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尹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名著《双城记》的开篇语形象地道出了“猎狐2015”角逐的双方身处境内外截然不同的心情。

上海警上，切实提升对境外缉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了每名逃犯“一人一档”的侦查档案，因人施策、因案施策、有的放矢，找到了追逃的最佳路径。在诸警合力联动下，近期成功抓获及劝返了五名境外逃犯。

戴“假面”仍落网

历史上，大上海曾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后，与国际接轨的经济领域，同样闯进了各式“冒险家”，就拿“猎狐2015”专项行动近期抓获的潜逃加拿大近10年的犯罪嫌疑人连某来说，他拥有五个身份，为的是模糊视线；他持有加拿大护照，以新加坡公司上海办事处名义，只身与波兰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做转口外贸，以先期履行小额合同为诱饵，骗取该公司断绝了与大额服装出口订单。在收取60余万美元货款后人去楼空。当他于2006年9月携款外逃后，他断绝了与国内的所有联系，除了一个出入境记录。警方甚至很难查到他的真实身份。

1992年，连某以他的原名签证来上海；第二次入境，他已改为加拿大身份，并改换了第二个名字。当时，美国、欧盟对于中国纺织品出口仍采用“配额”制。国内企业在“配额”用完之后，只有通过国内市场购买其他企业的剩余“配额”用于出口，或干脆绕开上述“配额”限制，先于第二国企业签订贸易合同，再由该第二国企业借用世贸组织内其他国家的“产地证明”，将纺织品出口至美国、欧洲。

连某看准了中国这个纺织品生产大国的市场。2005年9月16日，他持加拿大护照先在新加坡注册成立贸易公司，随后即在上海设立代表处，从事国内纺织品“转出口”业务。他以自己新加坡公司的名义，与A公司上海代表处签订了九单外贸合同，分别将总价值39.3万美元的五个集装箱纺织品出口至新加坡，再由他的新加坡公司配以印尼纺织品的“产地证明”后，出口至波兰B公司。而波兰B公司在收到上述货物提单后，按协议将42.2万美元（含连某新加坡公司支付印尼“产地证明”费用、港口杂费及利润）分四笔支付给连某，连某将收到的货款按外贸公司发票支付相应款项。就这样，连某零敲碎打地做，有接单四五万元的，有接单七八万的，甚至一两万的都接。2005年9月至2006年6月，他长达半年时间才做了39万美元的生意。

然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连某既有预谋而来，当然要耐得住寂寞，等待时机。2006年6月30日，当连某再次接手21单外贸合同，仅半个月时间，就分别将总价值66.4万美元的七个集装箱纺织品出口新加坡，然后配以印尼纺织品“产地证明”后出口至波兰B公司。然而，B公司在收到上述货物提单后，也许是出于谨慎，先行支付了一半货款40.7万美金。这下连某急了，急于捞一票走人的他，按捺不住，于7月19日连夜赶至新加坡，借口他的U盾因为故障无法划账，在新加坡银行办理了货款的汇款申请书，然后传真到上海，表示他已在银行办理了汇款手续。他在电话里表示：“货款马上到了，趁我在新加坡短时停留，速将另一笔货款支付给我。我近来很忙，我是特地为这笔货款来新加坡的。”7月24日，波兰B公司把另一笔货款付给他，连某随即于7月25日携66.4万美元货款潜逃出境。

连某逃往国外后，面对波兰B公司的质问，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表示：“我骗走的是中国厂商的钱，又没骗你波兰公司的钱。”这个狡猾的冒险家，利用国际贸易跨国诈骗竟然得逞。他就是看准了那道长长的国境线，中国警方取证难度大，只有望洋兴叹！而上海警方在“清网”行动时去加拿大调查，的确查不到他的名字。

2015年4月26日，老谋深算的连某再度持新办的外国护照闯入国门。他虽然改掉了护照上的名字，但照片上他的相貌依旧，很快被边检人员辨识出来，连某潜逃加拿大近10年之后，在上海机场触网，被警方抓获。

逃亡18年之后

18年前的3月2日，当谢某自以为得意地写信给上海某证券公司经理，振振有词地告知已被他诈骗了9000余万元人民币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因为投资失败，亏损严重，对外负债已有1亿多元，固定资产很难变现，只有远走高飞了。他自以为不失君子风度，又棋高一着，漂洋过海，逃之夭夭了，谁又能奈何得了他？然而，18年后的3月2日，当他已经成功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改名换姓、换了身份之后再次入境，他简直不敢相信，“猎狐”的天网会将他牢牢缚住，莫非这就是他的天命？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中，身处东南沿海商贸重地宁波的谢某下海弄潮。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不失经营头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做海鲜，食品，地毯生意。凭着胆大精明，他的盘子越做越大，居然做到了宁波市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

为了最大限度地融资，1996年，谢某以宁波某集团公司的名义，与当地一家证券公司合作，开设国债部，以买卖国债、融资融券为业务，每月支付证券公司挂牌费20万元。

当得知香港回归的消息后，他立马开设多账户炒期货。但好事不畅，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了填补期货市场上的失意，和生意上的亏损，谢某选择了铤而走险。

谢某私制了中国某信托投资公司的名片，为自己冠以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当然他也不会忘记私刻一枚与之配套的公司公章。有了假名片和假公章，谢某有恃无恐地与上海某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业务，胆大妄为地私自挪用了空白的国库券代保管凭证，交与上海某证券公司，然后顺理成章地将上海某证券公司的4600万人民币以及面值4550万的国库券变现后，一并投入期货市场。

孤注一掷投入的9000余万元人民币并没有挽回他资不抵债的败局，国家的钱打了水漂之后，谢某只有逃出国门这一条生路。老奸巨猾的谢某在当初预谋时，不失时机为自己找好了退路：他让妻子与他离婚，然后让妻子闪电与一澳籍华人结婚，移民澳大利亚。妻子取得澳籍身份后，又很快与那澳籍华人离婚，于2001年与谢某复婚，而此时的谢某已改名换姓，在安徽宿松县补办了户口，申请了新的护照。这样，谢某在一场闹剧之后，名正言顺地取得了移民身份。

2006年前后，闻讯谢某已逃往澳大利亚，但又不知他目前是什么身份。在无法快侦快破该案的情况下，上海警方的侦查取证工作仍没有停息过。2011年“清网”行动，上海警方甚至找到了1996年与谢某闪婚的那个澳籍华人妻子，但仍未查到谢某身份……虽然谢某潜逃在海外，但国内的侦查工作很有指向性。18年来，从刑侦总队到经侦总队，案子的承办警官换了四五拨，但归拢信息的查证一如既往地进行。

“猎狐2015”专项行动以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本案历年工作全面细致地反复梳理，明确了重点工作方向，针对性开展相关工作。侦查员找到了宁波公安经侦大队，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找到了谢某当年在宁波某集团公司的一个员工，他就是当年谢某炒期货的操盘手……

一份份证据归档，一个个证人到位，上海警方严阵以待，法网恢恢。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及关系人的走访，警方获取了谢某早已取得澳大利亚国籍这一重要信息，鉴于谢某母亲及子女仍居住在浙江，侦查员推测他极有可能入境探亲。据此，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立即向上海边检总站通报了本案相关情况，请求其保持对相关线索的重点关注。

2015年3月2日，总队获悉一名澳大利亚籍华裔于近期入境，已入住杭州一宾馆内，该男子与谢某特征吻合。在立即对该男子移民前的户籍信息进行核查的同时，总队派出两路人马迅速开展工作：一组探员前往杭州宾馆对嫌疑人员进行盘查；另一组探员前往该男子移民前的户籍地安徽宿松县调查走访。

3月3日，在杭州市某宾馆内，侦查员通过核查该男子随身携带物品，确认他就是已经潜逃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谢某。谢某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矢口否认，重现他18年前那种做事谨慎、不苟言笑的一贯风格。然而镇定下来之后，他就嚣张地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耍起了无赖，面对警方的质询，他推说自己失忆了，又说2006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就记不清旧事了。给他看他儿子的视频，他看也不看。当警方规劝他儿子和他做亲子鉴定时，他甚至不认自己的亲生儿子。当谢某在使领馆会见时，他竟然叫嚣要求境外媒体采访，还要求找律师维权……

但再怎么掩饰，狡猾的狐狸终究露出了尾巴。上海警方从宁波调取的相关证据以及找到的证人证言，有力地证实了谢某的犯罪事实以及他的真实身份。

令人感叹的是，警方得知52岁的谢某在澳大利亚做过出租车司机，在他的随身所携带的拉杆箱里，发现了一些赌场的筹码，身边也带有很多国家的零钞，显得很落魄。再不见18年前那个董事长的气派，而他随身携带的手机上留着他发给朋友的聊天信息，称他此次回来就为来见母亲的最后一面……事到如今，亲人离散，颠沛流离，以及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只是因为一时的贪念和放纵，可能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也难以见到，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精诚所至劝返外逃女子

“猎狐2015”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闵行分局经侦支队金融犯罪侦查队陈警官成功地劝返潜逃阿联酋长达九年之久的涉嫌合同诈骗案逃犯孙某。该案同案犯席某已在陈警官的政策攻心下于2014年11月投案自首。

2006年11月，37岁的孙某和27岁的席某在一套两人共买的二手房交易中，以欺骗手段，先后收取前来购房的“海归”石先生的房款50万元。在未履行房屋买卖交接手续的情况下，两人携款出逃阿联酋。

这是两个未婚的女人，在女子监狱搭识后形同姐妹。当年出狱后，她们一起做4S店汽车销售生意，收入好时，月进4万元。于是在闵行康城贷款共同买房。2006年上半年，两人以商务旅游为名去阿联酋考察，回来后，两人关系发生变化，遂将房子挂牌出售。检察院认为，她们售房合同是真实的，没有犯罪的预谋，只是钱到手后有了犯罪意念，进而携款潜逃。

陈警官很快查清了来龙去脉，全面收集了相关物证，明确了案件嫌疑人席某和孙某已携款一同搭上了前往迪拜的飞机。不过陈警官认为，边境线不是抓捕的界线，他先手制订了求助国际刑警“亲自去迪拜抓捕”的侦破方案。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一定要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两个女子在逃亡阿联酋的八年里，陈警官与她们家人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她们的父母见到民警陈警官，心里很矛盾。他们一方面希望能见到女儿，一方面却又不希望女儿回来被警方带走。八年里，家里的老人也跟着逃亡国外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然而，人心思安，逃亡的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女儿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虽然对上门做过询问笔录的陈警官抱有抵触情绪，然而几年下来，陈警官一次次上门访问，政策交心，老人心里明白，民警陈警官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人。陈警官最清楚案子，也最了解政策，倘若女儿能投案自首，民警陈警官一定会为她们争取宽大处理。

2014年，“猎狐行动”强势启动，警方加大了对此案的侦查抓捕力度，陈警官认为劝返这两个沦落异国他乡的女子最佳时机到了：房产市场增值，她们倘若回来自首，不是一条生路吗？况且据了解，两个女子在国外混得并不如意，席某还因为交通肇事被关了九个月。2014年10月，在陈警官及父母的努力下，席某到迪拜投案自首。

如果说，是政策的威名、房价的走势、父母的亲情劝返，以及警方的诚意，令席某回归，那么，孙某则是在留在上海的女儿的声声呼唤中，动摇了逃亡海外的信心。她很清楚，这起合同诈骗案，跑到天涯海角也跑不了。小年夜，当孙某的女儿电话告知陈警官，孙某回来缺少路费时，陈警官征求了经侦支队领导的意见后，郑重回复孙某女儿：只要你母亲回来投案自首，机票钱我们警方可以为她垫付。陈警官还特地请求上海市公安局通过公安部国际执法合作联席会议领导组办公室与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联系，为孙某办理一次性旅行证。孙某借助该签证直飞上海，向警方投案自首。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