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蛮荒”的阴影：唐代科举与闽地文士的文化认同

2015-09-29杨亿力

文艺评论 2015年4期

杨亿力

古代士人研究

杨亿力

众所周知，闽地士子在中晚唐科场中的表现尤为出色。实际上，在中唐以前，闽地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区”。不仅北人视仕闽为畏途，闽籍士人似乎也不太情愿接纳北方。一个明显的表现是：闽人起初并不愿意北宦，正如韩愈所言“（闽地）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欧阳生哀辞》）①。不过，从中唐开始，随着闽地士子在科场与全国性知识界中的崛起，这种隔阂开始逐渐消融。通过闽士的诗文作品及其科考经历，我们可以考察这一士人群体是如何利用科举制度获取文化认同并重构家乡“文化印象”的。

一、“岭外”：唐人对于闽地的地理感知

唐人常以“岭”及“岭外”描述他们对中国南方地域范围的感知。初唐的狄仁杰曾说：“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②既然“岭”是区隔中外的屏障，那么“岭外”之地自然不属于与中原文化的范畴。狄氏的话凸显了“岭外”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是唐王朝的领土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另一方面，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与中原迥异的社会风俗，它不但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同，反而被视为“夷狄”而倍受排斥。

有意思的是，在唐人的观念中，“岭”还与今天的福建地区有关。诗人李频客死于闽地，曹松以《哭李频员外》一诗悼之。诗中有“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一句。此处的“岭外”当为闽地。从地理空间上说，此“岭”未必实指“岭南”之“岭”。但唐人以“岭”指称闽地并非毫无依据。首先，从地势上说，福建境内群山密布，入闽亦须翻越重重高山，交通十分不便，因此唐人又以“度岭”、“入岭”指代通向闽地的旅程。晚唐张蠙《逢漳州崔使君北归》写道：“离城携客去，度岭担猿来。”③此外还有刘长卿的《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

不识闽中路，遥知别后心。猿声入岭切，鸟道问人深。旅食过夷落，方言会越音。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④

其次，在初唐时期，闽地曾归属岭南道管辖，直至开元年间才划归江南东道。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将闽、粤浑而视之。刘禹锡《送唐舍人出镇闽中》言：“暂辞鸳鹭出蓬瀛，忽拥貔貅镇粤城。”⑤钱起在《送李大夫赴广州》中道：“按节化瓯闽，下车佳政新。应令尉陀俗，还作上皇人。”⑥唐舍人欲赴闽地为官，刘禹锡称之“镇粤城”。李大夫要出镇的是广州，钱诗却称之“化瓯闽”。再次，从文化认同上看，唐人眼中的闽地与“岭外”皆属于化外之地。刘禹锡即在《送乔判官赴福州》中写道：

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⑦

刘长卿《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以为山的那边尽是“夷落”与“越音”。而刘禹锡则以“鸟路”突出入闽道路的艰险。似乎闽人都居住于“夷落”之中，以“越音”相交流——那里的一切都与中原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异，也无怪之前骆宾王直言“闽俗本殊华”（《晚憩田家》）⑧。直至五代时期，有些闽地官员还以“夷貊”自居：

通文二年，闽王王昶遣公（郑元弼）贡方物于晋，执书执政，辞旨不逊。晋祖怒，以公属吏。狱具，引辩，公伏俯曰：“昶夷貊之长，不知事君之礼，得其善言不足为喜，得其恶言不足为怒……”晋祖奇之，赐帛遣归。⑨

通文二年即937年。既然王昶是“夷貊之长”，那么他所统治的区域即“夷貊之区”。王昶虽非出自山东大族，但亦晚唐入闽之北方豪强。真正土生土长的闽人恰是这位以“夷貊”自处的郑元弼。有意思的是，元弼的家族也有过甚为光彩的历史。其父良士亦生于闽地，是晚唐知名的诗人。虽然屡举不第，但良士还是得到了昭宗皇帝的赏识并命以康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之职。之后，郑氏辞官归乡，与徐夤等诗坛巨子相交甚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夷貊之区”的意识在郑元弼身上消退。在中原王朝的威慑下，“夷貊”成了他脱身的借口。或许郑氏以“夷貊之长”指称其主是迫于无奈，但从晋祖的反映来看，这番言论在当时似乎还算是合情合理。可见，在时人看来，闽地与岭南一样，是有待开化的“蛮荒之地”。而闽人则是处于“夷貊之区”的“远人”。

由于文化认同的缺乏，来自闽地的举子感到了深深的疏离感和孤独感。陈弱水指出：“福建士人在求举入仕的过程中，艰辛倍尝，有深刻的边缘感，他们在晚唐科举系统，是属于‘孤寒’或‘寒畯’的位置。”⑩实际上，闽人的边缘感不仅源于“孤寒”的社会身份，也源于“远人”的文化标识。中唐的欧阳詹记录了他在北上赴考途中的感受：

某远人也，父母昆弟居万里之外……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逾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上郑相公书》）⑪

欧阳氏之前，仅有闽人登科者甚少，在外为官的闽人野不多见。作为北上赴考的先行者之一，欧阳氏难以迅速融入北方士人社会。因此他的心头横亘着无法消解的孤独感。由于受到知举官崔沆的提携，来自岭外的郑隐不费吹灰之力便迅速登科。然而在同僚们看来，郑氏乃“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⑫。加之郑氏性格孤僻，终为同僚所害。这个事例生动地告诉我们：一个南方士子，闽人要真正融入以北士为主体的全国性士人社群是极其不容易的。

二、“思化”：管窥闽地文士的内心世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闽士都认同这种“被赋予”的“远人”标识。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的闽士在积极思考自我证明并摆脱“远人印象”的方式。

晚唐诗人李频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刺史。在临别之际，闽人林宽作《送李员外频之建州》以赠之：

勾践江头月，客星台畔松。为郎久不见，出守暂相逢。鸟泊牵滩索，花空押号钟。远人思化切，休上武夷峰。⑬

用今天的话说，所谓“化”即儒家所倡导的文化规范及社会秩序。诗中将“远人”与“思化”对举，似乎要传达闽人对儒家社会规范的向往。对于南地士子而言，“思化”还是对文化认同的期盼。林宽希望李频长留闽地并以惠政教化闽乡，使其早日走出“蛮荒”的阴影，因此才有了“休上武夷峰”的感慨。或许，林宽将家乡视为尚未开化的“远地”、将乡人视为迫切地期盼归化的“远人”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以及对李频的恭维。但这种“低姿态”同时也流露出林氏对“文化认同”的真诚企盼。与林宽同时代的翁承赞在归闽途中作有《汉上登舟忆闽》一诗：

汉皋亭畔起西风，半挂征帆立向东。久客自怜归路近，算程不怕酒觞空。参差雁阵天初碧，零落渔家蓼欲红。一片归心随去棹，愿言指日拜文翁。⑭

西汉循吏文翁在治蜀期间大兴文教。在其治下，蜀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唐人在诗中亦常用“文翁”之典。但总的来说，人们多以之喻指蜀地的官员。将闽地的官员比作文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对闽地缺乏认同感现状的“默认”，同时也多少流露出了“思化切”的色彩。怀有相似想法的还有盛均：

大禹分九州岛之产，生物各有其处，独人之善恶无区别之地，是圣人知民心牵于所化也。夫理有风而化有本。国者，风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汉以还，风化相荡，贪波勃涨，人不栖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余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规实，乃知风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则禄食者佐国不务其理，为邦不敞其化。愚不知夫禄食之道也。惟闽峤拔一臂西指，则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猱黠而易随等。闽之支属，特稀闻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蠧，会敛无时，猾吏坐姿，奸欺黎庶，日为荤虿哉。皇帝远怀疲俗，乐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称善化，今兹东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送建安郡守之任序》）⑮

相比于林宽与翁承赞，盛均更侧重在政治制度方面阐释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地有善恶之别而人无善恶之分，原因就在于人心是可“化”的。这实际上是对“远人”身份的一种委婉的拒绝。在文章中，盛均提出了“理”与“化”两种概念。其中，“化”属于地方官员（郡守）的职责范围。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地深”等因素，朝廷一直未能对闽地实行有效的管理。地方官员权力的弱化给了当地胥吏们许多可乘之机。他们毫无顾虑的欺压百姓、聚敛钱财大大败坏了闽地的社会风气。在盛氏看来，这就是闽地“疲俗”、“病俗”的根源。也由于此，才有了当时闽地“特稀闻善化”、闽人“猱黠”的局面。而此次朝廷派来的新任建安郡守“乐有嘉政”、“雅称善化”，必将扫除这些“荤虿”，使闽地风俗为之一振。由此可知，盛均将闽地未开化的原因归结于中央权力的缺失（即“风化未及”）及其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希冀朝廷行政权力的有效管理，正是盛均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归纳林宽、翁承赞及盛均三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当时许多闽籍士人都怀有“思化切”的想法。这既是对自己“远人”的身份的默认，也流露出了摆脱这一身份标识的渴望。

如果说林宽等人是希望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社会秩序的改易来改变闽地及闽人缺少文化认同的现状，那么另一批士子则将目光投向了科举制度。据《唐语林》载：“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绮始建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登科第。”⑯此事可从林蕴《泉山铭》得到确证：

泉山，古泉州也，今福州据其地焉。山瞰巨浸，见于扶桑。人生其间，或明或哲，驰骋畋猎，习学为常。自大历纪年，犹未以文进学者。满门终安，豪富寂寞，我里曾无闻人。是以独孤及制李成公碑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得非以我为异俗，而刊于贞珉，不已甚矣！

予仲兄藻怀此耿耿，不怡十年。谓张令公出自韶阳，陈拾遗生于蜀郡。我以况彼，彼亦何人？遂首倡与欧阳詹结志攻文，同指此山，誓报山灵。不四五年，继踵登第。天下改观，大光州闾。美名馨香，鼓动群彦。三十年内，文星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⑰

在林氏看来，他们的家乡“人生其间，或明或哲，驰骋畋猎，习学为常”，并非化外之地。然而面对“缦胡之缨”的指称，林氏兄弟与欧阳詹的第一反应仅是“睹之叹息”，似乎在默认中又带有些许无奈。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已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由于直至大历间闽人“犹未以文进学者”，导致人们“我里曾无闻人”的印象。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国性知名贤士的多寡正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他们还找到了可资效仿的榜样——陈子昂与张九龄。林藻认为，自己的状况与陈、张二人相似，只要闽人能像二人一样科场中第，便可以世人改变人们对闽地、闽人的印象。易言之，他希望以科场成绩的彰显来摆脱自己“远人”的身份。因此，“怀此耿耿，不怡十年”的林藻以一首《梨岭》表达了自己“不得科名誓不还”的强大决心：“曾向岭头题姓字，不穿杨叶不言归。弟兄各折一枝桂，还向岭头联影飞。”⑱从这个角度而言，“远人印象”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远方士子”竞趋科场的信念，也促进了南地社会对科举的接纳。

三、“科名”：重构闽地“文化印象”的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闽地士子投身科场。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南方士子逐渐融入全国性的知识界并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至晚唐，闽地士子经由科举在知识界日趋活跃。文学方面，徐夤、闵延严等人在辞赋创作方面蜚声海内，成为文坛之巨子。又如盛均“聪颖超迈，文名一时。舍人皇甫焕辩博自雄，每宾客及门，置酒延坐，广引发难辞，曰为证事，屈者多不终席，自引去。惟均酬答如响，时谓劲敌。尝广《白氏六帖》为《盛氏十二帖》，贯穿囊括，颇资时贤所好”⑲。可见盛氏在吏治才干也得到了士人阶层的广泛认可。虽然在经学上没有卓越的建树，闽地儒士的影响亦波及全国，例如黄璞：

璞善为诗歌，一时撰著，藩镇间传诵之。黄巢寇建州时，军中谣曰：“逢儒辱，师必覆。”及入闽，过璞家，令曰：“此儒也，毋辱之。”灭炬而过。⑳

黄氏于大顺二年（891）进士登第，官至崇文馆校书郎便致仕还乡。从品阶上说，黄璞的仕途并没有太多的亮点。然而在当时，连黄巢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当世之儒，足可见璞之声望早已流布全国。

闽地举子的登第以及南地名士的群体性崛起，很大程度改变了时人关于闽地及闽籍士子的观感。正如《泉山铭》中所说，诸林、欧阳詹登第以后，“天下改观，大光州闾。美名馨香，鼓动群彦”。虽然林藻比欧阳詹早一年及第，但后者不仅是闽地第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人，同时还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位健将，显然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又由于欧阳氏与韩愈私交甚好。因而韩愈笔下的闽地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欧阳生哀辞》）㉑开成三年（838），闽人萧赝登第，“闽中同举者三人，自是号为‘文儒之乡’”（《旧英志·缙绅·福州府·侯官县》）㉒。时人文化印象的改变在诗文中也有所反映。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诗人们所描绘闽地的“风景”发生着极大的变化。韦庄曾结交一位来自福州的王姓举子并作诗以送之：

豫章城下偶相逢，自说今方遇至公。八韵赋吟梁苑雪，六铢衣惹杏园风。名标玉籍仙坛上，家寄闽山画障中。明日一杯何处别，绿杨烟岸雨蒙蒙。（《送福州王先辈南归》）㉓

从诗中可知，王氏应已进士及第。在韦氏的笔下，闽地风景可入画障，全无“蛮荒”的色彩。然而，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刘长卿等中原士人还将闽地视作一片散布着“鸟道”、“夷落”、“越音”的“化外之地”。不难看出，科举的确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闽地印象。

而闽人在科场上的优异表现又成了黄滔重构闽地“文化印象”的主要资源。他在《莆山灵岩寺碑铭》中写道：

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贞元中谷兹而业文，欧阳四门舍泉山而诣焉（四门家晋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与王式书》云：“莆阳读书。”即兹寺也）。其后皆中殊科，御史省试《珠还合浦赋》，有神授之名。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誉（策云：“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生微臣也”）。欧阳垂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之灵秀乎？㉔

莆山岩寺是林蕴与欧阳詹读书之处。用林蕴的话说，欧阳詹等闽士的“继踵登第”使得闽地“天下改观，大光州闾”。但黄滔却有意倒置这种因果关系，欧阳氏之所以得与韩愈等文坛巨擘齐名，是得益于闽地灵山秀水的滋养。换言之，不是欧阳詹光大了闽地，而是后者所具有的“山水之灵秀”哺育了前者。因此，黄滔十分强调“江山之助”在闽人科场成绩中的重要性：

闽越江山，莆阳为灵秀之最。贞元中林端公藻冠东南之科第，十年而许员外稷继翔。其后词人亹亹，若陈厚庆、陈泛、陈黯、林颢、许温、林速、许龟图、黄彦修、许超、林郁俱以梦笔之词、籝金之学，半生随计，没齿衔冤。旷乎百年，而公追二贤之后，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缺一字，应为“捷”），莫不江山之数耶。（《司直陈公墓志铭》）㉕

在祭文、墓志中夸耀逝者家乡之灵秀属谀墓之辞，本不得当真。然而，黄氏有关“灵秀”的陈述仿佛一份当地举子的科举成绩清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文中，黄滔不仅如数家珍般地罗列了当地知名文人，还进而近似反问的语气强调“江山之数”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事实上，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及类似“莆称秀绝”的话题：

伏以灵闽之江山，莆称秀绝。首武德之科级，自贞元之英哲。其后继生，硕儒亹亹，鸿都交怀，荆璞互握。隋珠皆指期于拾芥，终恸哭于弯弧。洎宣皇之后年，则夫子之斯出。持曾参之孝行，袖孟轲之文帙。荐赋诸侯，上书圣日。射宫而劲挺弦矢，艺圃而葳蕤华实。（《祭陈侍御》）㉖

文中的“首武德之科级，自贞元之英哲。其后继生，硕儒亹亹”，依然是对当地科举成绩的夸耀。根据本文附录中的统计，蒲阳地区的登第举子数量并非福建地区之首。可见黄滔所谓“莆阳为灵秀之最”之说包含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我们不难想象，在欢呼“灵秀之最”一类的词语时，黄滔的内心是何等的自豪。支撑其这种自豪感的，除了中唐以后闽人的“文战之绩”外，还有当时莆田地区“词人亹亹”、“硕儒亹亹”的人文盛况。其实，在黄滔的心目中，自己的家乡早已不再是散落着夷落的“化外之地”：

闽山秀气，鲁国清尘，天之授受，钟我仁人。卓矣生世，学而立身。（《祭陈先辈》）㉗

将闽地与鲁国对举，并不是单纯的比拟或比较，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印象的渲染——一种类似“文儒之乡”的文化印象。换言之，在黄氏看来，闽籍文士的群体性崛起正是闽地的“江山之数”的直接体现，凭借着这种特性的“发现”，黄滔终于从逻辑上成功将闽地“带出”了“蛮荒之地”的阴影，并完成了对闽地“文化印象”的重构。

与林蕴相比，黄滔有着更加强大的文化自信。他所谓的闽地“山水之灵秀”等观念，既是对“荒蛮阴影”的祛除与剥离，更赋予了闽地儒家的文化秉性。应该说，面对中原士人“化外之区”与“远人”的指称，闽士并没有强硬的抗拒，而是选择了科名博取文化认同的策略。中唐以后的科场佳绩则让闽士收获了自信，借助着闽籍文士群体登上全国性舞台的契机，闽人不仅摆脱被“强加”于闽士身上的“远人”标识，也祛除了闽地“化外之区”的阴影。

四、结语

钱穆先生这样评价唐代科举带来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于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熔铸为一体，更为有力。”㉘也就是说，科举制带动了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各地区之间的认同感。

恰如钱氏所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闽地被视为化外之地。而“远人”成为当时闽地士子被赋予的一种文化身份。在默认这种身份的同时，闽士也在思考走出这种文化阴影的途径。经过长期思考，以闽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得到了两种答案：一是热切期盼中央权力的介入，并以此推动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构以及社会风俗的改易；二是毅然投身科场，希望用科名实现自我证明。而后一种答案对南方地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闽士在科场上迅速崛起并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科名”不仅极大改变了人们对闽地的观感，也给了以黄滔为代表的闽地士人自我证明的勇气，还为其重构闽地的“文化印象”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23）】

①㉑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1页。

②《旧唐书》卷八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89页。

③⑥⑧⑬⑭⑱㉓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87、2602-260、83、6999、8090、359、8030页。

④⑦褚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68、50页。

⑤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0页。

⑨赵与泌《仙溪志》卷四，《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八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⑩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⑪欧阳詹《欧阳詹文集》卷八，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252页。

⑫王定保《唐摭言》卷九，《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4页。

⑮㉔㉕㉖㉗《全唐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16、385、385、385、3860页。

⑯周勋初《唐语林校正》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