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琴 李建栋

西魏、北周洛阳文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熊琴 李建栋

自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至534年孝武帝西奔关中，北魏洛阳政权历经四十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两个政权，北方文学重心亦由原洛阳分为邺下与长安东西两支。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影响，邺下与长安的文学发展态势各有不同。

邺下为东魏、北齐之国都，地处黄河中下游一带，曾是北魏文化发达地区，其文学继承北魏“文雅大盛”①的基础，以成熟的文学资源体现出强劲的生机，从而得以与江左文学分庭抗礼，最著名的文人温子昇即由北魏洛阳而至东魏邺下。长安为西魏、北周之国都，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学在历经十六国之乱后，因北魏统一北方，政治、经济中心东渐至洛阳，一度失去其文学重心的地位。随着西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回归，关中本土文学继十六国之乱后复又兴发，这自然离不开关中本土文人和由北魏西进的洛阳文人的共同努力。客观看来，关中本土文学尚处起步阶段，洛阳文人携北魏洛下文风西进长安，并以绝对优势的地位对关中本土文学予以渗透，而关中文学的反哺作用却要弱小得多，总体上以对洛阳文学的接受为主。

一

洛阳文学深受江左文风影响，文人的文学风格多“文藻华赡”②，但是，这种风格在入关之后未必适应当时关中文学的实际。宇文泰割据关陇之初，实力弱于东魏，其注意力偏重在军事、政治上，起用文士，多重用其文化素养中经世致用的一面。洛阳文人入关，需要适应这样的要求，以求在新政权中建立个人功业，例如范阳卢柔与卢辩。

范阳卢柔，“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诏贺拔胜出牧荆州，柔谓因此可著功绩，遂从胜之荆州”③。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卢柔意识到追随贺拔胜出牧荆州，坐镇一方，可能会成为自己日后功著天下的转折点，“柔谓因此可著功绩”即其内心活动的赤裸写照。范阳卢辩，“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④。卢辩随孝武入关，与其说是出于其勤王之“义”举，不如说是出于一己之私心。孝武帝在入关后为宇文泰鸩杀，卢辩未表现出些许悲怆即是说明。这些为谋求功名而西进长安的洛阳士人，既然熟知关中政权之实际和建功立业之途径，自然要积极融入西魏政体，以其文学才力助推宇文氏入主关中的政策了。

洛阳西进文人中，首先以卢柔与唐瑾为代表，他们的文学生成于北魏时期，具有洛阳文学典型的华美的特点。范阳卢柔，“性聪敏，好学，未弱冠，解属文”⑤，在大统二年（536）入西魏后即为宇文泰隆遇，“太祖重其才，引为行台郎中，加平东将军，除从事中郎，与苏绰对掌机密”⑥，后“晋爵为子，增邑三百户，除中书舍人。迁司农少卿，转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后拜黄门侍郎。文帝知其贫，解衣赐之。魏废帝元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中书监。孝闵帝践阼，拜小内史，迁内史大夫，进位开府”⑦。卢柔或参与政治机密、或执掌中央文书的仕历为其与关陇文人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提供了条件，其中河东薛慎、河东裴叔逸、裴诹之、河东柳虬、陇西李璨与卢柔并相友善。

北魏末期河东文学直承洛阳新风并延续至西魏，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关中文学的与时俱进，而河东裴、柳、薛三氏的学术在整个关陇学术圈内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裴诹之，与兄裴让之俱知名，少则广延师友，尝借常景书，五行俱下，过目不忘。杨愔合门改葬，诹之为之作十余通碑志，文皆可观。其兄让之已有“能赋诗”⑧的美名，而诹之更有过其兄之美誉，时人以为“诹胜于让”⑨。东魏迁邺，诹之留于河南，时号“洛阳遗彦”⑩。入关后，宇文泰以之为大行台仓曹郎中，随附于宇文泰府坻，足见裴诹之在西魏的文学地位。柳虬，“博涉子史，雅好属文”⑪，东魏迁邺，旧京洛阳荒废，时柳虬在阳城，裴诹之在颍川，西魏独孤信并用二人，时人以为“北府裴诹，南省柳虬”⑫，是对二人文才的客观评价。柳虬入西魏，为宇文泰丞相府记室，后位至中书舍人、秘书监。“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⑬，“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⑭，颇得时誉。薛慎，“好学，能属文”⑮，“有文集，颇为世所传”⑯，“与同郡裴叔逸、裴诹之、柳虬、范阳卢柔、陇西李璘并相友善”⑰。卢柔与此类关陇文人的文学交流，对于西魏初期长安文学集团建构与发展的作用是无疑的。

河东裴诹之、柳虬、薛慎文学与范阳卢柔文学皆有对江左文风的“祖述”，但其在辞彩追求上又有着明显不同。河东士人之文学以质朴雅正为主，亦极力吸收或清丽、或美艳的洛阳文学篇章。今裴诹之、薛慎文学作品虽已不存，然时人并未以华美富赡来品评他们的文学也是事实。柳虬《上文帝疏论史官》：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敢以愚管，轻冒上闻。乞以瞽言，访之众议。⑱

该文以博通文史之才情，时出横议，同时也注重了句式的对仗工稳。限于文体，此疏并无华丽富赡的语言，却更富于关中文学质朴雅正、注重实用的特质。此虽与苏绰文体改革下的公文体式要求有关，但也不排除柳虬自身的个性倾向。

当时河东士人中可与卢柔并称的是河东薛寘。薛寘“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⑲。薛寘与卢柔同在中书多年，彼此间的文学交往当在不少，二人文学比肩，“世号曰卢、薛”⑳。薛寘文风现已不可考，但能与“学业优深，文藻华赡”㉑的卢柔文学并称，其文学亦当相类。当然，薛寘文学生成于北魏，其文学特质不排除洛下新风的熏染，但他与卢柔多年文史共事同志友好的关系和卢柔“文藻华赡”的文风，对他的文学影响也不可低估。

关于卢柔的文学，《周书·卢柔传》尚有其他类似记载。其随贺拔胜奔梁后，“胜频表梁求归，武帝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㉒。卢柔后入西魏，“时沙苑之后，大军屡捷，汝、颍之间，多举义来附。书翰往反，日百余牒。柔随机报答，皆合事宜”㉓。卢柔文学既能以“辞彩”见赏于梁武帝，可见其文学形式华美已堪与江左文学相媲美。而其入关后“书翰往反，日百余牒”的速敏之功，又有着北方本土文学速成的特点。卢柔文学作品今虽不存，然当时尚有“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㉔，从他如此全面的文学体式及清显的政治地位、广泛的交际、风行一时的文学声誉来考量，他与西部文人的文学交流及实际影响应是巨大的。

北海唐瑾是入长安的另一知名洛下才子。唐瑾“博涉经史，雅好属文”㉕，“雍容富文雅”㉖。其文学生成于北魏末期，体现出洛阳文学典型的华美的特点。不过唐瑾文学能广被关中，也与他经济世业的命世才力有关。

唐瑾始入西魏即大为宇文氏所器重，时宇文泰相府“军书羽檄，瑾多掌之”㉗。其后唐瑾又从宇文泰“破沙苑，战河桥，并有功”㉘，“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㉙。“于时魏室播迁，庶务草创，朝章国典，瑾并参之”㉚。“时以近侍清要，盛选国华”㉛，唐瑾与元则、陆逞、李昶并为纳言，后为吏部尚书，位极人臣。然其资性方重，又不以名利干义，持怀儒士学行兼修的本色。西魏平江陵，“诸将多因掳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㉜。

唐瑾一生著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可考者有《妇人书仪》八卷、《书仪》十卷、新仪十篇、碑志一篇。今存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西岳华山神庙之碑》，立于北周天和二年（563），碑文系唐瑾撰，赵文渊书。碑文集中体现了北朝文学融和南北文学之两长后的新进展。前半部分为序辞，如“下枕周秦之郊，上应东井之宿。俯临汾射，咫尺荆梁”㉝，极言华山地理位置之要；“刻峭峥嵘，干云汉而孤秀，属江河而峻峙。巨灵疏豁，亢高掌于岩端。削成壁立，流黄河于岘曲。左分底柱，见朝夕之扬波。右缀终南，眺连山之无极”㉞，极言华山之险峻高危。而后铺陈想象，如“显仁藏用，蕴智含灵，鼓以云雷，润以风雨。信群帝之所休憩，众神之所盼响。芝驾至此不归，霓裳于焉屡拂，岂止绩羽为衣，葺荷成盖，化同毛女，客类园公。每挹仙人之浆，时停酒母之骑，坐石白而穿隐，乘白鹿以游嬉，寥寂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至如芳年华月，雰敛云开，谷包得一，河经千里，耸翠崿于紫微，挺高峰于天汉，暂驻羲和之鹜，能挂恒娥之骖”㉟，思致纷纭，词藻绚烂。碑文第二部分为颂：“攸攸大极，岩岩削成。……灵岳峨峨，清干秩秩。隈积冬霰，峰留夏日。雷霆以之，风云自出。殷忧启圣，多难开基。大人利见，或跃俟时。……神教以道，民化惟德。沈惭以刚，高明柔克。文轨叶同，皇猷允塞。如山之寿，宁我郡国。”㊱高古绝俗，声同天籁。此外，碑文开头及中间对宇文护命为此碑之缘起，多用散体，略乏文才。

通观全碑文，既有华藻纷起、音节流转的江左文风，又有质朴洗练、典雅厚重的关右笔风，体现了这一时期洛阳文学与关陇文学在交流的过程中趋于融合的走向。不过，对此条畅通达、爽心豁目的碑文，明代文人却颇有微辞，或以为“文词殊无超拔”㊲，或以为“此文殊无可观”㊳。明人对此评价不高的原因在于此文性灵不足，多有辞藻拼接的生涩及文意厚重古笃的不足，与同时期庾信、徐陵文学尚有一些区别，表现出南北文学糅合中的割裂与碰撞，以及东西部文人批判地接受江左文学时对本土文学自发撼卫的默契。北朝本土文学中词义古笃与冷峻思辨的暗合，为江左文学所缺乏，又为北朝文学持之不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于北人骨血中的文学精髓。

二

就生平经历而言，卢柔与唐瑾的文学在北魏洛阳时就已生成，而李昶与元伟则是少小成长于洛阳，曾受家学影响和洛阳文学的熏染，二人文学初步形成于洛阳，真正成熟期当是入长安之后。可以说，李昶、元伟二人的文学生成受洛阳文学、关中文学的共同影响。

顿丘李昶，小名那，为北魏御史中尉李彪孙，父李游、伯父李志属尔朱荣之乱，皆奔江左。李昶由洛阳入关中后，被赐姓宇文氏。因其文学生成受洛阳文学、长安文学的双重影响，体现出东西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所以其文学在洛阳西进的文人中很值得关注。

李昶自小沐浴在洛阳文学文雅富赡的氛围中，“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创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㊴。李昶入西魏后，才学为宇文泰关注。“初谒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太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辨，太祖每称叹之”㊵。李昶于长安太学的经历，为他与西魏关中士人的交游开创了局面。因此，洛阳文学的华美富赡与长安文学的质朴典正在李昶文学中做到了较好结合。

李昶与关中本土文人的文学交游及其文学作品因弥历年岁而多不存世，惟其与庾信、徐陵的一些赠答诗文尚在，以此可约略推知其文学之斑斓。

今存庾信和李昶诗三首，李昶和诗一首，罗列于此，以做比较：

庾信《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

北原风雨散，南宫容卫疏。待诏还金马，儒林归石渠。徒悬仁寿镜，空聚茂陵书。竹泪垂秋笋，莲衣落夏蕖。顾成始移庙，阳陵正徙居。旧兰憔悴长，残花烂熳舒。别有昭阳殿，长悲故婕妤。㊶

庾信《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

游客值春辉，金鞍上翠微。风逆花迎面，山深云湿衣。雁持一足倚，猿将两臂飞。戍楼侵岭路，山村落猎围。道士封君达，仙人丁令威。煮丹于此地，居然未肯归。㊷

庾信《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

玉山乘四载，瑶池宴八龙。鼋桥浮少海，鹄盖上中峰。飞狐横塞路，白马当河冲。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树松。长虹双瀑布，圆阙两芙蓉。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新蒲节转促，短笋箨犹重。树宿含樱鸟，花留酿蜜蜂。迎风下列缺，洒酒召昌容。且欣陪北上，方欲待东封。㊸

李昶《奉和重适阳关》：

衔悲向玉关，垂泪上瑶台。舞阁悬新网，歌梁积故埃。紫庭生绿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昼常掩，朱帘夜暗开。方池含水思，芳树结风哀。行雨归将绝，朝云去不回。独有西陵上，松声薄暮来。㊹

就思想性而言，两人诗歌大异其趣。庾信的三首和诗思想较为浅近，表现的是普通士大夫乐游山水之趣；李昶的和诗思想较为深沉，诗中颇有人生天地、感发激奋的悲凉顿挫感。就形式而言，二人诗歌较为一致。用典方面，庾诗以金马门、石渠阁、封君达、丁令威之典故，对全诗进行观照，拓宽了诗歌视野；李诗化用巫山神女朝云暮雨、魏武帝卒葬西陵事，衬托人世沧桑，深化了诗境，技术上不减庾诗。属对上，庾诗有“竹泪垂秋笋，莲衣落夏蕖”、“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李诗除末二句外，每两句都对仗精工，似在庾诗之上。当时徐陵《与李那书》（李昶小名那）也对李昶此诗作了高度评价，以为：

……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山泽晻霭，松竹参差。若见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庙。甘泉卤簿，尽在清文。扶风辇路，悉陈华简。昔魏武虚怅，韩王故台，自古文人，皆为词赋，未有登兹旧阁，叹兹幽宫。标句清新，发言哀断。岂止悲闻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言，便掩盈怀之泪。至如披文相质，意致纵横，才壮风云，义深渊海。……㊺

意谓此诗铿锵顿挫、词语华赡，且充斥着悲凉之气，尤其是“歌梁积故埃”一句，凝注了很强的历史兴亡感，读来使人悲泪零落。全诗文质相扶，思致纵横，旨意遥深。李昶作品传入建康后，“京师长者，好事才人，争造蓬门，请观高制。轩车满路，如看太学之碑。街巷相填，无异华阴之市”㊻，其受捧如此，可能出于徐陵之捧爱，但他的文学确实为徐陵赏识则是不必怀疑的。我们不可否认，在文学交往中，北方文人一直有学习南方文人带来的江左文学，南北文学的融合日益深入，但在西魏建国二十年内，洛阳文人西进所带来的江左文风，却是关中士人所师尚的直接对象。李昶入西魏时已“十数岁”，二十年后，已近四十岁。江左庾信在此时方入长安，时李昶文名早已闻于大江南北。庾信与李昶的私交故为其文笔华美的一大要因，但此前其自小在洛阳的文学磨砺，在北魏时已作《明堂赋》的才华，亦足以说明其少年才俊的实际水平。

相比之下，同为北地文人的魏收，其文学与李昶相比，在江左文人看来却有高低之差。魏收曾赠文集予徐陵，使其传之江左。徐陵以为魏收不得文学要领，将其文集投诸江中，云“为魏公藏拙”㊼。这一说法出于《隋唐嘉话》，未必真有其事，且魏收与李昶文学高下比照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以文学特点论，从魏收到李昶，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被魏、齐人目为北地三才之一、文学富赡的文人魏收，其文学在徐陵看来竟然笨拙不堪，而“唯留心政事”㊽、以为“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㊾，久当枢要，负责兵马处分的李昶，其文学在徐陵看来却“铿锵并奏”、“辉焕相华”、“标句清新”，两相比照，李昶非凡的文学才情不言而喻。这一评价更反衬出东、西魏分裂后，洛阳遗彦对辞彩藻丽、声韵铿锵的江左文学刻意追求的创作取向。

此外，李昶又有《答徐陵书》，全以骈体出之，在现存北朝文学作品中实属稀有。开篇“繁霜应管，能响丰山之钟。玄云触石，又动流泉之奏”㊿是对节令、风物之介绍，其优柔、雍容的笔触营造了一空灵、雅逸意境。另如“恒经枚孺之讥，屡被陈思之诮。羞逢仲子，类居山之鼓琴。屡见子将，同本初之车服。不谓殷侯，虚谈成价。遂同布鼓，轻响雷门。燕石空雕，终惭比德”，音韵和鸣，属对精工，雕琢之美不让徐陵。可以说，李昶对文学形式的刻意诉求及其被文入情的创作理念，与“丽藻星铺，雕文锦缛，义尽缘情”的徐陵文学是颇为暗合的。这也是北朝文学对江左文学模习之初不脱“言多胸臆，辞罕源泉”，至北朝中后期“铿锵并奏”、“辉焕相华”、“标句清新”的明显转变。

《周书·李昶传》云：“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虽然李昶不以文学为意，“所作文笔，了无稿草”，但当时“兵马处分，专以委之”的政治地位与“诏册文笔”皆其所作的文学声望相得益彰，为他的文学传播创造了条件。今虽无李昶与其他文人交流的更多资料见载，然以其与庾信、徐陵频有文学交流及其作品水准来看，当时他与长安文人间的交流酬唱亦不在少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李昶得与卢柔、唐瑾、元伟并为洛阳入关的四大文学领军人物，亦足证其实际文学水准及影响力。

总之，李昶的文学，既有师尚江左靡丽之风，又不失北人文学尚质的根本特点；承载着洛阳文学对长安文学传播的使命，同时又典学长安，深受关陇文风浸润；在洛阳文学与关中文学相互融化吸纳的过程中，深化了东西文人在长安的交流，同时也弥缝了东西文学的差异。

洛阳元伟在当时亦以文学知名于西魏。元伟父元顺曾任西魏中书监，元伟文学能够超拔于时，与其家学传承不无关系。元伟“少好学，有文雅”，以魏氏宗室，晋爵南安郡王，在西魏受到政治优遇。及尉迟迥伐蜀，宇文泰以伟为司录，“书檄文记，皆伟之所为”。元伟以文学优异，与唐瑾同为北周露门学博士，教授北周皇室及京师贵族子弟，大力传播了洛阳文学。《周书》元伟本传又云其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周书》虽无《文苑传》，但《王褒庾信传论》列举了六位北朝本土文人，分别为洛下才子元伟、李昶、唐瑾、卢柔及关中苏亮、苏绰，也说明了元伟突出的文学地位。

元伟文学作品今已不存，《北史·武成胡皇后传》云其聘北齐，“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令当时与僧人恣行奸秽的胡太后“深以为愧”。元伟出使北齐时，值北周与北齐开战，于是被拘系在北齐，直至北周灭北齐后才得以返回。庾信作诗以赠，其中有“虢亡垂棘返，齐平宝鼎归”、“绊骥还千里，垂鹏更九飞”，垂棘本出美玉之地，宝鼎乃国之瑰宝，诗以垂棘之玉及宝鼎之贵重，喻元伟文学地位之重。就具体文学作品风格而言，庾信以“美酒还参圣，雕文本入微”目之，可见元伟文学语言雕饰精美入微，与江左文学的华美文风相暗合。元伟文学风格如此，则其或教授于露门学、或酬唱于士林，所传达的深刻渗透着江左文风的洛阳文学亦当广为流播。

三

洛阳文学本身即承江左文学而来，洛阳文人入长安，为适应西魏初期的实际情况，多作军国文书，其次才兼有抒情之作。关中本土并无杰出文人与邺下及江左文人相抗衡，在关中文学基础尚为薄弱的情况下，洛阳文人发挥了独特的用“武”之地。无论是军国文翰、书檄奏表之类的实用之“笔”，还是诗颂辞赋之类的抒情文学，都对关中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柔与唐瑾为年长一辈的洛阳文人，曾随宇文泰经历过沙苑之战、江陵一役等诸多战事，军国文书之作颇多，以其清显之位和文学声誉来看，他们对关中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周文自谓得人，号为六俊。然瑾尤见器重”。六尚书中，宇文泰独以唐瑾甚为器重，这固然因为唐瑾出众的命世才力，但更在于其“秀”、“俊”的文学才力。《北史·唐瑾柳敏传论》以为“瑾、敏并挺杞梓之材，蕴瑚琏之器，博观载籍，多识旧章，固乃国之名臣。”显然，唐瑾“博观载籍，多识旧章”是其能够为宇文泰所重并辅翼王室的重要因素。

除军国文书外，卢柔、唐瑾尚有诗、颂一类的抒情之作，但以其建功立业的政治志向和当时关中文学重“笔”轻“文”的实际看，他们在实用文学上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其为宇文泰所重本身就可视为洛阳文学对关中文学影响的一个表现。

武帝宇文邕对于文章的观念，是关中文学对洛阳文学接受的另一表现。北周发展至武帝时，国力渐强，且有统一北方之意，北周、北齐之间时有战争。581年，北周灭北齐，以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为代表的邺下文人西进长安，武帝尤以李德林为重。《隋书·李德林传》载：

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曰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

武帝言语中不乏对于得李德林后的欣喜之情。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虽一直对立存在，但双方常有往来，宇文邕自然有机会见到李德林之文，而其“闻李德林名”，甚至视其为“天上人”则表明李德林文学在长安早播声誉的事实。邺下文人入长安后，北周“诏诰格式”皆委李德林一人裁定，足以表明宇文邕对其之器重。

视李德林的文章特点，不难见其与卢柔、唐瑾二人文学的共同之处。其一，李德林为文主张“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可见，实录是其为文的第一要素。其二，李德林之文中亦有辞藻华赡之处，这与邺下文学受江左文学熏染有关。既有骈俪华美，又不失实录之本质，文质兼顾，可见其对文章内在思想性的注重。其三，陆卬评李德林之文“浩浩如长河东注”，乃气势磅礴意。总体上，李德林文学有别于邺下文人对华赡辞藻的一味追求，而恰与卢柔、唐瑾文学在语言上辞藻纷纭、形式上整饬洗练、气势上恢弘大气的特点不谋而合，体现了洛阳文学与邺下文学同源于江左而不失北方文学之质的共性。

李德林入长安为武帝宇文邕所重，武帝的文学才力和李德林的文学声望固然是其中要因，但宇文泰重视洛阳文人的人才眼光和卢柔、唐瑾二人的文学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说，在宇文泰和洛阳文人的影响下，宇文邕的文学观念是倾向于华美富赡与典雅朴茂兼顾的。

天和二年（567）秋，武帝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以唐瑾、元伟、王褒、萧撝为文学博士，主要工作为教授皇子和贵族子弟。宇文邕将唐瑾、元伟两位洛阳文人与王褒、萧撝两位江左文人比肩共事，既反映出洛阳文人能够与江左文人在文学地位上相当，又反映出宇文邕文学观念的延续。

如果说卢柔、唐瑾二人对关中文学的影响重在实用之“笔”，那么李昶、元伟两位洛阳后进文人则在抒情之“文”上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他们不乏可观的文书之作，也有着“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的观念，但相对而言，其抒情之“文”的声誉和影响要更大。

就李昶现存诗歌来看，徐陵在《与李那书》（李昶小名那）中对李昶的高度评价是对李昶诗歌的认同与肯定。元伟虽无作品传世，但庾信评其“虢亡垂荆返，齐平宝鼎归”可见元伟文学地位之重，“美酒还参圣，雕文本入微”是其语言雕饰精美。李昶、元伟二人为江左文学如此看重，反映对江左文学的祖述。周明帝宇文毓文学之“词彩温丽”就是以此二人为代表的洛阳文人影响下的直接产物。

宇文毓生于北魏永熙三年（534），正当东西魏分裂之时，崩于北周武成二年（560），时江左庾信、王褒入关不久。所以宇文毓“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尤善属文，词彩温丽”的文学喜好及特点，基本可以代表洛阳文学对关中文学影响的结晶。

《周书·文帝纪》云宇文毓“所著文章十卷”，今存其诏敕较多，其中不乏他亲自执笔的文章，但多为实用之笔，了无意趣，与“词彩温丽”相去甚远，唯其诗《贻韦居士诗》、《过旧宫诗》、《和王褒咏摘花》可约略见其文风。如《贻韦居士诗》：

六爻贞遯世，三辰光少微。颍阳去犹远，沧洲遂不归。风动秋兰佩，香飘莲叶衣。坐石窥仙洞，乘槎下钓矶。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聊登平乐观，遥想首阳薇。倘能同四隐，来参余万机。

又如《过旧宫诗》：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秋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两首诗有三个共同特点：其一，属对工稳。如“岭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飞”、“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属对较为严整。虽不及庾信、王褒、李昶诗一样工稳，然与此前“遗文”“既丧”的西魏初期关中文人的文学相比则有了质的飞跃。其二，用典无痕。如“颍阳去犹远，沧洲遂不归”化用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之“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以支伯隐于沧洲、许由隐于颍阳，引喻韦居士栖居之所，娓娓而来。又如“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白水”系东汉光武帝刘秀故乡之河流，“新丰”系汉高祖刘邦于长安附近设立的新丰邑，迁家乡父老与其父居之。“白水”、“新丰”，了了四字，宛若家常语，却能微言大义，在声色不动中传达给读者出这样一条重要信息——同州本一龙脉重地。这一隐而彰的效果，得益于绝妙的用典艺术。其三，语言华美。如“风动秋兰佩，香飘莲叶衣”、“秋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词语典雅明丽，动静结合，宛似一幅生动的水彩画。

此外，宇文毓又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周书》、《隋书》对当时入麟趾殿考校图籍者有明确记载的有杨宽、韦孝宽、元伟、王褒、庾信、萧撝、颜之仪、萧大圜、宗懔、姚最、柳裘、鲍宏、明克让十三人。江左入北的知名文人几乎全部入选。北朝士人只有杨宽、韦孝宽、元伟三人，但并不能因此说参与校书者大部分为江左士人，恰恰相反，其余六十多名文人当以北人为主。《周书·于翼传》云：

世宗（宇文毓）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撝、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萧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于翼所谓“卑鄙之徒”，盖北人中家族地望不高、政治地位不显者。尽管宇文毓后来“定其班次”，使学士间有地位高下之“等差”，但毕竟麟趾殿校书使得大批本土文人有机会借“同为学士”的名义，与洛阳文人、江左文人诗文往来。这种近距离、长时间的文学接触促进了文人间的文学交流。从根本上说，这恰恰又是宇文毓从小受洛阳文人文学影响的延续。

另外，在谈及关右子弟的文学时，我们还会注意到赵王宇文招、縢王宇文逌二人，侧重点大多在其学“庾信体”上，但是，赵、滕二王学“庾信体”并非无本之木，554年江左文人入长安，洛阳文人在西魏、北周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文学建设，这是他们学江左文学的背景和基础。

赵王招，笃好文学，涉猎广博，富有才名，有文集十卷，今已散佚不见。现存诗《从军行》一首，另有《隐士诗》、《途中五韵诗》等多首诗歌，原文已不存。庾信赞其文学“风流盛儒雅，泉涌富文词”。縢王逌，博涉经史，好文学。其所著文章盛行于世，有《至渭源诗》一首和著名的《庾子山集序》。江左文人入北后，滕、赵二王与庾信皆相友善，并在文学上“学庾信体”。从仅有的文学作品和时人评价来看，滕、赵二王的文学地位不可低估。二人生平虽不确定，但大致可推测的是，554年江左文人入长安时，二王尚且年幼，与庾信有所交往也是在庾信入北一段年月之后的时间，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更需要经历一段过程，那么，在此之前，洛阳文学的熏染是其学江左文学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我们无法对洛阳文学的影响作一个定量分析，但在庾信、王褒等江左文人入长安后，之所以会产生“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的局面，与此前洛阳文人在长安二十年的文学基础建设有重大关系。如果没有洛阳文人二十年的文学积累，或者说如果庾信、王褒等人入北前长安尚为文学荒漠，纵使江左文人水准再高，亦难以激发关中文学华靡之风的郁起。

由上可知，在宇文泰执政初期，关中文学“遗文”、“既丧”，以卢柔、唐瑾、李昶、元伟为代表的洛阳文人意气风发，“咸奋鳞翼，自致青紫”，以其文学实践和突出的文学成就影响了一代关中文学。卢柔、唐瑾二人因其军旅经历，故多军国文书之“笔”，为宇文泰所重。武帝宇文邕对邺下文人李德林的器重，正是在此影响下的表现。李昶、元伟二人文学深受江左文人所重，作为洛阳文人之后进，在洛下新风播及关中时，他们在抒情之“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宇文毓文学“词彩温丽”即为洛阳文学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同时，赵王招、滕王逌学江左文学亦当以洛阳文人在长安二十年的文学建设为背景和基础。在洛阳文学的影响下，关中帝王、皇子逐渐重视文学，从而激发了更多的文学创作，对长安文学中心的形成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同时，在江左文人大批入北后，长安文人亦有了充足的底气与自信，从而能在南北文学交流中向更深层次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41000)】

⑧⑨⑩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7、467、467页。

⑱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6页。

㊲赵崡《石墨镌华》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3页下。

㊳郭宗昌《金石史》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4页下。

㊺㊻严可均辑《全陈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1、371页。

㊼刘餗《隋唐嘉话》下卷，见《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