都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其中，2014年宕昌县的贫困人口为9.34万（贫困面为32.9%） 。据此，脱贫与扶贫依然是陇南市现实发展以及国家该区域政策中的“头等大事”但也许更为积极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与语境下，通过一种更加综合性与系统性的战略和路径，来推动实现陇南市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更具体地说，陇南市可以借助于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机遇和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通过“生态产业化”、“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电子商务”等政策举措，努力实现一种生态可持续前提下的全面与平衡发展。因此，陇南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与我国中东部地区现行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大不同，可以成为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典型”或“样板”。其典型意义就在于，可借助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战略和政策，实现较为优越的生态环境禀赋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尝试，尤其是制度与机制创新（比如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生态产业化与美丽乡村建设：陇南市的探索

2014年11月10日，陇南市政府全面启动了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工作，截至2014年底，陇南市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指挥系统完善升级等重点示范项目，已完成总投资23 407万元（中央资金13 007万元）。比如，目前已投资2 963万元（中央资金2 408万元）的康县阳坝镇小流域综合整治项目已初见成效，以梅园沟风景区为中心的乡镇生态恢复、经济发展与社区建设呈现为良性互动的局面。在此基础上，陇南市提出了总计14.189亿元的2016—2018年投资总预算。但一方面，水利部要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采取或引入一种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多元投入、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而这对于像陇南这样的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城市来说是较为困难的。另一方面，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涉及部门多和范围广的特点，又凸显了市政府各部门和县区之间统筹协调的难度，构成了对市县两级政府管治能力的重大挑战。至少就笔者的实地调研与观察来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各级水务局（掌管）的一项日常性工作，远未达到贯穿于陇南市政府各个政策议题领域和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高度。

相比之下，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看，依据笔者的调研与观察，陇南市另外两个也许更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生态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前者的代表性例子，是作为生态旅游开发成功案例的两当县云屏三峡风景区和宕昌县官鹅沟风景区；后者的代表性例子，是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范本的康县阳坝镇的生态乡村建设 。

随着境内外高速公路、铁路和民航航线的陆续开通，发展生态旅游已经成为陇南市政府和一区八县的高度共识。尤其对于两当和宕昌来说，二者都是甘肃省为数不多的集绿、红和古三色于一体的旅游资源丰富县。两当既保存着西汉县城及明清古建筑一条街遗址，同时也是现代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两当兵变”的发生地，因而其宣传口号就是“美丽两当、红色福地”；宕昌既有古老神秘的宕昌国遗址和神奇险峻的三国古道，也有著名的哈达铺红军长征会议旧址，而“宕”的正确读音是“tan”而不是“dang”本身，就反映了这块土地悠久独特的羌藏文化。当然，自然生态景观方面最具特色的，两当县应是如诗如画的云屏三峡风景区（其意是堪比长江三峡），而宕昌县则首推风景如画的官鹅沟风景区（当地人自称是小九寨沟）。尤其应提及的是，这些景区目前总体上仍处在一个低度开发的阶段，两地的高山草甸仍然是人迹难至的，至于背后那些海拔更高的山峰，对于一般游客来说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这增添了一些旅行探险意义上的遗憾和影响了两个景区的部分经营收入，但无论从生态意识培育和生态环境管理的角度来说，都不全是一件坏事——比如，笔者就在宕昌与岷县交界的八力草甸上看到了本不应出现的野营者留下的许多垃圾。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旅游业的“合生态性”，在于它对自然生态景观这种可更新资源（不同于矿产资源和化石能源）的生态可持续利用，而无序或过度的工业化开发，同样会导致对自然环境（系统）的破坏和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道理很简单，论证起来也不复杂，但我国其他地方发展生态（农村）旅游的经验教训，对于陇南仍有借鉴价值（比如重点景区的交通问题和农家乐餐饮住宿的环境污染问题）。

康县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带，面积为2 958平方公里，有21个乡镇350个行政村，总人口约20万（2010年），人口分布相对稀疏。这里气候湿润、风光旖旎，森林覆盖率高达70%，是“天然氧吧”和“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在历史上，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线，一度延续了千年的辉煌与繁华，历史遗存丰厚，古村落、古民居、古树名木像一颗颗明珠一样，散落在秀丽的山水之间。2010年4月，在灾后大规模重建之际，县委、县政府提出“把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理念融入到规划中，用科学的规划提升建设的质量水平”，由此拉开了康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大幕。

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是先进合理的规划理念。对此，县委书记李廷俊概括为：“康县的美丽乡村建设，是把全县作为一个生态旅游大景区来建设，把一个村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来设计，把一户作为一个小品来改造，顺其自然，不搞‘一刀切’，不撒‘胡椒面’，不搞‘千村一面’。”依此，围绕着生态旅游型、古村保护型、现代社区型、环境改善型等不同建设类型，根据城镇郊区、公路沿线、旅游景区、高半山区等不同的区位与地域特色，分为精品村、示范村、达标村三个层次，确定不同的建筑风貌、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和创建方式，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景、一户一品。在危旧房的改造上，最大限度地保持民居的原样和格局，既减少了改造成本，又保留了农家生活特点、乡村文化和历史记忆。据统计，截至2015年，350个行政村中211个被列入美丽乡村，其中90个是精品村，67个是示范村，54个是达标村。

在本次调研中，笔者一行除考察了它的阳坝镇及其周围的上坝村，还重点参观了位于梅园沟风景区之内的油坊坝村和白杨乡的桂花庄。前者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该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完善的基层组织建设（包括村党支部建设和村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和有着两大间的村历史博物馆；后者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该村拥有的千年金桂和围绕该树周边开发形成的一个生态恢复旅游景区，以及一个由大学生村官开设的多功能网店，而该村恰好位于目前着力打造的“康阳路百公里生态旅游风情线”中段的位置，也有助于其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游客。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阳坝镇还是在所属的上坝村、油坊村和白杨乡的桂花庄，都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社会”（society）规划与建设：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既是旅游业、服务业的，也是生态农业和林业的，以及为之服务的农林特产与中医药材加工业的，既是基于现实条件尤其是自然生态资源的，又是广泛考虑或挖掘历史文化传统的。就此而言，康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其实就是一个鲜活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陇南版本”。它的核心理念是，借助于其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合生态”或有限产业化，尤其是生态农林业和生态旅游，来实现本地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一方面，它并不绝对排斥或拒绝广义上的发展或进步，但任何发展或进步旗帜下的政策举措都是以所处其中的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的稳定为前提的，并且服务于最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合理需要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性质或意蕴就在于，这种发展或进步取向，承载着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物质财富利益及其追求的价值认知与集体行动上的历史性否定与超越。换言之，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我们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上重建对于自然生态的切实尊重和敬畏。也就是说，康县乡村建设的“美丽”，不是、也不应只在纯生态的意义上。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思考与建议

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视角来说，陇南市的实践彰显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流）域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优势或地方特色；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主体及其作用。

具体而言，一个省（地）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既可以着力于（凭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和社会发展等某一个方面的“单兵突进”或“卓越表现”，也可以致力于（凭借）生态活力、环境质量和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上的“平衡进展”或“综合表现”。依此来说，陇南市显然属于一种生态优势型和环境优势型的个例，因为在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方面，其主要指标表现都是相对较低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大部分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迄今为止都未能清晰展现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与生态环境渐趋改善之间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某些省份较高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得分（排名），更多是由于其在某一领域中的先天禀赋（包括经济现代化水平），而不是主动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努力的结果。必须承认，这一事实表明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一面。具体到陇南，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环境优势或“绩效”，在相当程度上由于通常意义或模式下的现代化进程的仍未展开，未来实践中也将继续面临着二者之间的战略张力和政策选择冲突。比如，陇南丰富而经济价值极高的稀有矿产的开采加工，将会是一种持续性的“黑色诱惑”，而目前大规模推进过程中的生态（农村）旅游也存在着一定的生态环境风险。

陇南市的实践探索生动地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事业。具体地说，作为一种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努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意味着创建一种生态经济、一种生态社会（人居）、一种生态（文明）文化，而且它们之间必须是相互支撑或促动的。比如，生态文明的经济应该可以允许对自然生态资源的适度商业化开发，以及接受现代化的营销网络手段与通讯技术，但它首先应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关系架构，一般而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制度化参与和监督更能够确保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民主和合生态性质。相应地，包括康县在内的对新型农业合作社的探索就有着超出经济手段本身的重要性。再比如，生态文明的社会建设对于陇南这样的地域来说，意味着需要一种适度的城镇化。这不仅是一种基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也是一种健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先天地貌条件制约着大中规模城市的发展，但目前的过度分散化人口分布，也不利于实现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一样，都必须是一个生态优先原则下的渐进过程。再比如，生态文明的文化意味着一种注重本土智慧基础上的“发展（进步）文化转型”，并将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支撑或动力。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文化、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大力传播与培育这种“绿色文化”。就此而言，像陇南这样的传统意义上欠发达地区的重要智慧遗产之一，就是广大民众对于经济和物质财富的一种更朴素、但更生态化的认知和态度——人们的衣食住行需要及其满足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而且不能以破坏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为前提，过度财富和竞争取向的经济主义单向度文化，是与生态文明的社会和经济相悖的。

一般而言，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有三个（类）：国家、地方和民众，其理想图景是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协同配合的整体。客观地说，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迄今为止仍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动员，而这对于像陇南这样的地域来说又确有其现实合理性。作为承担着长江流域生态与国土安全重任的特定地域，陇南市不得不付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机会意义上的巨大让步与牺牲——正日益成为局地性经济“落后”或“贫困”的主因。因此，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和背景下，国家与陇南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对上述客观事实的承认与适当补偿问题（包括生态惠益提供和经济机会损失两方面），而不再简单是一个国家主持下的“扶贫脱困”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国家扶贫政策下的各中央部委投入还是水利部主持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这样一种承认与补偿的机制形式。但是，无论目前面临着的困难有多大，一个方向性改革是逐渐确立一种更加全面的国家地区政策，其中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应该成为十分重要的考量。

当然，包括省、市、县、乡村四级的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承担着主要的领导和践行责任，而相比之下，市县两级似乎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就陇南市而言，甘肃省政府更多担当着政治领导、政策制定和财政资金划拨等方面的职能；市、县政府更多担当着国家与省相关计划下的项目规划和设计——比如陇南市、张掖市和甘南、定西市分别是国家水利部与发改委选定的试点单位，康县政府则是其“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主要决策者；而乡村政府则主要是各类计划、项目的一线实施者；同样重要的是，千百万普通民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主体，他们的切实与制度化参与有着根本性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发展集体合作社（“社企合一”）得以保证的本地民众对于新兴生态产业的参与，通过发展村社监管监督机构得以保证的本地民众对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参与，都有着生态文明社会与主体培育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相对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和迅速调整中的国家发展战略，使得像陇南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地区，如今拥有了创建一种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生态文明——或者说“绿色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并已成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广泛绿色政治共识。但无论在制度重构还是在心境重建的意义上，这都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4ZXA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