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玉玲

士大夫对淑世责任的自觉承担
——晚清文言小说《啖影集》创作意识论

梅玉玲

晚明以来，思想控制有所放松，通俗小说领域兴起了编著神怪小说的热潮。与此相对应，记述鬼怪灵异故事传闻作为表现奇思异想和抒发幽怀手段的文言小说在文人士大夫中也甚为流行。这一文体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挥到了极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①汲取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借花妖狐鬼的故事影射现实的世态人情，故事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富于想象力，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聊斋志异》盛行于世后，影响甚广，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时风气。不少作者竞相追随仿作，出现了许多成就较高且特色鲜明的志怪题材的小说集，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

在清代贵州也出现了一部志怪题材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即道光年间盘县人范兴荣所著的《啖影集》。《贵州通史》第三卷《清代的贵州》称“贵州清代小说仅有短篇集一部《啖影集》”②，因此这是在贵州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一部小说。对于这部书的评价，赞誉颇多。《贵州通志·人物志》说“《啖影集》尤脍炙人口”。民国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贵州盘县人）认为“留仙《聊斋》以外，当以此为巨擘……喜其纪述……绘影绘声，呼之欲出。”③其知交好友况成春（赏音子）在为该书所写序中道：“《啖影》四卷，兼坡仙（苏东坡）、留仙（蒲松龄）之长，蕴藉处复不让六朝、唐人。余于鄂渚旅次，得窥全豹，可与《齐谐》、《述异》诸书后先辉映”。④贵州学人黄万机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说“与袁枚《子不语》差可比肩”。⑤这些评价都认为《啖影集》是一部个性独特成就较高的作品。笔者亦认为这是继《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后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然而这些赞誉仅是出于贵州同乡或知交好友之口，由于地域和传播条件的局限，这部书长期湮没无闻，不能走出贵州，获得在晚清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一

范兴荣（1786-1848），字仲华，号三一溪渔人，贵州盘县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兄弟四人，俱读书为儒。兴荣少而颖悟，十五入府学，十九领乡荐，才华秀发，州里荣异。然此后运势多蹇,屡上公车不第。困顿于家十二年，幸逢道光初年（1821）“大挑”（所谓大挑，是清代科举制度之一，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取任职。乾隆年间成为定制。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不考文章词赋，根据相貌应对选拔录用，意在使举人出身的人有较多的任用机会，属于清朝科举制度中的特科。）一等谒选，除山东文登县令。历官山东文登，湖北黄梅、通城、黄冈等县，后升武昌同知，兼权江夏县事（治今武昌）。任未满，以堤工罣误（江夏境内江堤数百里，历来是长江水患严峻处，范兴荣在其任上以具体负责堤防工程的下官之误，受牵连辞职）去职，遂赋归田。后无意出仕，主讲凤山书院，提携后生，育材甚众，张家凤《盘县范先生传》中赞曰：“盘山郁纡，笃毓人文。正风劝学，导夫先民。”⑥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卒，年六十二岁。著有《环溪草堂诗集》、《僻字便览》、《环溪草堂时文》未梓，仅刊《啖影集》、《环溪草堂文集》。

《啖影集》初刻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名宛温三一溪渔人著,书前有况成春所作序和作者《啖影自志》。民国十八年（1929）盘县鸿文石印局重印。民国三十一年（1942），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回盘县省亲，其父张家凤将家藏《啖影集》出示，张道藩便携归重庆，校阅一过，自拟序文，并请著名老教授蒋梅笙校阅作序，又附上其父张家凤撰写的《盘县范先生传》，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付正中书局铅印行世，民国三十五年（1946），正中书局又在上海依渝版重印。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由王天海校点的《啖影集注译》，以道光刻本为底本，将其余诸序和张家凤《盘县范先生传》全部收录，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版本。

清代追随《聊斋志异》而创作的这些志怪题材的作品情况差异较大。“大体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随、仿效，偏重于记叙委曲；一是抗衡。”⑦仿效者如《谐铎》、《萤窗异草》，两部小说集借鬼神物怪反映社会人生，故事有所寓意，写法上也有仿效的痕迹。抗衡者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对传奇式志怪深恶痛绝，对其叙事提出质疑，“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⑧纪昀的指斥，主要是因为这些描写太像真事，就社会影响而言，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一部分读者可能误读，其结果是将“见诸实事”。关于纪昀的写作立场，纪之门人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中有明确表述：“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⑨显然纪昀在晚年历尽宦海，阅历已深的境遇中是把著书作为寄寓劝惩的一种文字事业。

《啖影集》产生于《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之后，《啖影集》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范兴荣初次出仕地点即为山东，《啖影集》中的很多篇目，从取材到标题，都可以看到与《聊斋志异》相近的地方。作者在文中也时常表明他的写作灵感来自《聊斋志异》中某篇或某个人物。在写法上也有仿效的痕迹，如每篇末皆有“赏音子曰”起首的一段议论，带有《聊斋志异》篇末“异史氏曰”的精神。然而笔者认为仅据此就说《啖影集》追随模仿《聊斋志异》的看法是非常皮相的，这部书从内在的精神气质上与《阅微草堂笔记》倒是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虽然范兴荣本人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作为步入仕途的士大夫的范兴荣，与一生失意潦倒于乡间的蒲松龄相比，心态境遇和人生追求差异太大，而与“学问文章负天下众望”的纪昀同为士大夫阶层的中的一员，“欲使人知所劝惩”的用心是相通的。这部书在创作意识上主要体现为士大夫对淑世责任的自觉承担，在文字中寄寓劝惩，期待于人心世道有所裨益。

二

关于范兴荣的创作意识《啖影集》的命名已经作了强烈的暗示。范兴荣在《啖影自志》中说“形固不能藏也，影又奚不可啖哉”⑩，作者知交况成春说“有形即有影。日月不能离影而为升恒，山河不能离影而为流峙，鸟兽不能离影而为飞走，草木不能离影而为荣枯……有啖之者，而虚者实，微者彰，炳炳烺烺，转得不朽。然则是集也，即以影传可也。”⑪由此理解作者著书之旨，以形为实，以影为虚，由虚见实，由微知著，假借个人见闻与虚构之事，来影射现实人生。

范兴荣少年中举，三十多岁步入仕途，为官二十多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广泛感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仕途上，他是一个有强烈的使命感的士大夫，循良勤政，致民间有神明之颂。这种使命感也融入到了他的文字事业中。《啖影集》共四卷66篇，五万余字，其题材来源一为作者的亲历见闻或传说的琐闻轶事。二是独立创作的寓言故事，篇目不是很多，但是几乎囊括了志怪传奇的全部题材。66则故事中最多的是针砭世俗，寄寓着人情物理和作者劝惩之意的作品，笔者统计了一下，这些作品有36篇。这些作品现实性极强，寄托着作者努力改善世界的淑世情怀，有明确的伦理目的，有强烈的道德义愤，鲜明地体现出有志的士大夫对淑世责任的自觉担当，以传统道德对世道人心进行挽救的努力。

（一）破除迷信，启迪民智，以文化人，解救民众于麻木愚昧的思想状态

对民智的启迪显然是摆在重要的位置,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愚民政策使民众愚昧麻木，改变国民性的低弱状态是近代以来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有志的士大夫不是以愚民政策来求得社会的安定，而是怀着悲悯之心努力改变民众的愚昧麻木状态。范兴荣《啖影集》中有不少破除迷信的故事其用心正在于以文化人，启迪民智。

《啖影集》的开卷第一篇就是《跳神》，以纪实的手法，详尽叙述了西南地区这一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的民俗活动。对巫婆神汉们跳神的场景描述得绘声绘色，但这并不仅仅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民俗画。在不动声色的冷静叙写中，渗透了作者的道德评价和悲悯情怀。文中写跳神活动进行到“哭先锋”时庸俗鄙陋不堪，“迨至猥鄙之中，杂以嫚骂，闻者掩耳，而彼且津津焉。谓非是不足博仙娘欢。”对此作者忍不住议论：“则神之为神，概可知矣！”跳神活动进行到“接财神”时，民众疯魔如狂，巫师“涂墨于面，披纸钱数十提。手执竹鞭，要途人于路而朴之。人喧狗吠，举国若狂。甚或头颈破裂，无敢怒者”。读此仿佛看到文字背后作者悲悯的眼神。文末写法事已毕，“主翁具铜钱数千，红布巫各五尺，布鞋、布袜各一事，再拜致词，谓之谢神。老巫三辞而后受，乃命小巫先收神像，次收利市，次及米谷，次及鸡鱼、果饼，次及猪羊首并四蹄。”巫婆神汉不仅接受了钱财酬谢，又席卷了所有敬神的米谷和贡献，之后，“肩挑背负，拱手出门。仍弹旧曲，又过别院。”⑫意味深长的结尾，表面极为平淡，不作任何评论，而背后的韵味却冷峻而辛辣。读至此仿佛感觉字面背后有一双冷峻的眼神，无情地剥下了巫婆神汉们的面纱，神亦不过如此，不过是巫婆神汉们骗人钱财的道具而已。

《梦神》（卷一）写庙中神像“梦神”极为灵验，“梦中指迷，无不奇中”⑬。村长郝捣鬼总揽庙会事务，向求梦人索取财物，后由于内讧，其事败露，原是郝捣鬼本人预先潜伏于神幔中，待夜深人静时，假装梦神说话。《孙巫》（卷二）写一孙姓巫师惯于伸手从油锅中捉鬼，六十年屡试屡验，不料最后一次伸手入油锅却肉烂骨枯，气绝人亡。结尾赏音子评曰：“欺世骇俗，死有余辜。”⑭范兴荣对巫者以欺诈手段愚弄民众者深恶痛绝，在《令狐超》（卷三）中借学识品行皆优的老狐之口说：“巫祝梵咒，世教之贼也”。⑮

（二）反释男性艳遇，打破幻想，矫正世风，使之重归家庭轨道

《啖影集》中还反映出范兴荣矫正世风的用世苦心。对于艳遇题材的处理正体现出这一点。书生艳遇美女是基于两性心理而产生的一种题材，这一题材在《聊斋志异》和《啖影集》中都有，但在题材的处理上却呈现出不同的创作意识。

举例来说，《聊斋·青凤》写一狂生耿去病狂放不羁，言行出格，爱上了青凤——一个聪明美丽，温柔多情的狐女。尽管有其叔父的反对，但最终却是喜剧性的结局，两人终于得偿夙愿。蒲松龄另有《狐梦》篇，蒲松龄之友毕怡庵，读了《青凤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沉溺在对艳遇的渴望中，终于亦如愿以偿。对艳遇的渴望是男性的共同心理。《啖影集》也有类似的渴望艳遇的书生，但范兴荣却作了不同的处理。

《月宫》（卷一）写了一个狂生覃怀张生，为人豪放不拘小节，整日梦想“胁下生翼，飞入月宫，嫦娥一见，执手殷殷，笑曰：‘某兄来耶？’愿亦足亦”。一日果然有艳遇，在野狐作祟的荷花池边遇到一乘船的红衫少女。张生惊喜不能自持，马上上前大喊：“舟中人大安乐，得毋嫌寂否？”话未毕，人船俱不见，正怅惘悔恨，“彩云开处，月明如洗”，月亮开始还小，后来渐大，荷花池水突然上涌，直接霄汉。先前红衫女子出现撑船靠岸，张生一跃而上，船儿乘风破浪，驶入月宫。张生夙愿来到月宫，听嫦娥执手叫一声“兄长来了”，现在实现了。然红衫女子比张生所想的更主动，不欲其为兄长，而提出下嫁于他，如此主动，是嫦娥还是狐精？张生生疑，红衫女一怒挥袖，不知不觉将张生变成了兔子，果然是假冒嫦娥的狐精。从此将张生扣留在这“漫拟广寒乡”里。张生自知为狐精戏弄，后在二婢女的帮助下逃出，从此“廉寓自守，不敢复有狂言”。⑯这个故事可谓是《聊斋志异》中《青凤》、《狐梦》的反面文章，覃怀张生的身上带有耿去病，毕怡庵的影子，跟毕怡庵一样对艳遇“心辄向往,恨不一遇”，然耿毕二人如愿以偿，覃怀张生却被狐所戏弄，吃了苦头，从此“廉寓自守，不敢复有狂言”。这对社会上热衷艳遇的男性心理显然是一个反拨。《聊斋志异》中美丽的花妖狐魅温情脉脉地款接才情不俗的狂生只不过是蒲松龄的梦，然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会导致读者误读，陷入对艳遇不加节制的迷恋中。范兴荣所写的这个故事，正是给那些沉浸在艳遇梦中的书生以当头棒喝，消释其对艳遇的渴望。

范兴荣对男性艳遇心理给家庭的稳定所造成的破坏也有所关注，在作品中破解男性的幻想，并极力地把这些男性重新拉回家庭的轨道。《宦若秋》（卷三）中罗田梦希庄为人痴情视力却差，娶到了国色天香的美女宦若秋，却久而生厌，在屋后建一楼，名曰降仙楼，“所冀黄泉碧落，或有如《聊斋》之青凤、莲香，筮肯来游，未可知也”。梦生抱着艳遇的渴望，希望遇到《聊斋》中的青凤、莲香那样的美女或仙子。某夜正在吟诗，窗外有人续答，“一仙姬，衣银泥衣，拖金缕裙，云髻高耸，以纨扇掩面，珊珊然来”，自称宦亦秋，是若秋之妹，梦生与之亲近相好，觉得自已钟爱的就是这样的美人，相比之下，妻子若秋不过是“一印板美人耳”。一年多之后，亦秋以“缘尽此矣”，与之相辞。梦生以玉坠相赠，久久不能忘怀。过了不久，若秋生了儿子，梦生质疑两年未入内室，何能生子，若秋并不争辩，只是拿出玉坠。梦生“谛视良久，则抱雏而乳者亦秋，而实若秋也!”梦生厌恶已妻，渴望艳遇美丽的狐女，没想到“狐女”却就是自己的妻子，若秋利用丈夫视力不好，而作出狐精一样的举动，打消丈夫的艳遇幻想，实为不得已之举，“世间男子往往爱狐媚而憎荆布”，唯有化为狐媚现身说法才能让丈夫知道“床头自有一狐，不独在深山古洞也”⑰。作者以对世态人情的深刻体察，对渴望艳遇的书生以无情的嘲弄，打破他们的幻想，将之重新拉回家庭的轨道。

从二者对这一题材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创作意识的差异。蒲松龄笔下怀才不遇的狂生往往得到美丽多情的狐女的青睐，意在补偿现实生活当中怀才不遇的缺失，在虚构的故事中得到对自我才情的认可。然而这些故事往往致人误读，沉浸而不能自拔。范兴荣则对艳遇故事进行了反释和解构，他笔下的狂生追求艳遇往往是大失若望，或自食苦果。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体现了他作为士大夫淑世的创作意识，更重视道德品质的批判和建设，倡导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因为艳遇一类故事昧人心智，败坏风俗，他借这些虚构的寓言故事，来打破男性幻想，告诫人们艳遇不过是苦果，要回归现实轨道，谨守言行。

（三）神道设教，针砭时弊，劝惩世人，远恶向善

劝善惩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不仅在政治领域践行，更把手中之笔作为劝惩的利器，在作品中褒扬善行，惩治恶行，对人心进行教化。《啖影集》这一创作意识的实现大多是通过鬼狐变怪、因果报应的故事以神道设教来使世人远恶向善，在这些故事中同时也融合了作者对时弊的针砭，对世人道德修养的要求。

《龙宫闹考》（卷三）写巴陵文人夏侯生，“以文艺自豪，细行多不修”，因谋馆心切，结而成梦，梦中被洞庭龙君聘为“司文总裁（主考阅卷官）”，接往龙宫的玉尺楼，评阅科举会试卷子，选取人才。途中收受了身居高官的龟大夫、鳖河伯的重金贿赂，答应为其子在考试中先通关节。到发榜时，八千考生中，居然是腹无点墨的龟儿、鳖子占了第一、第二，其他所取，皆为世家大族，微贱如虾鳅者，尽在沙汰之列。由此激起公愤，龙宫中浪涌波翻，龙王也仓皇失措。幸有神君出策安抚，龙王下罪已诏书，驱逐贪赃考官夏侯生，撤销前榜，另延公正，补行考试。这才平息了龙宫考场变乱。众怒难犯之下，夏侯生伏在玉尺楼所奉魁星神幔之下，听魁星斥其为无行文人，并以墨涂其面。“豁然遂醒”，梦醒之后，“神笔涂处，有钱大墨点，终身不散”。⑱

小说以梦幻的形式构筑了一个想像的世界：梦境、龙宫，鱼虾蟹类的科举考试，奇幻无比，令人神迷。然而超现实的幻想背后表现的却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故事首先是一个带有讽刺训诫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心存贪念之徒的警示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神笔涂处，有钱大墨点，终身不散”，心存贪念，遭受羞辱是必然的，且将永被钉在耻辱柱上。另外故事也体现了作者本人的道德追求。对夏侯生“以文艺自豪，细行多不修”的介绍，表明不矜细行，必累大德，正是因为平时细行不修，才导致了道德的堕落，道德的追求远比才艺更重要，道德的修为要从“细行”做起。从这篇小说中还可以看到科举考试的诸多弊端，如纳贿循情、买卖功名、偷传题目、调换文卷、捉刀代疱等，无不是现实中科举舞弊图像的展示。科举取士由于营私舞弊“黜佳士而进凡庸”，有多少出身寒微的佳士被黜免，而引发士子的不满和愤慨。《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写科举考试的篇章，但是在创作意识上显然差异很大。《聊斋志异》偏重于抒发个体心灵。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每言及此，辛酸无比，在《聊斋》中写了大量的故事来宣泄心中的愤抑之气，《王子安》写落第举子的疯魔惨相，《叶生》写失意的士子死后不能瞑目的孤愤，写尽了寒儒的不幸命运，但把这种不幸仅仅归结为试官的有眼无珠和个人的命运不济。范兴荣虽也有在家困顿十二年的经历，但最终幸逢朝廷“大挑”，得到出仕机会，跻身为士大夫阶层一员，作为士大夫阶层一员的范兴荣从淑世的理想出发，主要抨击试官的贪赃枉法，以“钱大墨点，终身不散”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以示惩诫之义。

《鄢陵公子》（卷一）则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个纨绔子弟的堕落人生。邬友仁抽鸦片败光祖产，与妻子反目，沦为乞丐，“惟烟具不肯弃捐，仍拾砖作枕，就庙檐下或古墓旁吸之。所丐钱文，尽以市烟”。终至“大病，委顿墙下者久之，遂紧抱烟枪而毙”。死后被阎王责打数百，并处以刀山油镬之刑，仍不思悔改，再世为犬，仍不改其鸦片嗜好。⑲范兴荣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前后，鸦片大量流入中国，烟毒泛滥日甚一日，逐渐成为败坏人们品格、腐蚀人们思想、扼杀人民生命的毒品。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⑳《鄢陵公子》以烟鬼的经历刺中时弊，揭示了鸦片流毒给国人精神和肉体所带来的危害，也足以为纨绔子弟之金鉴。

示惩戒之意的篇章在《啖影集》中最多，《分床太史》（卷二）中孙生“性极顽钝，年十六，不能通一经”，因缘巧合得狐精芳兰的帮助，服下红丹开了智慧，科举高中，成了朝中清要，然而背弃盟誓，另娶宦族女为妻，悲怨的芳兰取走红丹，从此孙生“蠢愚一如其旧”，成为众人笑柄。㉑《黄耀采》（卷一）中诚实自守，为人恭顺的黄耀采，“潦倒场屋，一贫如洗”，朋友孟亚卿品行不佳“喜谈人暧昧事”，却“掇巍科，官县尉”，面对“赏善罚恶”的神龛黄不禁哑然而笑，结果被冥王请到阴世，为其破疑，方知前世为一妒妻，害死五名美妾。借冥王之口道出黄耀采今世运蹇之因：“困人一世，淹蹇三生”。㉒《豕异》（卷一）中史斌之妻昧人钱财致天道显灵异，猪栏中的猪幻化为史斌。《张吴氏》（卷一）中嫚骂乡邻的张吴氏被神灵惩罚口噤不能声。《冯汝霖》（卷四）中“饰三恶为三善”的湖北通城冯汝霖，被赏音子评曰“小人之尤者”，被神道含真子屏诸门外，被二郎神斥骂，一梦醒来，被抛弃到四千里外的山东，对假仁假义之徒真是人神共愤。

直抒范兴荣惩诫苦心的是《秦镜图》（卷三），鄂渚人骆明经，又号“学董外史”，以秉笔直书为己任，著有《秦镜图》一部，专主惩诫。范兴荣借骆明经之口表达著惩诫之书的目的“泄人神所共愤，补雷霆所不及，期于世道人心有裨耳”。㉓这正表明，范兴荣是通过神道灵异的故事以神道设教来弥补法律刑罚、思想教育的不足，期待实现民众远恶向善。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小说并未因劝惩的目的而变成冰冷的说教，范兴荣将自己人生的阅历体验和道德追求融入其中，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刻画非常生动，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四）坚持士大夫的良知和责任，对官场生态进行批判和反思

道光朝吏治腐败，“实心任事者，仅止寥寥数人，而惟顾一己之私者，比比皆是”。㉔范兴荣身在官场，但却不能蒙昧自己的良知，把自己对当时的官场生态的感受化为创作传达出来，而且在认识上达到了比《聊斋志异》更为深刻的程度。

《白先生》（卷一）是其中颇富寓言意味的一篇。登州多狼，捕狼令引来了一位白先生，毛遂自荐“以捕狼为己任”。然而白先生来了之后，狼患更厉害，受狼害的多是州县奸吏、恶役。太守与白先生展开了一场何谓狼的辩论。白先生说：“吾所谓狼，有貌狼而心不狼者，有貌不狼而心狼者”，说自己在为太守“以狼治狼”。某日太守生辰宴席上，群官毕集，“诸牧令顾盼自雄，或标榜衣带之华，或评量缺分之美”，白先生呵斥：“君等徒以此为民父母耶？”然后指座上一客曰：“此狼中之元凶也。”顿化为一只大白狼，咬死此人。白先生关于狼的论述启人深思。是否为狼，不在形貌，而在其心，那些高高在上却只谈官服衣带，评官职肥缺的父母官，与狼何异？范兴荣对官场现状怀着忧患和反思，在篇尾发出感叹，“呜呼，良加犬就是狼，狼去犬就是良”，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场生态的反思何其深刻。㉕

《杜履祥》（卷三）一篇有类于《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也是以阴间来反映阳世。府衙书吏杜履祥与城隍庙的黑白无常结交，无常经常吃喝杜的酒食，杜母病重求助无常，无常乘机榨取财帛，但其母命仍不保，杜气愤毁无常泥像，魂魄状告到冥府，冥帝只判城隍贪枉溺职，撤回听议，杜履祥被责打四十杖还阳。㉖与《席方平》相比，席方平历经磨难取得胜利，而杜履祥的结局表明范兴荣对社会的认识比蒲松龄更加深刻，清朝政权腐败自上而下，官官相护。此文笔致也颇为生动，把黑白无常贪婪欺诈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文学是精神的创造物，精神的存在决定着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㉗《啖影集》对民智的启迪，对世人的劝惩，对时弊的指刺，对官场生态的忧虑和反思，正是源于范兴荣作为封建时代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对淑世责任自觉担当的精神。这种创作意识显然与“士志于道”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要求它的每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浓厚关怀。”㉘历代士人无不饱受“先师遗训”的侵染，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以求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圣贤。“士志于道”的传统，提升和完善着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品格。尤其是那些挤入仕途成为士大夫阶层一员的士子，更是胸怀大志，心忧天下，形成一种极其珍贵的人类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渴望经邦济世、益国益民益世的高尚的淑世意识。我国古代小说劝惩传统的形成正是文人淑世意识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延伸。作为从偏僻一隅贵州走出的作家范兴荣，关心民生，关心世风，关注晚清末世时弊，创作出《啖影集》这样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作品，实是难能可贵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啖影集》并未如《阅微草堂笔记》因为服从于劝惩之目的而摒弃描写的笔墨，依然呈现出作者丰富的才情，在题材、构思和情节上出新逞奇。张振国的《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中说：“作者文笔不在蒲松龄之下。在道光后期的所有志怪传奇小说集中，这是艺术性最强的一部。”㉙这并非过誉之词。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550025)】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②杜文铎、余宏模《贵州通史》(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756页。

③④⑥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㉓㉕㉖王天海《啖影集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1、304、302、301、2、59、142、205、14-15、210-211、53、63-65、71-74、33-34、182、55、153-155页。

⑤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页。

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⑧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567-568页。

⑳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㉔转引自许曾紘《道光朝吏治腐败探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㉗林贤治《中国作家精神还乡的历史流变》，《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2期。

㉘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㉙张振国《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贵州省教育厅2014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啖影集》的淑世情怀及创作特色研究”（编号：14QN023）】。